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符号现象学“真知”视角的思考

在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我们过去建立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新闻求真的路径在后真相时代已经不再适用。因此,我们需要重建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路径,这条路径应该从符号现象学“真知”视角切入,将新闻求真的过程视为在探究社群的基础上去寻找“真知”的过程,新闻求真应该是由多元新闻活动主体共同进行的永无止境的解释过程。     

游移的“真相”:媒介再现中的“人与人工智能”之辩

智能技术新范式正在全面重塑社会基础设施、重塑着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由此“人—机”文明也因机器智能这一新变量的引入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视野，观照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媒介再现及其引发的公共讨论，可以揭示出多元传播主体及其复杂话语策略背后蕴含的“真相”游移：一是新闻真相，二是技术真相，三是政治经济真相，四是哲学真相。游移的“真相”表征了人与技术关系的陌生化以及共识的断裂，出现人工智能技术观念场域的“后真相”症候。通过建构新型媒介社会效益机制和科学传播机制，以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蔽技术价值无涉，增强技术传播中的哲思维度，可以应对“后真相”症候。     

“后真相”视域下历史虚无主义的透视与化解

“后真相”下碎片化、非理性因素、舆论占主导的发展模式给历史虚无主义以衍生空间，使其不断以新面貌和新手法亮相发声，具体表征为以隐性的构境手法蒙大众之眼、以柔性的叙事话语掩虚无之实、以灵活的媒介传播虚无之果，这些做法源于“后真相”视域下去语境化杂糅信息的逻辑陷阱、情感化叙事手法的软性渗透、非理性化网络舆情的宣传煽动。对此，应从以“辨”识真，强化受众历史批判力与鉴别力；以“情”动人，激发深厚历史文化情感与合力；以“理”化极，培育创设历史分析的理性环境；以“行”促思，破解历史虚无主义“茧房”迷局等四重维度予以化解。     

“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的 表征、归因及治理

从“纸媒”到“智媒”的技术之变、从“真相”到“情感”的逻辑之变,昭示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其以情感主导真相的传播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理性坍塌、信任弱化和认同偏差等隐忧。在此背景下,网络政治谣言从形态、主题、内容和话语等方面畸变出与“后真相”时代相适的多重表征,并在利益勾连、技术加持、治理博弈和信任流失等多维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借机滋生和蔓延,严重削弱了网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亟须从事实与情感的逻辑澄清、制度与技术的协同规制、价值与文化的柔性沁润、规则与话语的理性建构等角度破解“后真相”时代的治谣难题。     

景观的迷宫：“德波—凯尔纳之辩”与“后真相”的挑战

在spectacle一词的论述与使用中,在学术界存在着模糊地带：到底是沿用spectacle的使用者德波的“景观”概念,还是沿用凯尔纳的“奇观”概念。不同的理解导致了两种学术进路的出现,导致了概念混乱与认知偏差。在冷战结束的全球化时代中,建立于大众传播技术与美国文化研究的“奇观”概念由于贴近实际,一度更具解释力,它助推了现代主义传播理念及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但在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面对“后真相”的挑战与全球民粹主义崛起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又重新宣告着“景观”概念的回归。“后真相”成为关乎spectacle的终极追问,“德波—凯尔纳之辩”关系到“真相”是否存在。因此,这个问题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真相”到底是否存在,或是它只是景观之一,关系到新闻的价值实现问题。     

“后真相”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危害及应对策略

“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传播具有信息杂糅化、叙事情感化、舆论去中心化等特征，其与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相耦合，影响传统历史叙事。历史虚无主义将“蒙太奇”手法运用于繁杂的信息处理、传播过程中，借助感性优先的情感化叙事裹挟网络群体情绪，从而拼凑、虚化历史，造成主流意识形态消解、文化认同解构以及动摇党执政地位的危害。应对“后真相”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唯物史观大众化；加强网络治理，培养媒介意见领袖；变革历史教育，增强群众辨识力。     

“IP”的价值意涵及其人格道德化和道德人格化

“IP”中凝聚的价值呈现为体验价值、想象价值、共创价值。作为资本符号本身,“IP”经历了由人际交往资本符号到网络虚拟资本符号的演变,最终在当今流行的语境氛围中确立为生命价值资本符号及其聚合体。“IP”的价值转化有两条路径:“IP”的人格道德化和道德人格化,前者主要反映出一条社会伦理心态中的“价值动力链条”,包括善的自我完型动力、善的凝聚传播动力、善的价值整合动力;后者主要包括“IP”在形象维度、需求维度、意义维度中的现实塑造。     

