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鸦片战争时期,先进士人逐步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的束缚,从“天朝大国”、“华夷之辩”的心态中觉醒,眼光开始超越“天朝”的围墙,用近代世界的眼光来关注外部世界,开始将中国的命运与外部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这种思想正是近代世界观念的觉醒。受传统世界观的影响所导致的整体性世界观念的滞后,成为决定中国早期近代化成败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之一。     

论传统华夷观对晚明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

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偏见。传统华夷观下的晚明统治者,对辽东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施行政治歧视、经济垄断、军事打击和文化输出等一系列民族政策,致使辽东地区民族关系持续紧张,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对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深远。     

17世纪以降中日“脱夷”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明清鼎革之后，中日两国围绕着“华夷之辨”而展开“脱夷”思想的建构。一方面，清统治阶层通过构建“华夷一家”而消弭“华夷之辨”的紧张性，为其统治中国提供了学理依据；一方面，日本江户学人则视中国大陆发生了“华夷变态”,并由此塑造“日本为中华”的优越论。这两种似同实异的“脱夷”思想更间接影响了西方“民族观”在近代中日的传播与演变。换言之，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民族”观念的不同接受历程，正是明清鼎革后中日“脱夷”思想在近代的回响。     

林则徐华夷思想浅析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外交往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他的华夷思想在其处理对外交往事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概括来说,林则徐的华夷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天朝上国"思想、"柔夷"思想、"夷分良莠"思想和"师夷以制夷"思想.林则徐的华夷思想相较于传统华夷观念已经有了变化,但他对西方的认识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这使他的华夷思想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保守性.     

观念与制度:宦官的异姓嗣子问题

中国古代存在为嗣和不为嗣两类养子,人们分别称之为嗣子和义子。养子有来自于同宗和异姓之分,古代的礼、法都禁止士人以异姓养子为嗣,但这些规定却不适用于宦官。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与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卑贱观念有关。可与之相参照的两个观念是“礼不下庶人”和“华夷异类”。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佛学背景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形成，与佛学东渐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学东渐造成中土传统文化的新变是影响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背景；二是佛教中的新变观念是促成士人求新文化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晋宋之际佛教新思潮的大量涌入是推动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动力。     

从碑志文看元好问的政治、社会价值观念

金元之际的文雄和社会、文化活动家元好问,倚借良好的父兄渊源、师友讲习,全面接受了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思想文化,形成了以儒学为主的价值观念体系。政治、社会价值观是其价值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元好问的政治、社会价值观主要包括强调君权的绝对性、以民为本、仁政爱民、坚持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权理念等内容。这些思想尤为集中、突出地体现在他的碑志文创作中。通过碑志文,元好问表达了自己在政治道德方面的忠君观念、社会理念方面的民本观念、治国方略方面的德政观念和民族关系方面的华夷同一观念。     

甲午战争与华夷观念的崩溃

本文认为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屈辱感,击碎了国人的“天朝梦”。而最后一个朝贡国的丧失,则使华夷观念失去存在基础。战后中国思想精英开始对华夷观念进行深刻反省,这一切都标志着华夷观念的最后崩溃。     

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南朝士人忠君观念

学术界多认为南朝士人几无忠君观念,文章通过史料钩沉,认为由于传统儒家忠孝伦理的惯性作用、(?)人个人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社会舆论导向作用及统治者的倡导等原因,一部分士人心中仍保留了较为强烈的忠君观念。     

江苏宋元时期书院考论

江苏在宋元时期书院的发展轨迹与这段时期内全国书院的发展轨迹 ,基本上是相一致的。在政府控制之下 ,在学者自觉规范之下 ,宋元时期江苏书院内部组织日趋完备 ,管理制度也日益精当。     

明清文人元代诗学观之考察——以胡应麟、顾嗣立为例

元代诗歌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上接唐宋,下启明清。明代胡应麟和清代顾嗣立对元代诗学批评贡献最为显著,其诗学批评思想和研究角度对后世研究者的影响极大,目前元代诗学研究仍在其基础之上进行,对其研究可为我们提供认识角度和诗学批评资源。     

论宋元话本小说词文结合的创作模式

宋元时期,话本小说中融入大量词作,不仅是继承前代诗文融合传统的结果,而且是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这些曲子词在话本中起着多种重要的作用,其题材内容及语言风格大抵可用一个"俗"字概括,这与作为通俗文学的朱元话本小说具有一致的审美倾向。词文结合的创作模式经宋元话本小说定型后,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宋元赋学论

唐、宋、元三代是中国赋学史上的低潮期,研究赋的学者及其成果均不多,但对赋的认识评价曾出现褒贬两种不同意见。由于唐代科举考试需要,唐宋两代出现过专谈律赋创作声韵格律的赋格书。元代问世的祝尧《古赋辨体》是中国赋学史上一部很有价值的赋学代表著作,该书辨析古赋体制源流、评注历代赋家赋作,值得引起赋学研究者的重视。     

论宋元时期的文章学

南宋至元代创立并蓬勃发展的文章学,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冷落。这时期的文章学著作甚多,内容极为丰富,学者们解析文章作法,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当然也有局限。可以预言,与诗学、词学、赋学等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一样,文章学应该也必然会成为传统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乱”之沿革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承自屈原、宋玉作品,并在功能、形式、称名上有所变革,体现了诗、骚、赋三体之交融。在功能上,屈、宋作品之乱辞,并非皆为归总篇旨,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亦除归总篇旨外,还有画龙点睛、提升境界等功能;在形式上,屈、宋作品乱辞非皆"变章乱节",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则多采用与主体部分不同的骚体句,有的在句式和语言风格上还出现了新变;在称名上,汉魏六朝时期一些赋卒章有"歌曰"诗曰"辞曰"颂曰"已矣哉"等,与"乱曰"名异而实同。     

嵩阳书院与二程理学

嵩阳书院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它是宋初兴起的私人讲坛性质的书院 ,其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地位历史早有定论 ,崇福宫作为文人挂职之所与嵩阳密不可分。二程是理学的开创者 ,嵩阳对理学的形成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程学南传后发扬光大 ,朱熹集其大成 ,形成程朱理学体系。理学久经贬抑 ,其治世价值逐渐被认识 ,宋末立为正统 ,后代又发展为宋明理学。理学是对汉代以来旧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具有历史进步性。作为统治思想影响元、明、清社会达六、七百年之久 ,并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直传延影响至今     

宋遗民词中"云"意象的解读--兼论佛道思想对宋遗民词的影响

具有特定历史和审美内涵的“云”意象,与佛道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宋元易代之际的苦难时代,也是宋遗民词 人希逸隐遁的群体象征,本文试择取宋遗民词中有典型意义的几例“云”意象予以剖析,并考察宋遗民词人的山水自然审美观 和忧患意识,以透视宋遗民词中情感活动和创作心理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