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唐佛教的民俗化

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汉唐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到隋唐时期佛教本身已成为隋唐文明的内在组成部分。佛教在中国的融透过程中,从信仰样态上来看,经历了观音信仰、弥陀信仰的民俗化诸过程乃至向民众生活领域民俗化过程;从特征上来看,佛教民俗化表现了泛神性、兼融性、简约性等特点;从宗教的社会作用上来看,其功效是显著的,表现为由外向内、由低向高的社会功效方面。     

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模型、演变路径与经验启示

为了将佛教中国化的研究纳入社会科学领域,本文构建了四个要素的理论模型,包括:民众对宗教的需求、宗教与其他社会力量的竞争、宗教为民众供给的服务和产品、宗教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合作。在此基础上,提出佛教中国化的机制是通过制度化规则的确立来降低佛教与中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张力。具体来说,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佛教与政权之间权力边界逐步确立,形成"政主教从"格局;佛教解决了寺院经济的难题,采取了社会多元供应的模式;佛教不断调适与儒家、道教的竞争秩序,形成三教并存融合态势;佛教建立了内部治理规则,降低了与政府、民众之间的矛盾。中国化的佛教在教义义理、社会功能和艺术形式等多个方面都呈现出其创新之处。近代以来的社会大变局对中国佛教提出了严峻挑战,迫使中国佛教进一步随着已经改变的国际国内境况来实现本土化、大众化和现代化。从当代佛教的发展实践来看,还需要与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个方面进行调适磨合,实现适应与创新。     

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造像碑特点探析

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借鉴汉碑进行改制的特色造像石刻,是佛教中国化在艺术上的体现.与以往从造像碑的外在形制和雕刻艺术入手进行的分析有明显不同,从佛教中国化视角来看待造像碑的特点更侧重于考察造像行为与佛教发展的互动.佛教造像碑有"像碑""碑像"等名称,可见其"像"与"碑"的基本性质.它通过刊刻各式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实际、快速地辅助宣传佛教、信仰佛教,这种形式强调了造像与追寻真实法身的联系.同时,佛教造像碑还承担了与中国传统石碑相似的歌功颂德、纪念记事用途,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此外,造像碑的特点还具体表现为多样与适用性、调和与融摄性、区域与民族性.造像碑的刊刻基本以结社为组织方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佛教造像碑的这些特点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流变、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型造像艺术,它反映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向民众生活渗透的进程,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研究造像碑性质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史特别是北朝佛教的发展.     

论唐宋时期的民俗佛教

民俗佛教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与精英佛教相对应的佛教样态,在经典崇奉、神灵信仰、宗教组织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唐宋时期精英佛教的发展逐渐回落,而民俗佛教的发展则出现高扬的态势。民俗佛教虽然与古印度佛教有继承关系,但是它更多地被民俗生活所熏习,由此产生的佛教充分展现了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不同于精英佛教的特点。     

唐宋笔记小说中灵验记的文化意蕴

伴随着佛教、道教的传播和发展,魏晋以来中国文学小说的母题呈现出新气象,在文学情节、主题、意蕴等方面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内容。唐宋以来,随着儒释道三家文化不断融合,唐宋笔记小说中所展现的中国文学内容上也达到了顶峰,特别是一系列的灵验记集中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的发展趋向,进而展现出佛教文学的核心内容。同时,灵验记又是中国化传统信仰,特别是以宗法制传统宗教为核心,杂糅佛教、道教以及其它民俗信仰的文化形态。灵验记贯穿的核心内容是已经定型的基本主题同民族心理、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的互动,主要揭示了佛教受众的过程,其文化意蕴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民问佛教信仰

自六朝至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本区多大山深谷,是南北僧人精研教义、弘扬佛法的的理想场所。佛教信仰不仅流布于通都大邑,而且深入到穷乡僻壤,深深影响着当地的民俗生活。佛教信仰于本区兴盛的原因,一是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二是人们笃信佛教,祈佛消灾降福。此外,还与本区俗信鬼神的传统似乎也有某种关系。随着佛教在本区的传布,民众对佛教的信仰与他们的传统信仰及民间祭祀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结合。     

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不但是所有菩萨信仰中国化中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代表。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几种观音信仰要素中,皆反映出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在正统佛教范畴内所发生的中国化。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在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交往的历史凝结,是适应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而必然发生的一种文化嬗变。     

慧远与佛教中国化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在出家沙门与国家政治、佛教律仪与世俗礼制、僧人整肃与社会协调、佛学理论建设与中国化方式、内外合明与究极境界,以及精勤修持与山林僧团六个方面,慧远都做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慧远根据印度佛教的义理、制度、律仪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礼制、儒道学说所做的佛教中国化的努力,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     

从北京传统节日和庙会看佛教对民俗文化的影响

佛教从东晋十六国时传入北京地区,不断向广大的下层民众渗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随着佛教与北京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一些佛教的节日或纪念日,逐渐越出了佛教寺庙的神圣围墙,悄然走进北京民众世俗生活,与本土的民俗及传统节日水乳交融,成为民间积久成习的岁时风俗.通过对一些广为北京地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传统节日和庙会的寻根溯源,可以透视出佛教对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渗透,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佛教自身本土化的历程.     

