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陪审员“事实审”的困境透视与司法选择——以《人民陪审员法》第21、22条为分析重点

《人民陪审员法》第21、22条的规定标志着“事实审”在陪审领域的确立,但是根据法律文本的考察和既有陪审制度的实践来看,陪审员“事实审”还面临以下三方面的困境：新法规定的“法律审”和“事实审”难以做到泾渭分明;我国司法机关在多方压力之下形成的“规则依赖”惯性巨大,陪审员受其影响过分依赖证据而非内心确信进行审理与“事实审”的目标不符;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对建立陪审员制度的“知识比较优势”预设前提形成了挑战,进而影响到“事实审”的效果。通过借鉴域外的相关做法,可以着重从构建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标准、创新庭审合议程序以及完善陪审员认定科学证据的相关规定等方面予以改进。     

陪审团事实裁决终局性的理据

陪审团对事实的裁决之所以具有终局性,根据在于其裁决是公意的反映,其审判是基于同意的统治,陪审团与法官之间的分权制衡有利于保障其裁判的公正性,陪审团决策中立、民主和科学使其裁决的可靠性具有保障,陪审团是非负责机构无法对其追究责任。但人不是万能的,陪审团的原则和精神在现实中也难以完全落到实处,其裁决也时常犯错误,故有必要向相关人士提供救济机会。陪审制的内在逻辑及其蕴含的政治智慧,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极具启发价值。     

论大合议庭中陪审员对事实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七人合议庭审判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仅可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表决,不可就法律适用进行表决。但是该法及我国三大诉讼法均未对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审权限内的事实问题应当指某一行为或事件是否发生或客观存在,而事实确定后的后果则属于法律问题,但从法理以及司法实践来看,部分事实问题仍然由职业法官进行认定,例如非法证据的排除以及证据是否采信。大合议庭审理案件中人民陪审员可以通过听取证人证言、向证人发问以及勘验犯罪现场认定案件事实,准确参与审判,保证司法民主得到落实。     

《第二十二条军规》结构特色评析

本文从美国著名作家约瑟夫.海勒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结构出发,论述了这部小说在结构上呈现出的两大特色:意识流特色和迷宫特色。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双重解读

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当属20世纪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精品和典范。从反映论看,它是权力法则的象征;从表现论看,它是演示现代荒诞意识绝妙的艺术载体。从反映论与表现论的不同角度进行双重解读,更能彰显出小说的精品价值和经典意义。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戏仿解读

戏仿手法的运用,使得《第二十二条军规》与以往的战争小说完全不同。通过塑造反英雄式的人物约塞连,以及对宗教话语的戏仿,海勒描画出现实生活中的荒诞,同时表达了对身处其中的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此同时,读者也可从强烈的反差中,重新审视战争、社会以及人性。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荒诞解读

从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语言技巧和情节设计出发,剖析了作者行文中的语言游戏,呈现出反逻辑性,诡辩性以及矛盾性的特点,这种语言宣布了世界的荒诞不经,使作品在不断的重复中始终处于一种新鲜的状态。在情节设计上,通过对作者大量独具创新的碎片式的结构进行分析,展现了情节的悖谬性。进而反映了人们内心的迷茫恐慌,社会的疯狂混乱,以此探索该作品独到的荒诞艺术,展现本部小说的魅力以及海勒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转化犯的立法本质——法条竞合

转化犯的立法本质是法条竞合中的交互竞合与包容竞合.转化犯包容竞合立法例又包括准犯的立法及与包容犯立法逻辑相反的以他罪定罪的立法,其立法的理论根据是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其行为形态与国外刑法理论中“犯罪的发展”和“伴随行为”相近.转化犯法条竞合拟制性规定应具有充足的理由,并坚持一定的原则.转化犯包含的刑法理论并非我国独创,其立法本质是对法条竞合下法条适用的选择.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对话性

复调小说展示的是一个多声部的世界，其中对话又是这个多元、互动世界的基础，它源于对现实人的存在的深刻思考。巴赫金认为，思想不是一种主观的个人心理产物，而是存在于与他人另一种思想的积极交往中。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正是这样一场大型的对话。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之间的对话，人物内心的对话，情节结构的对话，以及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对话。通过这些对话，海勒不无诙谐地对貌似坚不可摧的传统权威进行了解构，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人人都能平等对话的世界。     

