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数字技术与媒介产业发展

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是推动媒介发展的两大力量,技术逻辑源于工具特性,制度逻辑则体现着作为技术开发者和使用者对工具使用的选择.数字信息技术催生着社会产业更大范围的融合,在技术与产业的双重变革背景下,我国的媒介机构与通信企业形成合作,在严格的监管体制下逐步实现边缘性突破.这种突破方式既是对技术变革力量的回应,又体现了我国对媒介的制度选择,并显示出数字技术条件下媒介产业发展的方向.     

实然、必然、应然：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三重逻辑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现实观照和指导。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肯定了劳动是人的本质性活动,其实然性的自在状态决定于其内在的规定性,是劳动教育的逻辑现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尤其是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国情、教育的高度内嵌,是劳动教育的逻辑生成。劳动教育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的,而是一直处于矛盾运动的发展规律之中,其应然性的自为状态决定于其内在的能动性。依托洋葱模型分析劳动教育的演进方向,并拓展劳动教育的方法论视域,形成了劳动教育的演进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治理体系的重要政治架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党的领导和发扬民主相统一、协商民主与集中高效相统一、互相监督与团结和谐相统一的特色和优势。分析和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理论基础和实践效果,认识和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对新时代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分割与整合:城乡社会福利一元演进的制度逻辑

社会福利模式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中国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模式转换,即由城乡福利制度分割到城乡福利制度整合的进程。本文以Y社区村居变迁为例,刻画中国城乡社会福利模式转型的样态,剖析其多重逻辑主体制度博弈的逻辑。论文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动态透视中国城乡福利体系及其模式变迁、演进机制,为中国城乡社会福利体系的进一步整合提供典型案例与经验借鉴。     

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向外学习与扎根自身、扬弃传统与面向未来中不断推进。中国环境治理从前期的孕育到后期的建立健全,经历了一个与国家治理体系从松散联系走向紧密关联的过程。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遵循5个逻辑：不断满足人民对优质环境的需要;从经济增长优先到环境经济协调推进并不断趋向绿色发展;在约束激励并用中不断迈向激励相容的改革路径;从行政区到跨区域、从一元到多元演变中趋向协同治理;从学习到创新并积极承担全球环境治理责任。中国环境治理演进呈现的是一种实践逻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根本导向,而非理想化的理论逻辑。     

政府监管与平台型企业的耦合逻辑与风险规避——基于“价值—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

技术革新催生了以数字平台为基础的平台型企业。不同于传统型企业,平台型企业与监管机构形成了新型的关系样态。基于“价值—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厘清平台型企业的特性以及对传统监管范式的挑战,揭示监管机构与平台型企业的耦合逻辑。平台型企业与监管机构的价值趋同性强化了价值认同;正式制度与平台自治的互补是两者耦合的制度基础,平台型企业以自身禀赋成为监管链条的一环;监管机构的主动求变与被动调适是平台型企业发展所带来的两种行动路径,通过政企数据共享等达成协同共治的行动耦合,塑造了政企关系的新形态。而潜在的风险伴随着两者的耦合逻辑,以“良序”理念建立“良序监管模式”,以期提升监管效能、促进平台型企业发展。     

中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变迁的轨迹、逻辑与动力机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是中国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通过梳理中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发现其在变迁模式、变迁路径与变迁过程上呈现出三重变迁逻辑，而制度环境、制度系统、观念与行动者之间的协同互动则构成其变迁的动力机制。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为推动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使其进入良性循环的制度变迁轨道，需要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的征地思想、确立依法征地的制度原则、融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新时代加强参政党建设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在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背景下,加强参政党建设,有利于更好地实践人民民主,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体系,有利于保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挥作用,并不断发展、完善、行稳致远。本文试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三个维度,对新时代加强参政党建设的重要性、规律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述。     

中国逻辑元研究

当今中国逻辑元研究的主题,是用现代语言和逻辑工具诠释中国逻辑文本,揭示中国逻辑的 体系、内容、本质和规律,比较中外逻辑异同。中国逻辑元研究的研究价值是继承弘扬中国逻辑精华。中国逻 辑元研究期待兼容博采,促进中国逻辑的发展和中外逻辑融合。     

论企业组织逻辑与战略“陷阱”

企业组织体系是由各个不同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 ,其演进变化有着自身的客观必然性 ,组织逻辑正是这种内在规律的反映。现实中 ,存在不少企业发展战略与组织逻辑相互冲突的情况 ,战略上存在“陷阱”。企业战略要求组织体系适应并支撑 ,反过来 ,组织系统也对战略产生影响 ,两者应相互适应、相辅相成 ,才能使企业运作健康发展 ,企业战略也才能顺利实施     

双循环发展的改革开放空间试验场——我国开发区的缘起、演进和趋势

开发区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制度转型、市场机制培育、产业结构升级和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但同时也存在政策效应边际递减、土地资源浪费、创新不足等诸多问题.梳理我国开发区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经验和不足,并展望其未来定位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在详细讨论我国开发区的缘起、动力机制、发展阶段、功能演变、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文章从制度安排、比较优势、产业集聚和商业环境四个方面总结了我国开发区取得的成功经验.未来,开发区的发展应实现从生产到生活、从效率到公平、从地的繁荣到人的繁荣、从外围到中心、从专业化到多样化、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对外开放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的转变.     