傣族地方人生场域中的灵魂关照——以官纯寨为例

官纯寨是一个典型的傣族乡土社会,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信仰体系,这一体系并不是多元信仰的简单并存,而是官纯人在坚守其原创并世代相传的民间信仰,同时接受外来佛教信仰的基础上,将二者有机结合,建构起的一套具有鲜明民族性与地方性的多元共生的信仰体系。     

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问题——关于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的再思考

佛教中国化的课题是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中的传统课题,也是观察当代中国佛教文化有高度学术意义及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如何在当前新时代宗教中国化的总体方向下深入拓展佛教中国化议题的学术内涵,深度及广度,构成当代中国佛教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挑战。为此本文通过重读前贤的论述,厘清佛教在地化及中国化的内在动力源于佛教中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系统论证从印度大乘经典的思想建构,到中国古代佛教的义理诠释,无不融贯对于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认识与理解,为基于佛教内部视点深入评估佛教中国化议题的思想方法,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学术思想基础。     

从“荷香莲韵”观佛教的“佛境禅心”——论传承“莲花崇拜”对佛教融入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莲花崇拜(或莲花信仰)为佛教早期崇拜之一。佛教借助莲花形象以宣传佛教理论,借助莲花生物特征以阐述其义理,提供了引导教内僧众和教外信众追求的理想目标。佛教和其它宗教一样,要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认真审视其发展轨迹,挖掘其基本理论中与当代社会现实有价值的精神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主流文化实现新一轮的融合。     

东汉奉佛样态———以民间汉画葬俗中的圣迹为中心

佛教题材汉画是东汉民间葬俗中的重要内容,它们主要出现在巴蜀、西北、苏北鲁南等地区。佛教与地方社会进行的整合主要通过佛像、佛塔、地狱图、涅槃图、六牙白象图、老子化胡图、舍身饲虎图、六道轮回图等来体现。佛教在善和孝方面调和儒家的思想观念,以老子化胡和幻术等方式扩大佛教的社会接触范围,增强佛教与社会、家庭和个体的互动,吸引社会各界接受佛教信仰。佛像、地狱图、六道轮回图等题材,其道德形上学所追求的伦理目标和新文明模式弥补了儒道两家在死后世界构筑方面的缺憾,深刻地影响了民众的生活。它们走进民间丧葬活动中,帮助民众解决了死后的问题,为民众的丧葬活动增添了新的心理安慰方式。佛教题材汉画留给我们的不光是佛门先驱者早年纵横中土社会的智慧和经验,更重要的是凸显了佛教初入中土阶段所秉持的那种善于团结和勇于创新的品格。对佛教史分量极重,文献学指标极高的汉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应该是非常必要的。     

宋代寺院生活的世俗转型

佛教在宋代的社会化进程加快,实现了从注重智慧解脱到全面融入国情民俗的气质转型,其直接原因是佛教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自身在修行等寺院佛事活动方面所作的社会调整。因此,寺院生活特征是探讨佛教转型及民俗佛教形成的契入点之一。     

论佛教的中国化与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的结果最终只能指向“中国化”向度。在这一制度中国化的过程中 ,东晋的道安、庐山慧远及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禅宗的百丈怀海、天台宗知礼和遵式等等 ,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佛教仍然能够保持其主流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之时 ,佛教制度的中国化革新仍然能够遵循在“契理契机”前提下的“与时俱进”。而在元代之后 ,随着中国佛教逐渐“边缘化”与“民间化” ,中国佛教制度便同时背离了“契理契机”与“与时俱进”的原则 ,佛教无论在教义方面 ,还是在各种制度方面 ,都停滞不前了     

中土观音应化信仰的文化土壤

观音应化信仰是观音信仰体系中的一种类型,其渊源应该追溯到印度佛教.但观音应化信仰在中土的流播和发展,却是与中土诸种文化土壤息息相关的.原始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民间信仰、佛教自身、道教等,都对中土观音应化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这一理路的考察,对于认识和理解宗教信仰及其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海峡两岸佛教慈善事业多视角比较

海峡两岸佛教慈善事业可从理念文化、政府政策、社会民众认同、佛教自身建设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在理念文化方面,海峡两岸皆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核心理念。在其他三方面,台湾地区因为社会经济转型先于大陆大部分地区,因而在政府政策对佛教慈善事业的支持、佛教界在推动民众对佛教慈善的认同和参与、佛教自身的慈善管理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已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有效的运行模式,如慈济"会员→委员→会长"的劝募模式;善款善事公开、善款专项专用、产业与管理分离的慈善管理模式等,能够有效地调动民众的捐款热情,推动佛教慈善事业的拓展。大陆佛教慈善团体则存在专业化不够、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不足等局限。两岸佛教慈善事业的相互交流和学习,有利于促进民间慈善和整个社会福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探讨——以清代台南大天后宫为考察对象

妈祖信仰普遍存在于清代台湾社会,其庙宇不乏与佛教关连者.台南大天后宫自竣工时至日据时代皆有僧住持,其宫内存碑、牌记二件.乾隆重修“碑记”保存妈祖宗教归属二说:其一,视其行迹近“仙道”,实则杂糅佛道以佛为多.其二,将其视为佛、菩萨“化身”;咸丰铸钟“牌记”从佛教角度解释宫内“佛像”(含“妈祖像”)尤其是“大钟”的佛教功用,赋予更多佛教内涵.因僧住持庙宇使民间神的妈祖信仰被赋予佛教内涵与色彩,谓之“佛教化”.此类现象在台湾鹿耳门妈祖庙、北港朝天宫、鹿港天后宫等皆有.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可远溯至宋代南方.     

民间俗信对制度化宗教的兼容整合

在民间传说中我们可窥见民间俗信对制度化宗教(主要指道教、佛教和儒家学说思想)的兼收并蓄、包容整合。民间信仰的兼容性特色可用"儒门释户道相通"来加以概括。而这种兼容性正凸显了广大民众在心理需求与生活指归两个维度上的调适和应用。本着为现世、为生活的实用目的,广大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已制度化了的宗教教义和信仰模式涵化转变成能够为其心理和情感所接纳的方式来崇信、践行之。心理需求与生活指归的完美融合又折射出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功利性格及特质。民间俗信对制度化宗教具有兼容和整合功能,是与其在生活指向上的功利性格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