情感互动与青年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基于湖北武汉市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向城市流动所引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本研究以湖北武汉市的青年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开放式访谈和个案研究,试图通过"情感互动"的分析来对青年农民工身份认同现象进行再解释.个案表明,青年农民工在城市参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理想状态是通过低度情感能量的唤起、短期情感到长期情感能量的转换以及高度情感互动与青年农民工身份符号的再投资来完成其城市身份认同,进而达到社会融合,而现实是多数青年农民工在社会互动中无法获得高度的情感能量,致使身份认同失败.笔者分别从个人、社区以及社会组织等三方面提出措施来加强青年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情感互动,进而实现城市社会的身份认同.     

社交媒体上科技类虚假信息的传播与控制——以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双黄连事件”为例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最重要渠道,也使虚假信息泛滥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社会问题。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双黄连事件”在我国爆发就是一个例子。本文将该事件作为社交媒体中科技类虚假信息传播的案例,以其在微博上报道和讨论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虚假信息的产生原因和纠正机制。研究显示,“双黄连事件”是科技类虚假信息传播的典型案例,揭示了科学、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交流与公众科学传播之间的差异、科学共同体的规范与媒介的规范及工作方式之间的差异是其发生的深层原因;疫情初期社会公众的焦虑情绪和社交媒体平台运作方式直接推动该事件的发展。     

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花间词”的流行研究

如果将唐五代时期花间曲词看作文人之间、文人与民间情感能量互动行为中的"符号资本",那么花间词则可以看作是当时特定社会时期的流行文化符号。文章运用社会学互动仪式链理论,探究文人在"笙箫歌舞"的江南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微观情景中,在填词的社会互动的仪式链的交换情感乐趣中,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集选《花间词》这一"符号资本"流行的传播本质规律。     

消失的“EE”：关于被忽视幼儿在互动仪式链中的事件流分析

微观社会学中,际遇者之间的互动仪式组成了宏观社会网络的链条关系——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情感 能量（EE）是个体参与互动仪式的结果之一,也是个体吸引其他际遇者的成本。被忽视幼儿是性格内向敏感、逃避同伴交往的 特殊群体,失败的互动仪式中自信、热情、愉悦等情感能量的丧失直接影响其同伴关系发展。依据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 斯的互动仪式理论模型,观察记录一名被忽视幼儿在不同事件流中的内在情感流动与外显行为特征,确定幼儿丧失EE 的具体 互动环节,提出改善被忽视幼儿同伴关系的操作性教育建议。     

官员“亲民秀”的效应、成因与合理应用——基于剧场政治的分析

官员"亲民秀"作为一种彰显态度、表达情感的"剧场政治"行为,需辩证看待。顺应民意且符合媒介传播规则的"亲民秀"有利于塑造良好官员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强化政治认同,夯实合法性基础;而沽名钓誉的"亲民秀"则强化官民对立情绪,危及党和政府公信力,消弥合法性支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要求官民互动以彰显民主价值、培育人群互信,但仅对上负责的官员选拔任用机制、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导致伪、劣"亲民秀"泛滥。新媒体时代,应强化制度顶层设计,构建民主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以及多向度、立体化的政绩考核体系,合理运用媒体工具,使"亲民秀"实现内容与形式的深度契合,从而塑造良性政治生态。     

互动仪式理论视域下网络话题事件的情感传播研究

从互动仪式理论出发,认为网络话题事件是一种新型的互动仪式,情感是网络话题事件的根本动力。事件主体通过参与互动仪式获取情感能量从而共享情感意义。事件的展开过程既是一个舆论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情感刺激、互动与共鸣的过程,也即情感传播的过程。     

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消极社会情绪及其治理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频发,考验着各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易引发各种消极社会情绪,不仅影响社会成员的心理健康,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感受。以新冠疫情为例,群体恐慌、群体焦虑、群体愤怒、群体冷漠等消极社会情绪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普遍存在,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利因素。积极调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消极社会情绪、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缓解社会矛盾的迫切需要,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满足国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必然要求。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所诱发的消极社会情绪具有普遍性、具体性、暴发性、感染性等基本特征,是在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双重作用下,经历情绪生成、情绪发展、情绪暴发和情绪传染等几个重要的演变阶段后所形成的规模化、持续性情绪氛围。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情绪生成的内部动因表现在四个层面:社会需要激发消极社会情绪唤醒;风险认知催生消极社会情绪分化;心理预期促进消极社会情绪强化;从众心理引发消极社会情绪传染。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情绪生成的外部效应体现在四个方面:利益冲突催生消极社会情绪的极化效应;社会公义引发消极社会情绪的汇聚效应;社会偏见强化消极社会情绪的期望效应;媒介传播引发消极社会情绪的扩散效应。科学把握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社会情绪生成机制和规律,加强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的社会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切实做好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消极社会情绪的调控,才能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确保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良性有序发展。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社会情绪的治理对策包括:密切关注民众现实需求,阻断消极社会情绪源头;及时调整民众风险认知,实施消极社会情绪隔离;合理引导网络情绪互动,增进积极社会情绪趋同;充分保障情感支持系统,营造积极社会情绪氛围。     