论“哲学语境”与“生活处境”的张力

从“哲学语境”与“生活处境”的关系逻辑出发,深度分析、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精神。首先可以将“哲学语境”分解为哲学的外延性文化场境、宏观哲学的文化语境和微观的哲学文本语境,这是一条收敛式、确认哲学个性及其理论链条的路径,进而强调“哲学语境”必须落根于“生活处境”才能获得理论合法性。其次,从分析马克思所直接承接的哲学文化语境入手,显示马克思哲学对青年黑格尔哲学割裂哲学语境与生活处境关系的批判与超越;第三,着重从马克思置身其中的生活处境的分析,简要地解读出马克思哲学语境、哲学主题的个性特征。可见正确处理“哲学语境”与“生活处境”之间的关系,对于“后教科书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具有直接的价值。     

“最深之意义”：王国维“境界”说的人生意义维向论

把王国维的“境界”说当作“唯美主义”的文艺理论是一种误会。“真”与“善”也是王国维“境界”说的重要维度,这是因为,王国维的“境界”说实质上是一种人生“意义”的理论,它所言述的是先验世界中的真、善、美“一体”之域。     

羌区美食“洋芋糍粑”及其英译问题

饮食非小道”,舌尖上有大文章,尤其是涉及跨文化传播中的相关问题时。“洋芋糍粑”是川西北羌区民间美食,也被今人视为羌族饮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得到四方游客青睐。由这道乡土风味饮食之英文翻译引出的话题,在当今人类文化交流语境中并非孤立的个案,其中涉及的族群情感、乡土遗产、符码传译、文化理解等问题亦绝非“小道”,值得饮食经营者、旅游从业者和文化研究者好好琢磨。     

后分析美学中的文化社会学转向——以“艺术界”和“艺术体制”理论为例

艺术定义问题是当代西方美学的焦点问题之一。滥觞于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分析美学围绕着艺术的界定和分类展开了论争。以魏茨为首的一批分析美学家认为艺术不可定义,而其后的后分析美学家则驳斥了这种不可定义论,其中丹托的“艺术界”理论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又称“惯例论”）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丹托指出了艺术品的共性是一种关系属性;迪基受丹托的启发,提出了“艺术体制”理论,将“体制”这一社会学要素引入“艺术界”理论中——关注艺术品资格在社会现实语境下是如何获得的问题。因此,丹托尤其是迪基的体制论标志着美学进一步脱离艺术品本体论的轨迹,向文化社会学转向。这一转向已成为当代关学不可回避的重要事件。     

数字时代影视短视频传播伦理建构研究

作为一种全新媒介样态的“影视短视频”似已在“人文精神”与“实用功能”之间寻得平衡点,其现实传播却背离了影视文化创作原初的教化、娱乐功能。一系列违背语境真相、摈弃厚重叙事、蔑视人性尊严的伦理失范现象不仅违背网络公共空间的社会道德与文化准则,而且挑战作为人本质功能的德性论与义务论。以影视短视频的伦理失范问题为切入点,结合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对艺术二次创作的批判性观点,深入探讨“影视传播2.0”的传播迷思与现实进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以此,进一步探索影视传播突破“无用之用”樊篱的有效路径,重构适应数字时代影视短视频传播的伦理规范,助推影视短视频健康、有序发展。     

后真相时代价值判断的偏转:危机事件中社交媒体传播动力分析——以微博热议“保姆纵火案”为例

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危机事件的扩散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传播前置性、情绪感染性、主体多元性、即时交互性和事实模糊性六大特征。传播动力研究是探究这些传播特征动因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此类研究偏重系统性的宏观描述，缺乏精确性的微观分析。文章以微博上热议的杭州“保姆纵火案”为例，提出“信息—价值”传播动力模式，从微观层面具体解释社交媒体危机事件如何维持其独特的传播特征及连续的高活跃度，并将此模型发挥效用概括为三点:第一，情感共振导致的“群体极化”引爆舆论炸弹；第二，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用户靠自我价值观评判事件而非真相；第三，危机事件中新信息的输入往往伴随着利益的角逐。     

