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违法性作为犯罪本质的合理性

在作为规范学科的刑法学当中,犯罪的本质只能是刑事违法性而非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刑事司法;其内容既包括行为在客观上与法的秩序相违背,也包括行为人本身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主观上存在罪过并具有归责可能性。刑事违法性中所指的“法”应指法律规范而非法律条文,指实定法而非应然法,指具体的法律规则而非抽象的法律原则或公共政策。相对于社会危害性而言,它是一个真正完整的、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标准;在司法的意义上,它是犯罪成立的惟一条件。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刑法中"可以"的思考

刑法规范模式中使用了大量的、带有两可倾向含义的“可以”,使得法律中的“可以”之行为就有了“可以为”和“可以不为”的两种选择,这就为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本文从“可以”的逻辑内涵入手,考察了刑法中“可以”存在的问题。     

谈谈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的经济法,是社会主义国家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基本原则,是指经济立法、司法,守法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是经济法本质的体现。它贯穿经济法的全部单项法规之中,既体现宪法的基本原则,又区别于属于某     

略论“不拘儒者之节”的“通儒”马融

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马融是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他“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又“生性任达,不拘儒者之节”,在这两面之中所蕴含的个性特征需要我们去深刻体认,以达“了解之同情”,而其在当时与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也有追寻的价值。马融此种双重人格揭示了东汉中后期社会思潮已经由经学向玄学潜行,马融一生的奇异行为正是反映这种变迁的表象。因此,马融不仅是两汉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值得重视的人物。     

论利用外资的法律环境

利用外资是一种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具有预定的选择性和自身的规范性。作为一种资金运动,它的流向、方式、限制、效果等很大程度上要受投资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按照一般定义,投资环境又称“投资气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对外国投资的一般态度和待遇以及对外国投资活动产生直接、间接影响的各种客观物质条件。根据这一定义,投资环境是一个由各种因素组成的综合体。它既包括宏观因素又包括微观因素;既包括硬环境又包括软环境;既包括自然因素又包括人为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等等,而在投资环境的各种因素中,最终直接影响外资引进和利用的是法律环境。     

在"应然"与"实然"之间——司法的公信力及司法权运行过程中的"信息失真"

现代社会中的司法承载着树立法律权威、实现社会正义这一神圣使命 ,而只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使命。司法公信力的取得不仅需要有适当的“软环境” ,而且还需要一定的“硬件基础”。能够产生公信力的司法是司法的“应然”状态 ,同时也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而在司法权的实际运行过程中 ,由于司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以及一些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的存在 ,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信息失真”。对此 ,一是要树立程序正当观念 ,二是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来制约权力的滥用 ,以遏制司法腐败现象     

“类”概念:中国传统法比附援引的思想基础

比附援引是中国古代司法适用中的一项技术,其在司法领域中的运用与中国古代的“比类”思维形式有关.中国古代在“比”的推理思维和“类”的类型化思维下形成了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比类”思维形式,比附援引则是比类思维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运用.“类”思想作为比附援引司法实践的哲学基础,保证了比附援引司法技术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语法是什么”解说中所存在的概念混淆现象

如果我们向语法学家们请教:“‘语法’一词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有的会说:“‘语法’有两个意思:一个指语法本身,一个指语法书。比方说,‘你这话不合语法’,这是指语法本身。又如说,‘这是一本语法’,这是指讲语法的书。”也有的说:“人们有时侯用‘语法’这个名称代表语言的语法构造本身,有时候又用它代表语法学,因此有必要分清这两个概念。”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语法”一词可以有三种含义:一指语言的“语法规律本身”,它“是语言中客观存在的”;二指语法学,它     

司法民意与法官的职业化思维

司法民意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一种于司法有益的支配力量,也可能损害司法公正。这种弊端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司法民意与法官职业思维的不同。在对案件裁决的过程中,法官的思维首先应当符合法律适用的一般思维模式,其中还应该包括对可能影响司法结果的民意保持警惕。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和”与“同”的思想随着先秦天下纷争的局面而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首先是人们自然观在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的伦理展开。“和”“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试析“红五月斗争”中产生“左”倾的原因

党领导的东满地区"红五月斗争",使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东满地区的"红五月斗争"中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它不是"立三路线"的产物。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从汉字之“象”论古典艺术中的“实象”与“虚象”

如同汉字一样，艺术中的形象来自对自然物象的模拟。自然物象或有形，或无形，在有形中化其虚，在无形中求其实，这种思维源自汉字的象形思维，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也代表着艺术创造的完美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