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形势与刑罚轻缓化

目前我国犯罪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重大责任事故类犯罪与暴力犯罪特别突出。有学者因此反思严打政策,并主张刑罚轻缓化,认为刑罚轻缓化是刑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刑罚轻缓化的概念并不明确,刑罚轻重取决于罪行轻重,现代刑罚的本质特征依然是严厉性、痛苦性,只不过是刑罚方式发生了改变．刑罚并没有轻缓!刑罚的发展变化最终由刑罚的本质所决定,不应随什么潮流或者趋势。应对目前严峻的犯罪形势,必须坚持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刑均衡三大基本原则。     

试论中国的非刑罚化改革

非刑罚化与非犯罪化是世界刑法改革的两大主题。我国刑法固有的结构缺陷导致其无法完全发挥作用,对其改革确有必要。非刑罚化改革作为我国刑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完善我国的保安处分措施,提倡运用刑罚替代措施,集中有限的刑罚资源打击严重犯罪,最大限度地预防犯罪。     

社会团结、集体意识与刑罚——涂尔干刑罚社会学思想研究

涂尔干认为刑罚不仅具体反映了社会的道德秩序,同时也是道德秩序表述和维系自身的例证。在对刑罚功能及其道德意义的详细论述以及关于刑罚的历史演进及其与社会形式演进的关系的长篇论文中,涂尔干始终将刑罚实践与社会生活的核心组成元素和过程结合在一起。     

和谐社会建设与刑罚轻缓化

刑罚的价值观是刑罚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贯穿于制刑、量刑和行刑等整个刑罚制度的运作过程中。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国应当实行刑罚轻缓化。刑罚轻缓化的实现途径具体包括加强刑罚轻缓化的宣传教育、提高法官素质、限制死刑适用、下放酌定刑的核准权、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等措施。     

犯罪经济学视角下我国集资诈骗犯罪的刑罚困境及治理路径

集资诈骗犯罪扰乱国家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予以严厉打击。《刑法修正案(十一)》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主要集中于对集资诈骗罪刑罚内容的修改。我国集资诈骗犯罪的刑罚困境具体包括以下方面：犯罪越严重,刑罚相对越轻;刑罚种类搭配不合理;刑罚的威慑作用存在局限性;刑罚的确定性较低等。从犯罪经济学视角出发,治理该犯罪的路径主要包括提高犯罪直接成本、刑罚的严厉性和刑罚的确定性等。     

刑罚目的的价值化诠释初探

报应刑论、特殊预防论与一般预防论是刑罚目的的三种基本的理论；它们与刑罚的正义、人权与秩序价值存在着某种贯通；刑罚目的的价值化思考有助于消解各种刑罚目的理论的对立与冲突。     

刑罚体系问题研究

刑罚的轻缓化是当今世界刑罚的整体发展趋势,但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重刑化倾向严重。重刑易破坏公众的公平正义观念;重刑会导致刑罚功能的贬值;重刑易导致刑罚外的其他预防犯罪的措施难以落实。因此,有必要改革我国现行刑罚体系:消减死刑;完善自由刑;扩大财产刑和资格刑等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增设社区服务刑等,使其与刑罚轻缓化的世界发展趋势相一致。     

刑罚轻缓化理论探析——兼论我国盗窃罪刑罚结构

虽然目前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但从现行刑法典的刑罚体系上看,我国现行刑法在量刑上还是一部偏重的刑法.在刑罚轻缓化的世界大潮下,我国也应该充分考虑国情,摈弃重刑化思想,这是由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死刑的严格限制适用政策以及罚金的适用与刑罚轻缓化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刑罚轻缓化、文明化、科学化.在刑罚轻缓化语境下修正盗窃罪刑罚之不足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也是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     

过罪化的实践反思及限制路径——以刑罚的该当性为切入点

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过罪化现象,推动其产生的内在动因在于刑法万能思想的误导、社会治理的乏力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导向。过多的刑法条文以及泛滥的刑罚只是过罪化现象的表征,并不能作为判断过罪化现象的标准。其判断基准为刑罚是否具有该当性,且过罪化仅是不具有该当性刑罚的犯罪化。基于以上分析,传统理论所倡导的限制过罪化的举措就有舍本逐末之嫌,刑罚的该当性才是限制过罪化的唯一标尺。解决过罪化现象的根本路径须遵循三个步骤:行为必须侵害或者威胁法益、行为具备刑法规制的必要性、行为由刑法规制有效且可行。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发展

