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与对策探究--以辽宁省为例

在社会多元化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作用逐渐被承认,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造成了冲击和挑战。社会管理体制和技术的创新,允许辽宁省非政府组织通过提供综合志愿服务、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参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和加快基层民主进程,补充政府能力和资源的不足,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果。为了确保辽宁省非政府组织继续健康发展,并积极地服务社会、参与治理,需从社会治理的制度支持和非政府组织的主体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加强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科技社团服务供给

科技社团参与国家治理是对现代治理理论与治理政策的回应,也是对社会发展、社团进步需求的满足.而科技社团本身的目标选择、组织存在和功能表现为其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必然性支持.为保证科技社团对国家治理的充分参与,科技社团建设需要从发展理念、组织基础、服务内容上做好准备.     

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基于北京市的调查实验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日渐深化,建立、健全兼顾保障国家利益与民众支持的国际事务参与制度成为当务之急。以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为例,调查实验显示出国际气候谈判中民众对于社会组织参与谈判的影响和评价。北京市民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正面作用,但是更倾向由政府组织成员组成谈判代表团;同时,市民认为社会组织的介入有助于提高谈判的透明度、代表性,以及代表团的谈判技能和专业知识;但不纳入社会组织也不损及他们对于谈判过程及结果的评价。总之,政府应当适当吸纳特定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并积极引导民众了解社会组织参与国际谈判,更好地建立民众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关系,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奠定组织和制度基础。     

“全球本土化”:世界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危机之出路

“全球本土化”是在世界风险社会背景下解决全球治理危机的新出路。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脱钩趋势,似乎在埋葬全球化,各国“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反映了全球治理的不足与缺位,世界风险社会正呼唤新的治理秩序。“全球本土化”作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新模式,意味着在全球治理缺位和全球性挑战蔓延的双重背景下,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可以结合本土化治理体系,进行全球治理危机的应对。在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中国有望率先通过乡村的全面振兴、发挥乡村本土化优势,开创出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全球本土化新实践,以“有组织地负起责任”,为各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开拓出新的治理模式。     

特大城市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机制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既提升了政府的公共服务执政水平,同时又给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了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质量的优劣。基于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这一现实背景,本文以社会组织的组织治理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建设为核心,分析了由基金会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能力建设具体技术,操作型社会组织参与能力建设这一社会组织能力建设过程,以小额资助项目能力建设的实质效果为考察对象,从而提出了一种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机制。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可以从放宽注册登记管理制度,主动寻求与支持型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多方面的支持、重点培养潜在优秀的社会组织,注重地区性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网络的建设等角度对社会组织进行能力建设,推动社会组织有效地参与社会/社区治理。     

试论全球治理下国际法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发展。全球治理理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综合管理世界的模式。国际法作为调整国际关系和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其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是实现全球治理“善治”和“法治”的必然要求,全球治理离不开国际法的法律规范作用。同时,全球治理对国际法的主体结构、调整范围、国家本位观和国家主权原则等方面提出了挑战。因此,国际法只有积极调整并适应到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中去,才能实现国际法和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发展。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创新与世界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着眼世界命运与人类前途提出的中国方案,它联通"中国梦"与"世界梦",为全球治理建言献策,蕴含着丰厚的内涵。这一方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全球治理巧妙结合,创新发展全球治理理念,勾画出全球治理的新构想。它以中国创新缔造世界价值,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路径选择,在国际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五个方面引领新的价值取向,彰显中国智慧的世界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思考

从"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状以及重要意义方面进行研究,在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笔者提出了: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更加关注实体经济发展,加强经贸与技术领域的深度合作与交流;加强政府间的国际合作,建立政府间的高效沟通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产业布局,提高全球治理能力的建议.     

我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回顾与展望

全球卫生治理经历了卫生会议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卫生合作时期和全球化与多边卫生合作时期。我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以与世界卫生组织（WHO）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合作为主,经历了与 WHO 合作开创时期、主动与 WHO 合作时期及双边、多边及全球化合作时期。梳理我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脉络,有助于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国际卫生合作策略建议,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国际法模糊性建构体系中的全球治理规范秩序

全球治理暨法律多元主义体系下,国际秩序面临功能分化时代的治理规则再书写、国家主义单一视角不足、国际法遵守理论盲点及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如何整合等问题。基于国际法规制中客观存在的法律漏洞填补和功能性国际法造法问题,厘清模糊性建构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分析因规则滞后导致全球治理失灵的原因,在梳理德国法兰克福规范秩序法学派冲突动力学理论谱系基础上,结合社群世界主义分析理论和团体拟制人格发展路径,镜鉴系统论社会宪法学治理意义的构成性规则与制衡意义的限制性规则,剖析全球化社会法权的内在结构,为国际法遵守机制的合理性创建,提供反身法规制的知识考古学验证,阐释系统论社会法学理论对新兴国家全球化参与中,确立主体性及构造规范秩序的价值与启示,发展全球治理中的平行规制体系对一切义务的法理进阶,从国际法遵守机制角度,针对全球治理中的规制体系与碎片化等突出问题,阐释治理主体共同责任建构的理论与经验,扩展开放结构,采用过程建构主义和实践理论假设,探索提出全球治理多元规范的新秩序及与国家治理体系衔接、全球治理规则与共同演化策略。     

