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自由流转下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化研究

家庭农场既保留了农户经营的优势,又克服小农户经营的弊端,是未来中国农业微观经营组织的重要形式。家庭农场获得集中成片且期限稳定的土地是其发展的重要前提,农地流转是家庭农场土地集中的重要途径。由于农地流转存在着时空分散性、期限议定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价格过高过低的不可控性以及农民中途违约的可能性等问题,农地自由流转与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集中相衔接存在着诸多障碍。通过构建农民土地权利处置体系,在遵循农民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将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划分为土地保留分户经营区、土地流转集中经营区和土地退出集中经营区三大区域,为家庭农场获得成片稳定的土地资源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并详细分析了方案实施的时间节点和资金运行流程;最后,从制度政策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和农地权利处置方式动态调整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地方政府土地流转补贴政策分析及完善措施

农村土地流转是对农地产权的再分配,其目的在于提高农村资源的利用效率。经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土地流转补贴政策有利于扩大农地流转规模,提高转出土地农户的土地租金收入,降低大规模经营者转入土地的成本,但同时也会增加小规模经营者转入土地的成本,从而产生大规模经营者对小规模经营者的“挤出效应”,并降低大规模土地经营者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地方政府应在国家的引导和规范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农地流转政策;补贴项目倾向于选择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但社会效益高的项目,适度规模经营项目和农户间流转项目;并积极发展中介组织以提高农地流转效率。     

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合同期满续约过程中的利益博弈

获得适度规模、集中成片的土地是家庭农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法律政策下,家庭农场主对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起来的土地仅享有债权性质的经营权,如果农户在土地流转合同期限届满时选择不续签合同,那么,家庭农场主轻则面临“钉子户”问题,重则丧失全部土地而破产。因此,地权稳定性是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土地流转合同期限届满续期时,家庭农场主和农户都有各自的潜在利益诉求,土地流转合同续期能否实现是双方博弈的结果。利用博弈模型法,基于研究假设条件,建立博弈收益函数,挖掘不同主体在土地流转合同期满续约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冲突表现及矛盾根源,推算出预期社会效果成为均衡策略时需要满足的前置条件。研究发现,最终的均衡策略既要满足农户的土地流转收益需求,又不能让农场主的用地成本负担过重。故而,通过签订土地流转收益动态调整型合同,在家庭农场主和农户之间构建起“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使得农户决定续签土地流转合同与否和收益的增量挂钩。因土地流转收益存在着“阈值”,因而还应考虑家庭农场主的投资回收问题。     

家庭农场发展：问题与策略

促进家庭农场更好更快发展,对于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家庭农场发展存在经营者整体素质不高、政府服务和引导不完善、土地流转不规范不通畅,以及资金短缺融资难度较大、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应加大对农场经营者的教育培训力度,提升经营者的整体素质;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出台扶持政策,强化配套体系,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引导职能;加大政府政策性补贴力度,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规范民间融资,疏通家庭农场融资渠道保障其金融需求;建立健全农地流转长效机制,提高补偿标准,为农民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促进农地流转,保障家庭农场适度规模发展。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地流转风险分析与防范

实践证明,农地的有序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有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农户、规模经营者、基层政府作为农地流转的参与者,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而展开博弈,各自理性博弈的结果会导致土地流转过程中隐藏着各种风险,如农民权益受到侵害、规模经营风险高、危害粮食安全、政府公信力下降等,最终会使流转利益相关方都遭受损失,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土地流转双方要提高自身素质,确定合理的流转期限和流转规模,签订书面的流转合同,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适当引导土地流转,加强管理和服务,管制土地流转用途,保障农地的有序流转。     

农村土地流转的政府支持和模式创新——来自重庆市江津区的经验与启示

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法对江津区2个镇开展了农村土地流转实地调研。调研发现:江津区土地流转呈现速度逐步加快,形式主要以租赁和转包为主的特点。政府主要采取培育市场主体、扶持特色产业、组建农业担保公司、建设现代农业园区、规范流转程序及合同文本、实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置换方案、设立土地交易所等方式和手段支持土地流转。江津区土地流转主要有以下三个模式:引进多个业主发展特色农产品推动土地流转,依托公司建立农业产业园实现农地流转和宅基地置换,依托政府项目实施土地整理置换农村宅基地。江津区土地流转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最长期限有待作出规定,无地农民问题有待解决,农户规模小且分散不利于土地规模化流转,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机构设置有待完善等问题。     

现代家庭农场的准确认识、实施困境及对策

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微观经营组织的重要形式,实现了土地家庭经营方式与商品化生产的有机结合。适度规模性土地、农场经营者、市场参与能力是家庭农场的基本构成要件。然而,实践中土地流转意愿偏低且稳定性差、经营者资本积累水平低、市场参与能力弱等却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只有通过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开展能力建设、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创建良性土地产权制度环境度才能更好的推动家庭农场平稳化运行。     