近十几年,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在国家治理中起到了提高公共政策质量、提升社会协同水平、创新精准扶贫方式、提供专业社会服务和发展慈善事业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总量、能力和行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尚存差距。要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必须明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量大、质优、功能强的社会组织发展任务,采取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科学举措,不断推进社会组织健康、稳步发展。     

智慧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和实践进路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信息革命的深刻嵌入,催生了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相交互的社会形态,并日益生成了大数据算法与小数据挖掘相耦合的技术取向、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相并立的构序场境、规则治理与代码规制相互补的约束原则。它们在社会建设进程中获得实践性展开,孕育生成了开放安全的数字生态圈、协同联动的多元治理圈和包容普惠的红利共享圈,社会治理理念日益成熟,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内涵更为饱满,为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动力。     

基于公民主体性的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诉求和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是对传统社会管理的超越,是在充分肯定社会组织作用的前提下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从公民主体性的视角来看,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诉求在于民众对社会福利和社会价值的共享,民众共享价值诉求需要通过政府、社会的合作治理的途径得以实现,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实现合作共治的关键因素。     

加强社会治理视域下慈善公益社会组织网络化管理问题探析

新形势下,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与创新管理工作,近年来,我国慈善公益社会组织发展快速,数量和规模都日益扩大,监管难度显著增大,慈善公益社会组织信任危机事件时有发生。本文总结了慈善公益社会组织发展及其网络化管理现状,分析了加强慈善公益社会组织网络化管理的现实意义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强慈善公益社会组织网络化管理的若干对策,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迈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

如何实现社区的善治,重建社区生活共同体,成为当前政府、社会、高校等各界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由于当前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社区公共事务冷漠化等社区“碎片化”问题,社区治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更显重要和紧迫。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以社会的再组织化为路径,通过形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发展新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构建建立新社会服务体系等,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深度整合,创新社区治理体制,形成一种协调、整合、分工、合作的治理格局。新的治理方式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促进社区公平实现的可能,并最终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目标。     

论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

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犯罪治理之理念革新尤为必要。作为对犯罪现象采取行动或作出反应的实践过程,犯罪治理涵盖“本体、过程与效果”等基本范畴,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应围绕着上述基本范畴来展开。本体是对犯罪现象本身的认识,本体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犯罪治理中树立正确的犯罪观。过程是展开犯罪治理实践的行动与方法,过程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犯罪治理中引入现代化的治理理论。效果是关于犯罪治理的绩效评估,效果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建立科学的犯罪治理评估机制。     

创新社会治理与完善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而社区矫正所体现的刑罚轻缓化、行刑人道化以及犯罪治理社会化等先进理念,正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针对当前社区矫正机构工作力量薄弱、威慑力不够、约束力不强、协调能力有限等问题,必须多方联动、形成合力,才能增强社区矫正的实施效果。实践证明,强化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适当拓宽检察职能,积极发挥协调作用,是增强社区矫正活动权威性、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串通投标犯罪的刑法治理

通过对构成串通投标罪的812个样本案例的分析可知,在我国,串通投标犯罪具有行为方式的复杂性、行为实施的隐蔽性、行为手段的腐败性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等突出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市场经营中经济利益驱动、招标投标制度不健全、刑法对串通投标犯罪惩治不力,以及社会管理型治理模式顾此失彼等.为有效预防与惩治串通投标犯罪,应适应正在转型的社会治理型治理模式,针对如此犯罪现象的特点及成因,将刑法相应规制纳入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中,进行串通投标犯罪现象的体系化治理.具体而言,应当在统合和创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政策、立法、司法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及时完善现行《刑法》有关串通投标犯罪的立法规定,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完善刑法治理所依赖的司法机制,以优化刑法的内部治理机制;通过推行标底公开制度、取消资格预审程序及完善招标方式、评标机制与监督机制,以强化其他措施的治理功能.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逐步严峻,受到社会高度重视.文章通过文献分析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农村“留守儿童”在学习成长、品行塑造、心理健康等诸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共治理理论的思想,提出了从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个层面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系统治理对策.     

和谐话语与抗争文化：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

本文主张通过政治话语“和谐”来导引抗争文化,寻找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农村社会的抗争文化与抗争事件密切相关,往往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比较稳定。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集体公共文化不断弱化,抗争事件中政治因素趋向增强,使得抗争文化转向“激烈”。通过引导地域文化、关注抗争过程、尊重司法结果,化解抗争政治,使得基层治理更加有序。通过重建公共领域文化、引导外来多元文化及去除抗争性的文化,使其转向“温和”,从而达到治理的目标,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