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教义学反思与重构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司法判例不断增加,但如何适用本罪的争议也越来越大.该罪的整体保护法益是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对该罪所规定的三种行为类型都应当在此指引下进行限定解释.《刑法》第286条第1款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的行为应当具有指向性、直接性和毁弃性的特征.《刑法》第286条第2款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和应用程序的行为,可能通过对系统数据处理功能的破坏而构成,也可能通过对系统重要使用功能的破坏而构成,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与财产犯罪发生想象竞合.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罪量要素的认定,应当严格解释经济损失和违法所得标准,并避免司法适用过程中的隐性重复评价.     

关于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的若干问题

本文所指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活动的决定》和“两高”《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精神及刑法的有关规定概括的,是指凡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实施的犯罪的总称。本文着重探讨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的共性,具体犯罪的个性特征及其与相关罪的界限,论证了对该类犯罪的处罚原则,以期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

刑法第240条第2款不是关于实行行为的规定,而是关于共犯行为的注意性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该罪的法益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生命、身体的安全及人格尊严;该罪以卖出即对被拐卖人支配的转移为既遂;该罪是即成犯;拐卖妇女、儿童罪与非法拘禁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实行行为”及相关问题研究

组织型犯罪的"组织行为"外延宽泛,能否将其所有具体样态纳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实行行为,值得商榷。根据实行行为理论中的实质客观说,通过解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作为其实行行为的"组织行为"应为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在此基础上,组织他人迂回偷渡和合法出境后非法滞留的,宜非犯罪化;其犯罪既遂标准宜采取偷越成功说;同时,对《刑法》第318条第1款第3、4、5项等实践中常见的几种行为的罪数形态如何认定,也是司法实务中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实行行为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实行行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利用影响力,二是索取或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虽然是犯罪成立必备的条件,但不是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在利用影响力与索取或收受财物的行为跨越了刑法修正案(七)的情况下,也应当适用刑法修正案(七)修正之后的刑法。     

"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立法检视与反思——以"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为论域

"预备行为实行化"是立法机关把刑事处罚视线前移而体现预防范式的一种活性立法,它通过提前保护法益、设立抽象危险犯、弱化因果关系以及强调行为无价值等整体融贯、功能耦合的前沿理论获得正当性支撑。我国已在刑法分则中将恐怖活动犯罪的预备行为拟制为实行行为加以对待,从而实现对该预备行为的独立可罚性。该立法对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确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或将面临犯罪圈扩张与刑法谦抑性、应罚性与需罚性、安全与自由等方面的紧张乃至冲突。因此,司法机关需要平衡各方利益,遵循比例原则,在刑法教义学层面对我国"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的适用尽可能进行限缩解释。     

危害环境行为入罪化的建构与实施

危害环境行为入罪化已成各国刑事政策之潮流,立法实践不断加强.在对国内外立法模式及危害环境行为和环境法益进行考量的基础上,探讨了危害环境行为入罪化的前提、构成要件和谦抑,研究了实施中应注意环境刑罚权的合理配置与环境刑事处置的拓展.     

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之区分

准确界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是正确判断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进而合理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前提。对于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区分标准即“着手实行”，应采取形式客观标准和实质客观标准结合说。立足于这一标准，本文侧重探讨了实践中一些性质易混淆的行为的具体认定问题，以期有益于刑事司法。     

法律行为的前身,现身与后身

法律行为的前身为原始社会的设权行为 ;现身法律行为是由其前身演变而成的国家社会带有法律外壳的设权行为 ;法律行为的后身为将来无国家社会的高级设权行为     

关于作为与不作为法律行为分类的反思

对法律行为的说明是提出和分析不作为行为及其法律责任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和不作为的根本区别不是表现形式,而是是否做出了一个确定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只是表明一个社会活动状态和社会主体的一个意思表示在一定的法律规范之下接受调整并会带来法律意义和法律效果。     

法律行为概念的检讨与反思

虽然对于《民法通则》相关法律行为概念的界定存在很多质疑,但基于法律行为作为承担实现《私法自治》工具而创造的概念,《民法通则》对于法律行为的概念的界定是符合法学的科学逻辑的,即法律行为的核心内涵是赋予\n人的意志的合法化和强制约束力,是合法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人格人之具有法律效果目的的意思表达。基于合同的法律行为性质以及其所具有可信赖特质,《合同法》对于合同概念的界定也是符合法学的科学的逻辑的,即合同是设定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合法行为。     

