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2011-2018年省份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多重中介模型探讨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在考虑城镇化、经济增长等影响贫困因素的基础上,减贫效应依旧显著;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显著,即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家庭增收和弱化收入差距的渠道影响贫困,但数据资源配置不均带来的数字鸿沟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相对贫困的治理难度.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贫困缓解：作用机理与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并逐步向农村地区及贫困人口渗透的背景下,综合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贫困缓解效应,对于构建和完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线性加权法对2010-2019年中国30个样本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测度,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及效应,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以稳步提高,但省份之间的差距却逐步扩大;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以贫困发生率为表征的农村贫困缓解,随着数字发展水平的提升,减贫效应呈现出微弱的先增大后逐渐缩小的倒"U"型规律;数字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具有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最强,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镇人口消费结构升级,但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不显著.     

金融发展、制度安排与包容性增长的实证研究:以湖北为例

我们从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的视角实证研究了湖北省金融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金融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影响不显著,即使控制了产权、政治质量等制度指标和人均GDP增长等经济指标,金融总量的增加扩大了湖北省的城乡收入差距;金融质量的提高,即金融机构配置给非国有部门的信贷越多,越有助于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困率的下降。而金融发展在短期并未缓解湖北省的贫困率。长期内,金融总量对收入差距和贫困的影响与短期效应一致;金融质量带来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贫困的缓解;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包容性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影响都不显著。制度变量并未像以往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对湖北省的包容性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产权的明晰固然有利于包容性增长,但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显著;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会改善贫困,但是导致了湖北省收入差距扩大;教育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湖北省的包容性增长;而对外开放没有降低贫困率,也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青海玉树为例

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和促进使得二者间有着重要关系。但传统理论主要关注增长和分配,在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中表现出局限性,因此必须结合发展模式对其进行再认识和新扩展。通过选取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为实证研究对象,进行静态模型的回归分析发现,2004到2009年当地名义人均GDP年变化量与贫困发生率年变化量之间出现了反常的正相关关系,即人均GDP增长的越快,贫困下降的越慢。研究一方面表明整体经济发展指标会掩盖与贫困群体直接相关的农牧业因素,另一方面指出政府支出支配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城乡分割时会导致减贫与经济发展的互斥,因此,国家的扶贫政策应该更加注重瞄准贫困人群。     

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农村贫困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农村贫困。以经济增长、农业发展和外贸扩大作为速度因素,以农业结构交化、非农就业发展、城乡居民比例变动和所有制结构变迁作为结构因素,以收入差距扩大和通货膨胀作为质量因素,撇开观念和制度变迁,运用SURE和SYSTEMGMM法,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农村贫困的因素分析表明,经济快速增长是推动农村贫困减少的主要动力,收入差距扩大则弱化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同时农业、非农就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也对农村贫困减少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相对贫困城乡差异及社会保障的减贫效应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2017年、2019年三年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乡相对贫困的差异,并对城乡社会保障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政策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镇的相对贫困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中国农村的相对贫困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保险、医疗报销、社会救助等政策对缓解城乡相对贫困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社会保障制度在城镇和农村的减贫效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城镇社保的减贫效应达到11％,而农村社保的减贫效应仅为2％.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低、保障水平低抑制了社会保障政策减贫效应的发挥.未来国家需要在多维度上进行社会政策改革,才能逐步缓解相对贫困,促进社会公平.     

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减少贫困——近期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减少贫困的问题,国外相关研究始终存在争论。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贫困地区增长差异的两个主要来源:增长的部门构成和多种因素的初始状态。如农业和非农业增长对减少贫困的地区间差异,以及财富分配的初始状况、基础教育水平、城乡差异、城市化水平和非收入因素等对减贫成效的诸多影响。此外,还就减贫的非均衡性和测度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经济增长无疑对减贫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这是贫困减少的必要条件,但是经济增长并非是贫困减少的充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增长性质、结构,初始条件,市场效率以及政策取向等经济、非经济因素都会对减贫成效产生重要影响。     

农村居民消费、医疗卫生水平与减贫效果研究——基于“新”整体性治理模型框架的实证分析

2020年前后中国成功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世界带来了宝贵的减贫经验。以1978-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为样本,探究“新”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居民消费、医疗卫生水平对减贫效果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可以解释减贫人数的80.8%变化原因,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总人口增长可对减贫人数产生15.1%的解释力度,总人口增长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劳动人口增加量可对减贫人数产生2.5%的解释力度,劳动人口增加量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可对减贫人数产生1.5%的解释力度,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卫生技术人员数的回归系数值为-0.005,并且呈现出显著性,卫生技术人员数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基于此,研究建议：进一步释放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能力,增加农村居民减贫人数,实现乡村振兴;降低劳动人口增加量,尤其是从事第一产业劳动的比重,拓宽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面;提高医疗卫生实际水平,减少单位卫生技术人员数,帮扶和救助低收入人群。     

城市化、劳动密集度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

文章利用系统GMM方法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城乡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以劳动密集度为切入点对城市化影响贫困减缓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化能有效带动西部地区呈现贫困减缓,但城市化的减贫效应存在城乡差异,城市化主要通过改变劳动密集度体现减贫效应。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的城市化模式更为有助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因此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要强调人的城市化以及本地要素的城市化。     

城乡收入差距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面板门限模型分析的证据

基于中部地区地级市层面,构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非线性模型;在实证分析中,针对三种不同情形开展整体分析与不同类型区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随着这一差距的持续扩大并跨越门限值后,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性的阻碍作用;不同类型区的两种划分情形下的结果同样表明,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收入差距扩大地区相对于收入差距缩小地区将可能更快地由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的阶段跨入对经济增长存在负效应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