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社会资本与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

城市多民族社区是结构复杂、异质化程度高的特殊社区,以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能够很好地帮助此类社区提高治理绩效.然而现阶段,由于城市多民族社区同质性社会资本远远多于异质性社会资本,使得社区仍然呈政府"管理"而非社区"治理"的局面.为了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实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必须提升社会资本,构建社会资本与社区的良性互动关系,其中关键是促使社区中的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相结合并达到均衡.     

协作治理：城市多民族社区民族工作创新的探讨

多民族社区作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前其民族工作面临的挑战主要源于民族事务的复杂多样,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以及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匮乏等。在借鉴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基础上,笔者对城市多民族社区民族工作的基本架构、实践逻辑、运行条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借助多元主体、互动关系、协商合作、网络结构等概念,力图诠释协作治理式民族工作的主要意涵,以期为城市民族工作创新提供可行的设计方案。     

社会质量视域下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研究——基于19个社区的定性比较分析

提升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是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借助社会质量的分析框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能够识别出“缺乏社会包容”和“缺乏社会凝聚”两个风险因素。以北京、南京、义乌、宁波、成都和西宁6个城市的19个多民族社区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的条件组合展开探讨,发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存在“以居民参与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和社区认同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为依托的参与型社区”三条实践路径,营造共生共乐的社区氛围、培育共享共有的社区文化、推进共商共议的社区参与和提供优质高效的社区服务,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类型化研究

近20年来,城市社区正逐渐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领域,治理的概念和理论描述也被引入社区研究。实现社区治理结构的类型化是运用这一概念展开解释性研究的第一步。运用概念性构型方法,从治理网络扩展的方向和范围、协作的形式两个维度可以构型出社区治理结构比较的概念框架,在此基础上使用社区研究领域已经存在的实证资料以及在有关城市的调查对这一比较框架进行检验和修正,可以建构出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三种基本类型:传统型社区、协作型社区和行政化社区。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综述

社区治理结构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单位制理论与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社区治理结构模式、社区组织网络中的重要关系等方面。围绕社区治理结构,学术界提出三类模式,即强政府、强社会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社区自治型治理模式、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多民族社区认同研究——基于甘肃省合作市Z社区的调查

城市化进程一方面给城市多民族社区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另一方面也对社区的形态、文化、功能等方面形成了冲击。城市多民族社区因为缺乏内生的应对能力,发展呈现出"脆弱"的状态。培育社区认同,应当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摆脱发展"脆弱性"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对甘肃省合作市多民族聚居的Z社区的实地调查来看,社区认同缺失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普遍遇到的问题,因此,应当培育城市多民族社区的社区认同,以期真正实现城市化与城市多元治理,实现城市的稳定与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实现中国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有效路径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新模式,需要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通过构建复合型协同治理机制、整合社会资源精准嵌入公共服务、打造"党建+互联网"治理云平台等举措的实践,推动党建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文化功能与社区治理有效衔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制度保障。     

构建新型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着力点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建立社区多元治理结构。在总结我国探索社区治理模式取得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主要着力点,即充分发挥社区治理主体的不同作用,建立互动合作的运作机制,加强社区治理的能力建设。这三个着力点相互促进,需整体推进。     

基于“结构-战略-治理能力”的城市民族互嵌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国内各民族交往更加频繁,城市民族社区治理已成为推进民族和谐,开展社会治理的重要前沿。民族互嵌社区作为未来民族社区的发展趋势,也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文以组织结构理论、战略理论为基础,结合成都市武侯区开展民族互嵌社区治理的经验,构建了结构-战略-治理能力模型(S-SGC),以期从社区治理结构﹑组织战略和社区治理能力等三个方面来勾勒民族互嵌社区的治理机制。研究表明:在社区治理中,民族互嵌社区利用混搭战略,可充分整合内外资源,获得更多的跨界能力与社会认同,这将有利于提升社区的治理能力,为民族和谐、社会共同进步开创新局面。     

角色理论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根源研究——以L市L小区为例

当前,随着绿色化、智能化社区的建立,有效的社区治理仍然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内容。但因为地区经济、文化、资源等领域发展程度不同,业委会、物业公司、居委会以及居民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在互动过程中仍会产生矛盾和摩擦。从角色理论视角出发,以L市L小区为个案,发现存在原业委会不作为,业委会重选困难重重;物业公司态度、服务跟不上;小区居民怨气与日俱增等困境。其根源在于主体角色间各执己见、互不认同,难以达成共识;居委会角色被边缘化,难以发挥角色作用;沟通机制原有功能退化,转而成为居民表达愤懑情绪的平台。综上,由于L小区各主体未能按照应有规则履行相应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在追求更高质量（温度与风度并存）的期望和实际情况之间产生冲突,这对建设和谐小区氛围造成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小区治理必须加强各主体角色定位与识别,严格按照角色规范实施行为,增强对彼此角色的认同。     

