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治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大数据、大数据治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时代的发展深深地“镶嵌”在一起。在大数据治理语境中,国家治理能力发生变迁。在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借数据挖掘促进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借数据整合实现国家治理主体智能化,借数据分析实现国家治理决策科学化,借数据共享实现国家治理协同化,借数据推送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精准化。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国家建设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验

根据国家建设理论中的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这两个概念反思我国六十年的国家建设历程,坚持党的领导,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目标,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党领导下的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立基于党的建设、调适与转型.由历史形成的 "党领导国家"政治形态,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建设与完善来取得自主性与治理能力,以面对及回应内外政治环境的挑战与变迁.通过意识形态建设、党对人力的调动与运用、治理国家,加强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建设.     

公司治理制度变迁与国际趋同:一个分析框架

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因是由制度失衡引起的。然而,制度变迁还要受到路径依赖和政治程序的影响。就公司治理而言,无论是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都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在全球化背景下,伴随着制度竞争获益的存在和制度移植成本的降低,不同国家之间的公司治理制度移植日益普遍,并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趋同。然而,由于路径依赖和利益集团等因素的作用,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不可能绝对地趋同。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权内涵的变迁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权是关注少数民族集体和个人经济发展权利的一种新型权利话语,其概念的逐渐清晰得益于权利基本话语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其内涵的不断变迁深受发展观的演进以及国家治理理念转变的影响。从中国国情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现实环境出发,从国家经济发展宏观观念演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理念变化、国家治理与经济社会治理理念转变角度探讨"民族经济发展权"的内涵变迁颇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从村治到乡政:乡村管理的第二次制度创新

人民公社体制废除以后 ,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为“乡政村治”。近 2 0年来 ,伴随农村微观经济体制的改革 ,村治发生了重大变迁 ,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 ,由此构成乡村管理第一次制度创新的主要成果。但是 ,作为国家政权基础部分的乡政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革 ,从而严重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发展和乡村的有效治理。为此 ,乡村管理必须进行第二次制度创新 ,其重点就是改革和创新乡政     

巴西大学治理模式变迁研究——基于“三角协调模型”的视角

根据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大学治理的运行机制是围绕政府、大学、市场三个基本要素的关系与互动展开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巴西大学经历了三种治理模式的时代变迁,分别是联邦集权下的双元治理模式、民主浪潮下的集体共决模式和新公共管理下的治理模式。在巴西大学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中,政府与大学、行政与学术以及大学与市场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当前巴西大学治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过度市场化对大学理念的侵蚀、极右政府对大学自治的损害以及财务模式单一对大学发展的限制。     

《叶甫盖尼·奥涅金》爱情叙事的矛盾原型研究

根据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大学治理的运行机制是围绕政府、大学、市场三个基本要素的关系与互动展开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巴西大学经历了三种治理模式的时代变迁,分别是联邦集权下的双元治理模式、民主浪潮下的集体共决模式和新公共管理下的治理模式。在巴西大学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中,政府与大学、行政与学术以及大学与市场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当前巴西大学治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过度市场化对大学理念的侵蚀、极右政府对大学自治的损害以及财务模式单一对大学发展的限制。     

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重大时代命题，明晰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不仅是理解“中国之治”的重要视角，更是家庭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本研究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嵌入中国场景，从自然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应用规则以及行动情境等变量出发，分析家庭政策的外部环境，探究家庭政策的特征，诊断影响家庭政策的制度因素，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政策的变迁历程，进一步厘清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与内在机理。新时代我国家庭政策的推进要走向制度创新之路，尊重家庭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形成支持家庭、保护家庭的外部环境，完善家庭政策体系的制度顶层设计，构筑积极友好的政策行动情境，有效提升政策效能，才能更好地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和家庭发展面临的问题。     

相互承认与现代国家治理

承认作为一种观念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开始于近代,真正的承认应当是平等的相互承认.相互承认有助于消解主客二元的思维模式,有利于社会的团结与稳定,有助于对日益强大的政府进行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因而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范式.基于这一理论范式,现代国家治理应努力构建承认的共同体,建立起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政治认同和现代民主.     