“恶搞”文化现象之符号学意义探析

以恶搞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符号学意义。具体而言,即研究符号运作背后以何种符号思维推动并以什么符号工具实现符号运作过程。将恶搞与狂欢化理论进行对比,发现二者在三个层面存在相似性,从而提出狂欢化符号思维是恶搞符号运作背后的驱动力量;通过对具体恶搞文本中符号片面化、符号降解和伴随文本三种符号工具的分析,例证狂欢化符号思维这一隐含的社会文化规约是如何驱动恶搞符号运作过程的。恶搞文化现象的符号学意义在于,在后现代主义观照下,以“狂欢化”符号思维主导的恶搞符号运作通过夸张、讽刺、搞笑等外显表达层面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也是在解构颠覆既定世界,重构新的意义世界,它隐含着对新生、创新、变革和多元化的憧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传播失序及其控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微”传播语境下,会呈现一系列诸如传播信息碎片化带来视野狭窄化、传播信息拼图化带来真相渐进化以及传播信息感性化带来舆论情绪化的失序状态。实践中,需要认知和把握“微”传播的基本规律,通过议程设置整合“微”议题带动公众视野广博化,通过意见领袖占领“微”阵地引领社会价值观念大方向,通过“把关人”职责创新激活“微”思维收获大成效,以此来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传播控制。     

“动作形容词＋（的）＋NP”的谓词隐含分析

“动作形容词＋（的）＋NP”格式中隐含了一个适配的谓词（群）,这个谓词（群）正是动作形容词和NP连接的桥梁。隐含的谓词与NP存在某种层次上的述谓关系,动作形容词与隐含的谓词存在修饰或补充关系。通过动作形容词和NP之间的语义连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活这个谓词（群）。激活并确定被隐含的谓词,是语言表达和语言理解过程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也是确定形容词品级的依据。     

求真和致用是历史学的永恒主题

人类创造发展自己的历史 ,也创造和发展自己的历史学。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求真” ,即求史实之真与历史规律之真。在求真的基础上 ,历史学也具有致用的功能 ,此一功能因时代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显现。只有将求真与致用紧密地结合起来 ,使之互相促进 ,相得益彰 ,历史学才是具有永恒生命张力的长青树。     

“意义世界” 范畴与交界面的符号哲学阐释

“意义世界”的形成，是符号学的核心论域，也是文化传播发生的处所。围绕“意义世界”的边界、范畴及交界面所展开的对话，是当代学术语境下明晰辨析“意义世界”不可绕过的问题：首先，在“人文”与“科学”关系重构语境下以整体性的“知觉”调和“认知”与“感知”的矛盾；其次，以“符号物观”重新审视卡西尔关于“物”与“意义”的“此消彼长”论；最后，结合当代技术与人文融合语境，以“信息”作为客观秩序规定性，以达成“获义意向”与外部世界的联结。     

“真”是通达“善”的途径

鲁鹏在《哲学研究》2007年第10期撰文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善”与“真”相统一，“真”是通达“善”的途径。“真”与“善”可统一，“可以统一”以尚未统一为前提。反思历史，我们遇到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求真以发展经济，求善以共同富裕。发展经济讲求效率，共同富裕讲求公平。效率与公平有冲突，人们想二者兼得，却不得不面对何者优先的选择。把“真”放在首位，我们遇到“公平”问题；把“善”放在首位，我们遇到效率问题。我们不能避免二者关系的紧张，只能在由“真”至“善”的过程中寻求它们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语境诗学”的理论定位与学理基础

语境诗学将“语境”作为文学理论的本体范畴、元话语和先验结构,重新反思文论体系的基础概念和理论观念。其自身作为一种诗学话语具有批判哲学、后批判哲学和“后理论”的理论品性：语境诗学是一种“反思型”文学理论,既重视主观概念和理论对经验事实的整合和同化,又对文学的经验事实动态性地开放;语境诗学是一种“默会性”的理论话语,它关注文学的言说和未言说、“焦点觉知”和“附属觉知”之间的意义互动关系。文学语境带有“原初自明性”的默会性,也即“内居”于世界之中,而非超然世界之外地思考世界;在“后理论”思潮之中,文学理论开始拒斥“大理论”或“宏大叙事”,强调以小理论化或者“语境化”的理论进路面对文学现象。语境诗学关注文学事实或文学作品的“具体性”,以及文学自身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