三社联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策略变革 ——来自昆明市L社区的治理经验

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发挥多方力量参与城市社区建设和自我管理,开展居民互助服务,在建设和谐城市社区中具有重要作用.个案甄选与梳理昆明市L社区治理,能够准确瞄准当下社区治理的突破口和把握城市社区多元力量参与社区发展的契合规律.同时,多角度、全方位分析城市社区建设推进中遇到的现实隔阻,能够明确城市社区治理中多元力量利用不尽充分.基于此,从社区主导、实践推动、嵌入发展、机制构建等四个方面深入论证其治理成效,以揭示如何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策略变革.     

马来西亚南极政策的演变（1982年-2008年）

1982年马来西亚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内发起了对南极条约体系的挑战,批评重点涉及南极条约体系的缺陷以及南极环境保护问题和矿产资源的公平开发问题。从1993年起马来西亚逐渐认同南极条约体系的原则,马来西亚与南极条约协商国关系发生转折。2002年南极条约协商国邀请马来西亚作为观察员参加第25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马来西亚与南极条约协商国的关系得到重大改善,有望不久加入《南极条约》。马来西亚南极政策的转变既有维护马来西亚国家利益的考虑,也受到大国政治、环境政治等国际因素的制约。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信任机制及特点研究——以某混合社区为例

研究发现,当前城市社区信任是在现代化发展与传统伦理本位文化延续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在两者影响下城市社区信任呈现为:人际信任愿望强烈,但信任感低,基于社区交往的趣缘信任渐成社区人际信任主要来源;制度信任培育程度参差不齐的特点.该研究的政策启示是: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应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提升制度信任水平;鼓励居民参与,提升人际信任水平.     

内在动机:演进逻辑、结构维度与未来趋势

内在动机是组织行为学等诸多领域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内在动机不仅有助于个体创造力的激发、工作绩效提升、组织承诺的增强,而且能使个体获得美妙的情感沉浸体验.文章系统阐述了内在动机概念内涵、结构维度和内在动机理论研究的逻辑演进路径,并提出了未来研究趋势:加强内在动机缺失机制、内在动机前因变量和动态实证研究.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历史演变及典型模式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公司法学上主要指有关公司机关的权力分配与行使关系的制度体系。世界各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早期基本上实行股东会中心主义,近现代董事会中心主义盛行,当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当代各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模式;二是以德国为代表大陆模式;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模式。     

论业主自治与小区善治

在新型的城市商品房住宅小区,业主自治是业主基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而享有的基本权利。业主作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权利主体,以小区主人的角色,对小区共有财产和公共事务进行自组织治理。业主自治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务之急是实现业主自主选聘物业服务企业、自主掌控小区大型维修资金。业主自治既是小区善治的必由之路,也是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新取向,将有助于节约小区治理成本、培育社会资本、推进城市基层民主化进程。     

城市社区治理:角色迷失及其根源——以H市为例

目前,国内对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和居委会的角色的研究存在着较大的不足。根据法律和政策、政府职能理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和自治组织的特点,政府和居委会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应分别扮演规制者、供给者、指导者和供给者、代言人、助手三重角色,但实际上,两者均存在角色迷失的现象,其根源在于社会自治能力不足、社会管理体制转型滞后、政府职能转变困难以及居委会的资源约束和理性驱使。     

治理与解决: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主体及现行解决方法

通过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等特大城市社区的调查,重点探究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和基层政府解决城市社区冲突的主要途径与举措,前者包括对话和解、调解、仲裁、信访、诉讼及诉诸暴力等,后者主要涉及社区冲突化解、冲突调解、冲突管控、冲突处置和暴力强制等。一个共识是,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与复杂化,大多数社会或社区冲突必须通过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体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或合作解决。     

城市旅游的缘起、特征与发展前景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城市以其独特的魅力对旅游者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一种以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新式旅游即城市旅游得以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城市旅游在空间分布、资源组合、功能发挥、活动类型和要素集合等方面,有着与其他旅游形式不同的特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铺开,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经营管理水准的不断提高,将使我国的城市旅游有着更为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