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正义》的性情思想探析

孔颖达《毛诗正义》广泛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的性情思想,其性情思想主要内容为:性情的本体是"气";"受气"的厚薄不同使人性分为九等,各等善恶不同;统治者应该以身作则来教化人民,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教化得以成功的依据在改变人的性情,使人性由恶趋善、性情中和;教化最有效的手段是诗与乐。     

董仲舒“宜于世”的乐教论

以礼乐教化治国平天下是先秦儒家的核心思想,董仲舒继承这一传统。在汉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宜于世”的新主张,从“性待教而为善”、“人成之以礼乐”、“乐为应人制之”等方面重申儒家礼乐教化的相关见解,显示出汉代新儒家的理论特色。     

论张载的人性说

张载在批判前人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重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只有圣人才具备;气质之性则由于秉气的刚柔、缓速而具有善恶混的特性,这是多数人所具备的。人只有通过“善反”、“成性”和“知礼”的途径来“变化气质”,才能实现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张载的人性说将超越本体的道德价值与人性的现实层面统一起来,拓展了对人性问题的阐释空间,成为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基础。     

试论《性自命出》的美学思想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文全面地论述了人的性情在审美体悟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性情的摇荡不仅是审美体悟的根本原因 ,而且也使审美体悟以一种激越的过程表现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 ,《性自命出》的作者把审美体悟体当作“反善复始”的一个重要途径 ,把美学思想与天命论结合起来 ,依托性情 ,回归天命 ,提升自我 ,与《中庸》《孟子》具有内在关联 ,使儒家的美学思想向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郭店儒家简与孟子心性论

郭店儒家简有较丰富的人性天命说的内容。人的性情,禀赋自天。神秘的天道天德是人道人性的终极根据。肯定人的情气和内在生命有为善的趋势,以情言性,即心言性,是楚简与《孟子》的相同之点。在存心养性、“仁内义外”的问题上,二者有所区别。孟子对他以前的心性论作了理论的提升和推进。理解“情”与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内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四端七情”恰恰是天人之际的纽带。性善论既是道德理性普遍主义的提扬,又不排斥情、才、气性。在心志的引导下,道德情感可以成为道德行为的力量。     

王安石的性命学说

道德性命在王安石是一整体观念。从这一观念出发,王安石不仅对性情关系、性命关系作了理论阐述,认为性情本来一体,其不同在于性属未发而情属已发,性无善恶而情有善恶,命有正命、兼命;并且基于儒家伦理价值的立场,强调人由“习”和“养”转向善,实现正性和人为之命。王安石的性命学说对于宋前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及其未来走向有其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     

船山心性论分析

船山创造性地诠释了张载关于“太虚”的观念,提出了“气”本体论,并以“气”本体作为其重新阐释儒学心性论的天道依据,全面阐发了“性”、“心”之内涵及其内在联系,性情论,未发已发说,道心人心说等心性论各个层面的问题。船山对儒学心性论的解释,贯穿着“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以健顺五常之理融合于清通”的主题,突显了儒家传统性善论的主体性原则和天人合一的圣学思想。其目的在于,克服宋明理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及其在精神气质上与儒门之正学的张力和偏差,以便回归儒门之正学,重新确立道德理性的至上地位。     

论宋明理学的美学意蕴

宋明理学具有向性情逼近的切实需要,从而打开了通向审美感悟之域的路径:理学文本的包容性、活脱性和开放性,使其走向了美学文本;宋明理学关于境界、品格、生生之德的论述具有浓郁的审美情调;宋明理学特别是心学对心与物的讲述,透出了由善而美的意义和韵味;白沙之学与阳明心学乃儒家以"乐"为中心的内圣之学的审美境界.     

论陆世仪“气质性善”人性论思想

在复兴"朱学"的思潮中,明末清初思想家陆世仪不唯力推"朱学"的流衍,而且还改造和完善了"朱学",于人性论方面尤为突出。陆世仪立足于气质论性,提出不少新的观点:"义理即在气质",义理是"气质中之合宜而有条理者","即恒处便是善","性兼理气";人与物之根本区别在于"人可以学问",可以"变化气质",而"物不可以学问"。陆世仪实现了对程朱"义理、气质"人性二元论的系统改造,从而建立起"气质性善"人性一元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儒家人性论思想。     

论程伊川“性即理”的基本内涵及其工夫论指向

程颐的“性即理”说一方面以“理”规定“性”来保证了人性的善,但同时通过性气分设、性情分设的方式,指出气禀在人成德之路上的负面意义,从而为成德之工夫指明了方向。因此,伊川之工夫论,可以在“性即理”这一表述中找到其根据所在。一方面为对治人心中“气”的消极影响,故需“涵养用敬”;另一方面为彰显人性中“理”的一面,故要“格物穷理”、“进学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