心理契约、组织信任与行为之关系

通过研究心理契约、组织信任的内涵,分析心理契约的构建和组织信任的形成机制,探讨心理契约、组织信任对人们的行为影响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增强组织信任、调试员工行为的有效策略。     

法律实效与法律效力、法律实施及法律实现的区别与联系--法律实效系列研究之二

法律实效指谓法律的实际功效或效果,法律效力指称的是法律的国家强制作用力,法律实施蕴涵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贯彻过程,而法律实现诠释的则是法律的目的、要求、功能和价值的实现。法律实效是法律效力的条件,法律效力是法律实效的源泉。法律实效着眼于状态,法律实施偏重于运行的过程。法律实效表征的是"点",法律实施囊括的是"段",而法律实现则是"段"和"点"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经济法与政府经济管理行为之法律规制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管理经济的职能,而发挥这一职能的方式,就是授权经济管理机关运用经济管理权对经济生活实施管理。经济法就是这样的一种法律规范。现代经济法是在一个高的起点上出现于法律之林。它授予经济法主体以管理经济的地位与职权,并加以必要的规制。     

“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的正当性根据——基于刑法第120条“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开启了"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的先河。"预备行为实行化"将原本不予处罚的"预备行为"拟制为"实行行为"对待,从而实现了暴恐预备行为的独立可罚性。"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是有正当性根据的。现实层面上,暴恐预备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可能性和敌视法规范的刑事不法;政策层面上,事前防范比事后打击更有利于反恐;法理层面上,回应型法、预防型法和安全型法都要求反恐视线必须前移,从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的发生,回应公民严惩恐怖主义的诉求,实现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安全与稳定。     

组织公民行为、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的关系

自组织公民行为提出以来,备受组织绩效研究者的关注。然而,鲜有文献提出公民行为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机制。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末,社会资本理论和企业资源观进入组织绩效研究者的视野,公民行为、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才获得较大进展。本文在综述公民行为、社会资本与组织绩效的基础上,重点介绍并评价了西方研究者提出的社会资本、公民行为与组织绩效的中介模型,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家族企业中的心理契约破坏——组织与员工的双重视角

从员工层面对心理契约破坏与工作表现关系的研究已有很多,而从组织与员工的双重视角对家族企业中心理契约破坏的内涵及影响的研究却很不足.文章首先在初步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家族企业中心理契约破坏的内容与结构,然后通过问卷调查对本土家族企业领导者及员工的配对样本进行了假设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家族企业组织层面的心理契约破坏与领导-部属交换以及他们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工作绩效的评价显著负相关;而员工层面的心理契约破坏与其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显著负相关,与离职意向显著正相关.     

群体工作满意感与组织公民行为之关系

组织公民行为是指员工主动从事的非正式但对组织有利的行为。这一概念的出现,使组织行为学在“工作满意感—工作绩效”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出现了较明确的中介变量。既有的以整体组织为背景的研究已揭示了工作满意感—工作绩效的内在机理:员工工作满意感提升之后导致组织公民行为的增加,从而导致了工作绩效的提高。这在次级组织—群体背景下同样成立。可见,研究群体满意感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为提高群体的协作、自主和认同程度,提高群体效能开辟新的思路。     

激励偏好、组织认同与员工创新行为

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了激励偏好、组织认同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激励偏好对于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组织认同对于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与激励偏好不足的企业相比,组织认同在激励偏好充分的企业中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更加显著;与组织认同程度低的企业相比,激励偏好在组织认同程度高的企业中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对策建议。     

组织中的管家行为研究：概念结构、影响因素与未来展望

作为一种亲组织行为,管家行为是指个体愿意克制自身利益追求以保护他人长远福利的行为。同代理行为不同,管家行为与利他行为、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但这些构念有所区别且对组织影响也不相同。在前因方面,管家行为的产生既受到个体特征、心理认知等内在因素的影响,又受到领导因素、组织情境和文化情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在后果方面,管家行为对组织绩效、创新能力、员工的创造力等具有积极影响。未来,组织中的管家行为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1）明晰管家行为的内涵与测量;（2）精细管家行为的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3）探究管家行为的动态演化过程;（4）构建管家行为产生的多层次模型;（5）推进管家行为后果的实证研究;（6）从员工—组织关系着手深入管家行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