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的法理与机制

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之法理寓于立法的政治合法性、民主性与科学性之中。就其性质而言,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既是中国特色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社会主义立法正当程序中不可或缺的政治性因素,也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实践中,为规范和保障参与立法协商,各地方逐渐形成“四元共文模式”、“二元共文模式”和“一元独文”模式等,这些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出台,为人民政协有效参与地方立法协商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有必要总结地方经验,在体制机制上需逐步完善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的规范建设、组织建设和程序建设,以确保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的规范化、常态化和多样化。     

个人信息概念的法教义学分析——以《网络安全法》第76条第5款为中心

从个人信息的称谓看,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资料)概念可以等同,而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之间存在较大区别.《网络安全法》第76条第5款采用个人信息的称谓,并以“识别型”及“概括列举型”的立法模式定义个人信息.对这一定义亦应作广义解释.具体而言,个人信息具有“识别”与“记录”两个要素.其中,“识别”属于实质要素,需结合识别的判断基准、信息相关性、识别可能性三个方面予以判断.而“记录”属于形式要素,没有记录在载体之中的信息不是个人信息.     

跨行政区环境管理的再思考——兼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二十条之规定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设立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地方政府合作管理的协调机制符合我国实际的情况,但也还有完善的空间。跨行政区环境管理是一个多面向的复杂问题,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最佳的制度,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在多种机制中选择适应的管理制度;成功的合作管理通常来自于适应性的、自组织的过程,我国现阶段要解决的急迫问题是合作的前提——守法与法律的监督执行。     

职务发明产权激励机制研究——专利法第六条修改建议

产权激励机制对于调动职务发明人的创新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现行专利法在这方面存在缺陷,由此导致发明人权利缺位、创新积极性不高、单位技术流失严重、专利实施率低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职务发明产权激励机制进行研究,提出了修改我国专利法第六条的建议方案。该修改方案以调动职务发明人创新积极性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价值取向,对激励创新和促进专利实施有重要意义。     

医疗机构与产品责任——《侵权责任法》第59条的理解与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59条,也就是医疗产品责任的请求权基础,仅适用于产品—服务结合体致患者损害的情形,医疗机构系以服务提供人身份承担严格责任;至于医疗机构充任生产者或销售者的场合,则适用第43条。第59条乃是第五章产品责任外的独立规整,令医疗机构承担严格责任的理由,是出于法政策的考虑,而不是法解释学的成果。医疗机构于第59条构造中的地位,颇类第43条中的销售者,故第59条的未尽事宜得类推适用第五章有关销售者的规范。     

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法院决定还是当事人决定——基于民事诉讼的分析

就具体的民事诉讼个案而言,人民陪审员制度根本价值在于实现司法公正;我国法律对人民陪审员是否参与案件审理的决定权,根据案件类型,有的赋予人民法院,有的赋予民事诉讼当事人;基于裁判请求权保障之要求,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决定权应当赋予民事诉讼当事人.     

对中国陪审制度的实证研究——以某市基层法院为视角

中国陪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独特性和具体运行情况究竟如何?我们通过对一中心城市基层法院陪审制度实际运行状况的实证调查,发现中国陪审制度不同于两大法系陪审制度的诸多特点,并得出其制度设计与立法预期存在较大差异的结论。在事实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未来陪审制度的改革进路的价值评判。     

“危险驾驶”行为不宜独立设罪——对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的评析

危险驾驶行为有巨大的社会危险性,刑法修正案（八）将飙车、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打击的范围,迎合了社会公众要求打击此类行为的舆论。但是,单独设立危险驾驶罪有悖刑法谦抑性,会造成刑法规范之间的不协调和实践操作上的困难。通过解释和完善现有刑法规范,完全可以满足对高危驾驶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需要。因此,在刑法中单设危险驾驶罪没有必要。     

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研究

刑法立法效益是刑法立法机关制定刑法所产生的符合立法者主观预期的客观效果与收益,是刑法立法收益扣除刑法成本、刑法质量、公民法律意识等因素后的净收益。刑法立法质量、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都对刑法立法效益产生影响。刑法立法效益是以耗费立法成本为前提的效益,以刑法立法收益为价值追求。刑法立法效益与刑法立法效率、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质量是有区别的,刑法立法效益主要取决于刑法成本和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效益的内容包括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试论农村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司法个案透视

农村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互动、冲突以及互动形成的条件与模式一直是备受学界关注的内容。从司法个案的角度阐明农村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之间的现实冲突及成因,并说明农村习惯法成为法源的社会学依据,从而进一步探讨二者互动的条件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