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和中国特色城市化模式——对“地方政府公司化”理论的反思

“地方政府公司化”理论框架难以完全解释建立在中国特色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基于“新苏南模式”的经验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快速发展秩序背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优越性。地方政府通过征地制度,把土地作为公有生产资料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推动经济的现代化,形成政府主导的、公共性的城市开发体制。同时地方政府不断改革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保障被征地农民普遍、公平地实现市民化,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形成城市开发的社会基础。苏南的经验对全国后发地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土地制度构建了中国特色的又快又好的城市化模式,不仅促进了城市快速发展,而且有利于国家和农民新型关系的形成。     

农村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大量征收农村土地,但征地过程中却出现了大量侵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如征地权的滥用、补偿标准过低、失地农民生活缺乏保障、政府在征地中功能错位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严格界定土地产权,依市场机制形成土地征用价格,并探索以土地入股等多种补偿方式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工作,加强政府在征地管理中的作用。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刍议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失地农民被侵权案例时常发生,这引起了广大民众、学者对传统城镇化模式的反思,使得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倍受关注.新型城镇化模式下,保护失地农民权益的思路是：政府征地扮演角色的弱化;公益性用地范围的明确界定;征地程序的媒体化、公开化、司法化;土地补偿价格的市场化;征地补偿方式的多样化.     

“就地城镇化”展现“社区再造”的魅力

说到一些农村地区、城市郊区以及城纠妻合部的城镇化问题,绝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农民被征地、被上楼,事实上很多地方也正是这么做的。但是这种模式的弊端很快显现出来,比如被征地农民拿到征地款的同时也失去了土地,坐吃山空,很民返贫;原来乡村的青山绿水被高楼大厦、工地厂房所代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乡愁无处安放……     

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农民征地补偿收益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了深化改革现行征地收益分配关系,保障农民权益,本文在农民征地补偿的动态机制和产值倍数法的理论基础上,融入自然、生产和经济条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我国农民征地补偿的短期和长期动态情况。研究发现,良好的自然和生产条件,以及不断增加的人均GDP和财政支农支出等经济条件能增加农民的征地补偿,但是反映城镇化进程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抑制征地补偿;而在控制自然、生产和经济因素下,农民征地补偿随着征地进程在短期内是增加的,但长期内是递减的,割断了农民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路径。因此需要改革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以及土地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以此增加农民征地补偿的收益空间。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问题发生的中国情境

文章在对土地养老保障、社会养老保障与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的共时关联性分析以及城市化、征地补偿安置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历时关联性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问题发生的中国情境做出回应。在土地承担保障功能且土地保障与养老结合最为紧密的宏观背景下,补偿权与社会保障权的混淆是我国征地补偿安置长期存在的显著特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政府通过土地重新分配或非农就业安置间接承担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基本责任,补偿权与社会保障权的混淆并没有实质性地损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利益;但在市场化转型时期特定的政策内外环境系统中,由政府主导进行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责任分担结构内部,政府对被征地农民养老责任的"后撤"同时意味着非正式的和制度性的被征地农民个人养老责任的"强化"。被征地农民在没有得到公平补偿的现实情况下,只能主要通过自我积累与市场竞争来实现养老需求,并最终导致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的发生,且因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而更加严重。     

中西部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

受宏观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战略安排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演变为以“集中居住+土地流转”为内容的城镇化模式。从经济效益来看,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浪费了财政资源以及降低了农民生活水平。从政治效益来看,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导致政府合法性降低以及社会不稳定。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应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优化政府行为,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城镇化道路。     

可持续发展与西部农民境遇的改善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提出是人类对人和自然关系认识深化的结果,已被世界各国政府所接受,也是贯穿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红线。可持续发展原则决定了西部农民在解决自身生存问题过程中必然面临的一系列艰难抉择:代际之间的抉择;即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抉择;是否离开家园的抉择;是否改变生活方式的抉择;在耕作方式之间的抉择。政府可以采取转变西部农民思想观念,加快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化进程,推动西部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严格控制西部农村地区人口增长等措施来帮助西部农民解决好生存和发展问题。     

环青海湖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开发战略研究

结合环青海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态环境特点,确定该地区城镇化开发原则以及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基础上,提出特色产业循环经济为主导的"候鸟型生态城镇化"战略模式,分析了该模式在城镇人口、产业发展以及城镇空间方面的特点。最后结合区域实际情况提出环青海湖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城镇化发展战略以及保障措施。     