“单元政治冶:国家与社会有效治理的空间形态与规模研究

当前,大量学者认为较小的“基本单元冶有利于村民自治的实现。 而基本单元的形成是国家权力和社会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有效性取决于治理主体是否独立、治理规则是否具有公共性、治理秩序是否能够有效供给三个维度。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我国并未经历西方血缘单元解体的过程,基本单元的确立既受到传统血缘关系的影响,也受国家建构的影响,因此存在“较小规模冶与“较大规模冶之争。 以“行政村冶为基本单元开展村民自治尽管存在规模过大,内生性不足等问题,但是其所依赖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更加符合现代治理的需要。 当前在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这一较小基本单元挖掘传统治理要素过程中仍然应注意其可能面临的治理主体独立性缺乏,治理规则公共性不足等限度。     

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的立法缺失及其完善

完善的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是国有独资公司规范运作的前提，也是国有独资公司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新《公司法》对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结构做出了新的规定，但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完善新的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仍是保证国有独资公司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所以应在明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职责、加强董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充分发挥银行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方面加以完善。     

商业贿赂的民间治理与国家角色

治理商业贿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然而目前的讨论过于注重国家的反应，甚至将治理商业贿赂的希望寄托于刑事手段这一最激烈的国家反应方式。博弈论分析揭示了商业贿赂这一“潜规则”的成因以及破解，对于商业贿赂的治理而言，国家反应实为治标的权宜之策，而社会反应才是治本的长久之略。     

民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地理空间问题

国家转型将直接的物质利益和抽象利益叠加诉诸于政治权力主体,而国家利益外溢和全球化的深入“呼唤”着治理空间的转向。从国内层面来看,国家治理需要更加关注政治地理空间的社会属性,深入探讨空间生产带来的正义问题、权力—权利问题、秩序问题是实现国家治理全面性和精准性的本质要求。从国际层面再看,国家发展应有自己的利益边疆。既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吸取外部先进经验,更要参与构建世界体系,贡献本国世界治理方案,不断适应国家利益形态的空间转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地理空间问题的两个基本面向,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巴基斯坦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家治理政策探析

由民族问题引发的暴力恐怖活动一直是巴基斯坦安全问题的主要源头之一。增进对巴基斯坦民族问题的了解,有助于我们积极应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面临的安全挑战。巴基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国家建构的主要障碍之一,损害了国家的发展和稳定。本文从巴基斯坦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的角度切入,首先介绍巴基斯坦民族问题的缘起,其次介绍三个主要的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即信德民族主义运动、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和萨莱基民族主义运动,最后分析这些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形成的原因,并从2010年的宪政改革入手探讨巴基斯坦对于民族问题的国家治理政策。     

国际承认与国家身份建构的全球治理

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2010年国际法院发表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不违反国际法的咨询意见。科索沃尚未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能够参与具体、现实的国际关系的程度和范围是有限的。国际承认对于国家身份建构有着极为重要的证据确认作用。国家建构是一种国际主体身份的获得与拥有, 宣布独立事关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和秩序。国际承认构成对国家身份建构秩序进行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和方法。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等应当根据现有的国际法原则、观念及其变化发展, 负责任地采取行动。     

论现代国家治理的思维框架与思想资源

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不仅要在制度与技术上付诸实施,还要在理论自觉的意义上构筑自身的思想体系。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凸显"中国之治"的底色:一方面,在思维框架方面,需要将国家治理放置在历史延续性、环境条件约束,以及面向未来的政治承诺三个维度去考量;另一方面,就国家治理的思想资源而言,需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对传统治国理政智慧,经典马克思主义,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以及其他国家的治理思想,采取创新性继承、创造性转换和批判性吸收,融汇并包,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思想体系。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探析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相继提出了"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二者的提出有着其内在逻辑和时代意义。现代国家治理中,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最根本的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相辅相成、互为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国家治理法制化,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正确认识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