我国社会组织国际化战略与路径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组织国际化包括其从立足本国逐步发展成为区域化、国际性的组织,与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人才属地化和研究工作在向区域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等4种模式;受资助方价值观影响,网络效应加大,独立性增强,自律联盟增加和援助资金不断扩大等5个特点。中国社会组织开始了走向国际,参与人道主义援助和表达社会组织自己的声音,开始与政府、企业合作共同参与国际事务,利用内外部环境的机会,避开发展的风险,提出与属地伙伴合作、民办官助合作、社办联企合作、借船出海合作与社媒合作5种模式。为实现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战略目标,文章向政府组织提出了11条政策性建议,向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提出了5条操作性建议。     

新发展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

新发展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被赋予新内涵,呈现出发展格局更具重塑性、发展形态更具变革性和发展趋势更具不确定性等特征。新发展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选择：交流合作更聚焦高层次互惠互利;跨境办学更聚焦优势互补;“一带一路”教育合作更聚焦寻求“最大公约数”;全球治理更聚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在理念转型、政策架构、课程建设和人才保障等方面集中发力,可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可持续发展和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重要保障。     

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与实施路径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组织作为提供多边交流与合作平台和商议全球事务、解决国际问题、制定国际规则的重要角色,越发受到全世界的重视。作为人才培养和智力支撑高地的高校,理应更加注重推动全球治理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增强对国际组织的了解与认识,破解在信息获取、渠道开拓、平台构建和学生职业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困难。当前,国内高校在生涯教育、学科资源整合、国际组织互访等方面的实践初见成效,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国际组织相关制度的研究、盘活高校各方面的优势资源、系统设计全球治理人才培育的制度体系,方能够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新时代的全球治理人才,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中国参与

在中国传统刑法规则领域内,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面临法律机制失灵的困境,与信息社会蓬勃发展以及居高不下的网络犯罪率形成巨大落差。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困境归因于国内法的制度掣肘与发达国家治理跨国网络犯罪狭隘的外交政策,导致中国参与跨国网络犯罪全球治理进程中内忧与外患共存。鉴此,须站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以"中国参与国际治理"为主线,以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的现实需求为牵引,构建"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二元并重的法律归化方式,推进中国互联网法院能够拥有对跨国网络犯罪案件的审判管辖权,进而填补中国参与网络犯罪全球治理的盲区,改变"空想式"爱国主义的口号,促进中国刑法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实质融合。     

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多边主义路径研究——基于智库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知识分享的分析

讲好中国故事是对外讲述新时代中国重大历史性胜利的迫切需要，可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在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中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中，对外知识分享是智库践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途径，并有助于增强智库的国际化建设。研究分析智库与国际组织合作，借助知识分享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优势和不足，并分析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知识管理战略及通过多边平台讲好中国故事的可行性。新时代背景下，为拓展国际传播渠道，应增强智库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实现讲好中国故事与国际发展合作的协同增效。新时代对“讲好中国故事”和智库国际化水平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进一步提高对外知识分享的能力，高质量地“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作为纲领性文件，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方向。应把握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大发展机遇，重点聚焦重大历史性胜利、全球性议题，分享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并讲好中国的世界观和治国理政新思想。     

全球治理下非政府组织跨国效应的研究

本研究分析了全球非政府组织间串连、在不同国家主导下接轨、与联合国系统作多种领域合作,进而在不同领域发挥了各种不同的作用,其达成全球治理的方法也包含了联合国的行动和其他国际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合作的协议。本研究在检验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的同时,观察非政府组织发挥其国际影响,与全球非政府组织串连、与联合国系统合作并发展"伙伴关系",充分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使非政府组织力量有机会融入到全球治理的架构中去。本研究提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非政府组织通过跨国性活动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议题。因此,建构一个非政府组织跨国合作的模式,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以便促进人类社会同步发展的目标,是一件重要而又迫切的议题。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关于全球性别治理“中国主张”的分析与阐释

全球性别治理是指以促进妇女发展、实现性别平等与公正为目标的全球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编》,特别是其中的第八专题集中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性别治理的多维实践和推动全球性别治理的“中国主张”。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推动全球妇女事业合作的努力,是中国参与全球性别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国在全球性别治理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正在由“积极参与”迈向“主动引领”。全球性别治理的“中国主张”包括：保障妇女权益,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努力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以及重视联合国妇女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等重要内容。为推动中国更好地参与并引领全球性别治理,共建共享美好世界,需要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对全球性别治理的认识”和“国家总体外交和全球性别治理的关系”两个方面的议题。     

习近平新时代全球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全球治理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通过共同协商和共同行动来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无论是从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规章制度还是从主客体方面,都可以看出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融合。中国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以自己的视角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并对自身和全球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以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视角参与全球治理,为全人类经济、政治和理论等方面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发展

近十几年,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在国家治理中起到了提高公共政策质量、提升社会协同水平、创新精准扶贫方式、提供专业社会服务和发展慈善事业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总量、能力和行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尚存差距。要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必须明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量大、质优、功能强的社会组织发展任务,采取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科学举措,不断推进社会组织健康、稳步发展。     

云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跨界合作治理--基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视角

近年来,频发的各种公共危机事件超出了单个的行政区域,具有一定的“跨界”特性,某一行政区域政府的单独治理已经出现了明显弊端,因此,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危机治理研究的焦点。云时代各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有效合作,为解决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持。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社会地位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志愿服务意识薄弱,缺乏社会公信力;沟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和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合作的局限性。因此,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治理中应进一步完善合作法规、改变政府职能、扩大合作领域、加强资源整合并加强志愿服务意识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