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的局限与出路

为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将社会保障作为被征地农民安置方式的实践。通过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的局限性分析发现,土地保障和社会保障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社会保障安置存在着背离权利主体的平等性、转换责任主体、混淆分配层次、保障水平较低等局限性。社会保障作为被征地农民的安置方式在理论上存在着误区,在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困境,是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的伤害。作为再分配手段的社会保障既不能代替安置的功能,也不能被安置的初次分配功能所替代。为更全面地保障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应在合理安置的基础上完善社会保障这一"安全网"。     

“云浮模式”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云浮不是浮云。云浮位于粤西。"每每与人交换名片,云浮市委副书记姚康总要向人作这样一番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展出现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为代表的农村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成都、重庆为代表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征地困局与路径探析

从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的日益增多的征地冲突着手,总结最近二十几年的城镇化进程中引发的征地冲突和纠纷事件,从中分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导致征地冲突的原因。从国家的双重目标与垄断逐利行为;农地所有权主体缺失,产权被分割;征地补偿依据的基准不科学,补偿标准偏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方面进行重点阐释。针对成因探索破解我国征地困局,以实现我国城镇化进程良性发展和兼顾农民利益保护的双重目的。     

城镇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的权益损害与征地纠纷——基于全国31省被征地农户的调查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期,农民权益受损、征地纠纷日益突出。合理测算农民权益受损的程度、征地纠纷的影响因素,对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全国31省(区、市)91村638户被征地农户的调查数据,借助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征地纠纷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征地过程中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处置权、收益权和社会保障权受损严重;农民个体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对征地纠纷没有显著影响,农民权益是征地纠纷全面而充分的影响因素。因此,在构建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体系和改革征地制度时,要从影响征地纠纷的农民权益因素着手,尊重农民的意愿,保障农民的权利,尽可能减少纠纷现象的发生。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征地补偿制度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用,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对于失地农民而言,唯一能保障其生活就是土地征用补偿。但是,在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下,许多农民却出现“征地返贫”的现象。审视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其存在一系列问题,应当从将市场因素导入补偿标准、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扩大补偿范围、丰富补偿方式等方面完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     

社会变迁对陕北窑洞以及聚落的影响

陕北能源资源的开发,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从而推动社会变迁。陕北乡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居民脱离农业生产,职业开始多元化,乡村人口流动加剧,同时依附于农业的思想、文化规制以及生活方式遭到遗弃;陕北乡村经济模式的变革使得窑洞的传统匠作制度解体,而这些是陕北民居窑洞及其村落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加之,城镇化的社会发展趋势,陕北窑洞及聚落不能满足陕北居民需要和适应社会发展趋向而面临被遗弃的威胁。     

我国征地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城镇化作为农民职业转换、身份转变和社会价值观转型的载体,其健康发展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之所在。为了探析传统征地制度中存在的固有缺陷,通过廓清我国征地制度的变迁轨迹,认为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正处在加速推进期,传统的征地制度日渐显现出其内在的弊端,甚至蜕变成我国城镇化发展中最大的障碍因素。为探究相应的制度创新提供一种思路。     

我国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的特点及选择

美丽乡村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乡村建设十大模式的发布在全国引起了重大反响,为全国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范本和参考。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地理地貌、区位条件、自然资源、文化底蕴、农民的积极主动性以及机遇等因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十个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除了显著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城镇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市场机遇,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以当地政府为主导的推动引导作用和财政支持力度,以及在当地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带动下农民对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或者说是农民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对生产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这些要具备多项非一般情况下的成功模式在不同条件地区是很难完全复制的,这也就决定了未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上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创新性。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农民增收研究综述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农民收入获得了巨大增长,但与非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从1999年开始,理论界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增收问题,并由此展开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特别是在城镇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增收问题的理论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具地域特征的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和农民增收结构、方式、规划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路径体系等方面的研究还欠深入。     

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探析——基于马克思地租理论的思考

不断加快的城镇化建设步伐,使失地农民群体迅速扩大。农民失去土地后既不能维持原先的生产生活,又不能享受土地用途转变所产生的增值收益,加上违反土地价格理论的征地补偿制度,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状态。马克思地租理论以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下阐述了地租的产生及其最终的归属和分配问题,可以为保障我国失地农民权益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关于征地补偿标准合理性的探讨

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是引发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应该实践人本主义和公平理念。我国现行征地补偿标准的不合理性主要表现为忽视了对农民作为人的补偿，没有充分考虑农用土地对于农民的多重效用。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应该包括对被征地农民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生活环境需求与发展需求的补偿。实施合理征地补偿标准需要的条件保障为确立公平补偿原则，建立促进利益补偿的相关保障机制以及设立征地补偿基金并落实持续补偿资金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