“事件-应急”型环境治理范式及其批判——清湖围网养殖“压缩”事件中的深层社会问题

为减少环境事件的社会影响,当前的环境治理呈现出"短平快"特征,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事件-应急"型治理范式。太湖蓝藻事件后,清湖围网养殖被问题化。虽然问题化机制迅速解决了困扰多年的过密化养殖问题,但也暴露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多元化污染源中,作为"罪魁祸首"的工业污染依然未得到根本遏制。"事件-应急"型治理范式是末端治理,污染事件发生前缺少初端预防或监管不力,污染事件爆发后一刀切地"关停并转"相关弱势产业。这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还可能造成更大的生态问题。只有实施"预防-控制"型治理范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进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会舆论的互动传播——从“非典型性肺炎”事件谈起

非典型性肺炎事件前后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姿态与言行,显示出政府与大众媒体权威声音的缺失与谣言盛行、民心混乱以及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紊乱的逻辑关系.传媒既要维护政府权威,又要在乎民众需求,在法律和事实允许的范围内,在行业道德规范的框架内,积极主动地搭建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沟通平台,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预警机制与媒体信息发布机制的有效互动,对公众特殊环境中的信息需求做出最富有成效的响应,建立社会舆论的互动传播机制,真正实现维护社会稳定.     

政府、媒体与公众的风险互动: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模型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对象,提取微博、微信及政府官方网站上的数据为样本,以公共卫生事件阶段性特征为时间划分依据,探究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在议程设置中的互动关系。政府、媒体和公众于疫情的不同阶段在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等方面存在主导权的转换。疫情初现期,公众勾连SARS求证,媒体追随政府辟谣;疫情爆发期,公众注重情绪发泄,政府和媒体注重解决对策;疫情蔓延期,公众信任占半,政府注重行为指导,媒体追责、指导并举;疫情衰退期,政府媒体注重情绪安抚,公众信任回归。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研究,应将政府、媒体与公众/意见领袖整合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基于此,研究建构了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于初现期、爆发期、蔓延期、衰退期四个公共卫生事件生命周期内良性互动的循环式舆论引导模型,以此为今后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提供实践指导。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会舆论的互动传播——从“非典型性肺炎”事件谈起

非典型性肺炎事件前后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姿态与言行，显示出政府与大众媒体权威声音的缺失与谣言盛行、民心混乱以及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紊乱的逻辑关系。传媒既要维护政府权威，又要在乎民众需求，在法律和事实允许的范围内，在行业道德规范的框架内，积极主动地搭建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沟通平台，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预警机制与媒体信息发布机制的有效互动，对公众特殊环境中的信息需求做出最富有成效的响应，建立社会舆论的互动传播机制，真正实现维护社会稳定。     

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的必要性分析

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尤为必要,特别在社会深刻转型和充满风险的当下中国.本文以"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为分析框架,从"社会舆论引导"、"政府管理"、"危机事件"三个基本角度,阐述"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的必要性".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是对流言、谣言传播的有效预防、纠正和瓦解,是对政府信息行为的一种敦促和回应."突发性"体现了危机爆发的不确定性与集中性,要求媒体既要有预防危机继续连锁反应的应对策略,又要建立机动弹性的应对机制.     