新常态经济下传媒产业规制的改革逻辑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红利加速消失、硬约束增强、结构转变压力加大的时期,经济活动和行为规则回归市场逻辑。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与改革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同步,以往的高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源自于享受政策偏好带来的红利,市场与行政规制的双重低效甚至失效、产业发展势大力薄的现状始终未有本质性的改变。一旦整体经济下行,这种矛盾尤为突出。因此,规制改革的目标和手段也应符合新常态的本质,包括以激励性规制手段完善市场结构与产权结构、建构经营者激励机制、提升传媒市场的有效竞争等一系列举措。     

国际航空仲裁制度研究——兼评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34条

中国航空仲裁存在适用范围不一致、临时仲裁承认与执行不对等、上海国际航空仲裁院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等问题。为健全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有效发挥航空仲裁的原本价值,中国应统一和明确航空仲裁的范围,以上海国际航空仲裁院为依托,以航空临时仲裁为试点,结合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和实践,以开放的姿态认可中国国内航空临时仲裁的合法性,实行航空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双轨制"。建议在初期通过一般性的仲裁机构解决争议,在中期倾向于航空临时仲裁,在后期提交专门的航空仲裁机构,从而分阶段、有重点和有秩序地推进中国航空仲裁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多制度环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困境:产生机理与治理策略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着执行偏差以及污染反复出现等问题，要求对环境治理的多主体逻辑进行系统的分析。多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关注复杂制度环境对行为主体的影响，有助于厘清我国环境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在实践中分别遵循国家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和效用逻辑，不同行为逻辑和动机容易产生逻辑冲突或不协调，不利于形成环境治理合力。对此，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在中央政府层面，实现由“运动式”环保督察向常态化督察的转变，建立环保督察的社会化参与体系；在地方政府层面，提升环保绩效的重要性，建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努力指数；在企业层面，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和应用，建立企业环保“红黑榜”，激发企业绿色生产的潜力；在社会公众层面，加强环保宣教，维护公众的环保参与权利。     

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现状和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分析,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3种形式创新出发,考察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估算了不同形式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实证研究均得出,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升级,而且还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间接效应驱动了制造业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均能驱动制造业升级,而投资增长对制造业升级并无显著作用。     

跨境众筹法制建设入局与破局的探索

跨境众筹是国内互联网产业规模化发展处于临界点之际的应然发展趋势,当下中国应当建设跨境众筹法律机制,意在预防该业务陷入互联网产业频发的实务先行,但立法滞后的问题。中国建设跨境众筹法律机制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验立法可以借鉴、众筹本体法律性质不明、征信制度与国际社会尚未接轨,以及跨境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建设不成熟。可以通过在国内先行开展涉外众筹、对外先行开展跨境捐赠众筹的方式逐渐开展跨境众筹业务,同时加快建设跨境众筹法律机制的步伐,实现法律对实践的"供给侧引导"功能。     

普惠金融的税法规制

普惠金融是一种旨在为社会弱势群体谋求公平的金融发展权利的新兴理念,其与我国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高度契合,故此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的税法激励被屡屡提及,但是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制度设定和规范建构。实际上,普惠金融的税法规制是一种带有特定公共利益倾向的政策性规制,其具有理论正当性;同时税法规制的激励性功能和补偿性功能构成其合理性依据。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的税收优惠依赖于政策性文件,缺乏系统性考量,其内容设计较为粗糙,税收优惠的公平性和保障性尤为不足,其实际效果也有待观察。对此,采用转向制度化的规范之治、差异化的激励机制、实质性的监管约束等法治化路径应该是将来理想的规制方案。     

瑞典养老金名义账户制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基于制度适应性效率视角

随着全球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瑞典率先进行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行了名义账户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中国养老保险实施的统账结合基金筹集模式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存在着统筹层次低、隐性债务和个人空账等问题,为提高制度的适应性及效率,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文章运用制度适应性效率理论,将瑞典养老金名义账户制与中国现行制度进行对比分析,结合中国国情,得出名义账户制在中国既具有制度适应性,又存在制度适应性效率缺失。据此,我们应优化制度供给,推动制度动态改革,注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提高名义账户制的制度适应性效率,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金名义账户制。     

员工薪酬激励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基于当前中国银行业薪酬激励的制度特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明了普通员工薪酬激励会引起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增加。造成这种影响的直接原因是商业银行以规模为导向的薪酬激励机制，而根源在于监管当局"大而不倒"的监管取向。基本逻辑是:"大而不倒"的监管立场引起了商业银行对规模的过度偏好，促使银行通过薪酬机制设计来激励员工扩大贷款项目以创造存款规模，这势必弱化银行的风险控制动机，进而导致过度的风险承担。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

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公司股权融资的成本大大低于债务融资的成本是股权融资偏好的直接动因,深层的原因在于现行的制度和政策。强烈的融资偏好对公司融资后的资本使用效率,公司成长和公司治理,投资者利益及宏观经济运行等方面都有不利的影响,只有依靠制度创新,完善规则,减持国有股,调整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发行可转换债券等方式来合理调整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