风险沟通理论下突发性灾难事件不同场域传播互动研究——以台风“尼伯特”事件为例

本文基于风险沟通的理论,以突发性灾难事件第一号台风"尼伯特"为个案,通过对其传播过程中官方与民间场域在信息响应、内容结构、公众回应与社会信任等方面的内容分析,探析在两大场域间突发性灾难事件风险沟通的特点、差异,并在风险沟通的视野下对突发性灾难事件在不同场域的传播互动进行多维度的探究。     

论宗教信仰与西北少数民族的互动关系——以“趋社会性情感”为视角的研究

"趋社会情感"是人类合作情感需求、合作心理需求的体现,西北少数民族以宗教信仰为互动轴心,通过"趋社会情感"构建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情感世界、想象共同体世界和智者世界及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内生性、外生性和共生性相结合的民族互动关系。西北少数民族通过这三个世界、这些关系凝聚形成了对民族和国家的"共有态度",即以中华民族一体化的总体场域构建各民族同在中华民族整体框架内的互相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交流和互动的求大同、存小异的民族关系。     

突发灾难事件舆情在社会化媒体上的呈现与管理

突发灾难事件的舆论会成井喷状爆发,在事件发生后的不同阶段,舆论关注点会有不同。新的舆论议题不断出现,但持久度并不高,其主流是网民的情绪表达,其中也兼有理性的思考。社会化媒体在突发灾难事件中承担信息传播和情感宣泄的功能,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舆情的管理中,要让社会化媒体成为信息传播和情感宣泄的通道,理性看待灾难事件中的网络动员,并重点关注舆情中变数较大的议题。     

突发灾害背景下的企业社会反应行为研究

在考察了万科在汶川地震后的社会反应行为后,构建了概念模型。其中,政府期望、媒体热点和竞争互动的环境因素在给企业社会反应行为施加约束与压力的同时,也为企业社会反应行为的方向决策提供参考。行动的真诚性、公开性以及内部工具的运用是企业社会反应决策的重要内容。在事件背景与环境因素的影响下,积累的公众情感会对企业的社会反应行为形成期望。最后,总结了案例的结论与现实启示。     

从“媒介化”到“事件化”:媒介事件研究范式的拓展与变化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遍运用,大众传播的线性控制模型正在被双向交流的互动话语模型取代,这种媒介环境系统的变化要求拓展媒介事件理论研究范畴与研究模型。传统媒介事件研究,其基本理论倾向是事件"媒介化"(mediation),强调媒介在事件传播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其叙事主题一般较为宏大。新媒介环境系统中媒介事件研究基础路径转向"事件化"(eventization),关注媒介事件对分裂、碎片化社会的整合作用及其意义表达机制成为媒介事件研究新的重心。     

情绪共振视域下微信公众号的正能量传播:理论与实证

微信因具备交互性、非线性、强关系等圈群化传播特征,容易成为热点事件极端信息传播的温床,造成负面情绪的圈群化感染和传播.根据对2019年"国内年度十大社会热点事件"及百度沸点APP发布的"百度国人搜索榜单(年度国内事件)"中排列前5的社会热点事件和政治热点事件的内容分析,研究发现:热点事件中的公众号文章情绪与评论情绪具有一致性,且自媒体公众号呈现的情绪表达一致性高于官方媒体;公众号通过煽情化叙事进行情感动员,表现出明显的煽情倾向;政治类议题中正向表达的公众号文章对激发公众正向情绪有明显影响.因此,本文提出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公众号要打造渗透型圈层传播结构、积极设置正能量议题等传播引导策略.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网络发生机制

近年来,"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在我国似乎形成一种所谓"涟漪效应",其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及与之相联系的群体异质不公平感的普遍存在;其次也与利益表达机制的不畅通有关。在其产生的过程中,事件触发与演化的关联性往往是通过驱动机制、认同机制、社会比较与自我展示机制和说服争辩机制交互作用表现出来的。在信息时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这些相关发生机制往往与网络极化效应直接相关,即"无直接利益冲突"极易导致网络极化效应的产生,而网络极化效应也促使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扩散。而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正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网络发生机制的作用过程。由此,应给予充分重视。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要素分析——“黑天鹅”与“灰犀牛”之变

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冲突最为剧烈的表现形式,其成因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针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曾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但近年来国内研究对此领域的关注度有所降低。为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结合现代风险社会特点,从微观角度探赜其发生的成因要素,这包括事件参与者的形成、共同理念与行动目标的确立、普遍情绪的产生、共同行为方式的选择、诱发因素、社会治理效果等。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对各成因要素之间的演化过程和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群体性事件是一个社会矛盾积累并经由冲突各方不断采取不同策略组合进行博弈导致最后事件爆发的动态过程,“黑天鹅”与“灰犀牛”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风险比喻,虽然其发生概率大小不同,但我们均应谨慎待之。应围绕“事件参与者的形成”这一核心要素,从提高“社会治理效果”的向度继续深化相关研究,为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实践提供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