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溢出效应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

系统分析农户种植结构有助于科学回答国家粮食安全如何保障这一重大问题。通过全面考察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溢出效应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发现：（1）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种植结构的趋粮化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2）土地流转形成的土地规模大小对农户种植结构存在动态影响;（3）的确存在农户种植行为溢出效应,家庭特征因素对农户种植结构中的溢出效应具有调节作用;（4）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溢出效应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5）对于分散化土地流转农户,土地流转租金亦会促进种植结构“非粮化”,且能通过种植结构中介变量影响家庭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净收益。因此,政府应加强劳动力教育培训,引导低质量劳动力转移,推动土地规模化流转,合理发挥农户种植结构中的溢出效应,加强农地流转市场监管,拓宽土地流转市场信息获取渠道,降低土地流转价格,减轻农民租金成本压力。     

农户转入农地规模及其合约匹配

农业规模化生产是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经营规模的扩大依赖于农地的转入。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资源配置导致了转入不同规模农地的农户对于农地租约的稳定性与完全性等存在差异化的需求。本文利用农户调研数据,阐释农户转入农地规模及其合约匹配特征。实证表明,转入土地规模的差序化将导致合约的其他维度也呈现出差序化特征,即转入农地规模越大,农户越倾向于签订正式的书面合约,所能够承担的转入租金越高,转入对象为非亲友邻居的概率更大,转入的期限也相对较长。建议应当以土地的整合集中为基础,发挥村集体组织农地流转的比较优势,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农业创造有利条件,并由此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家庭农场治理的法人化进路与现实选择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市场主体并未上升至法律概念。其法人化治理模式是当下农地产权明晰、土地流转频率加快背景下发展集约化、现代化家庭农场的适宜选择。家庭农场资产构成种类较为单一,以家庭承包土地或通过入股、转包等方式受让的流转土地为主;农户家庭成员和家庭农场成员是2个独立的概念,家庭成员成为家庭农场成员除了应当具备当地规定的户籍等特定条件外,还应遵循自愿原则;家庭农场以家庭经营为主,但不排斥外来投资。在构筑法人化治理模式时,尤其是在表决权上,宜将家庭农场中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员的股东权利区别对待;在机构设置上,非家庭成员股东不宜以董事身份参与农场日常经营,但可作为家庭农场监事或由董事会聘为高级管理人员。     

从马克思地租理论看土地出让金

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揭示了土地、地租的经济性质和经济意义。本文在深入分析和理解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基础上,探究我国土地出让金的性质,并对其进行量化分析,进而提出建立土地保证金制度的构想。     

马克思的土地理论与土地管理体制改革

马克思的土地理论包括土地所有权理论和地租理论。在这一理论中 ,马克思揭示了土地所有权制度和排他性 ,实现了土地资本化 ,提高了稀缺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 ,地租的存在是与土地所有权制度分不开的。我们用马克思的土地理论来指导和处理我国土地管理和使用中各种经济关系、利益 ,使之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土地制度与土地产权关系之研究

本文在对制度、土地制度、产权及土地产权等概念加以界定的基础上,探讨了土地制度与土地产权之间的关系,指出: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形成一定的与土地有关的关系,在一定的土地关系中产生对土地的产权要求,在条件合适的时候这种产权要求制度化后就形成土地制度,土地制度的确立也就相应地界定了土地产权并借以影响人们的土地行为     

土地开发与耕地保护

人地矛盾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农业结构调整和加入WTO的背景下,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要求从土地开发与耕地保护两方面着手解决。土地开发应遵循土地稀缺原理、地租理论、人地协调理论、动态平衡原理与系统工程理论等。我国的人均土地资源较少,质量不高,后备土地资源不足,决定了应加强耕地保护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其主要措施有:严格贯彻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拓展耕地保护思路;重视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开发;明晰和稳定土地开发产权制度以及加强土地开发制度建设与项目管理工作。     

城市土地供给行为与土地价格决定的经济学分析

在假设的前提下,人们通过建立城市土地供给与需求模型和分析不同市场形态下的土地供给行为就会发现,土地供给与土地市场的形态、土地所有者的供给行为有关,即城市土地禀赋对土地供给具有约束作用,不同市场状态下的土地供给行为对土地市场价格起着重要作用。     

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再认识--试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中的神话

理论界对我国土地制度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并产生了一系列的新理论,但这些理论过多注意了学理层面的考量,实际应用价值则极其有限。为此,我们必须转变思维战略,确立新的理论,以充分保护农民的农地权为核心、从“三农”问题整体解决的思路出发,推进土地制度变革。     

基于土地当量的耕地保护倾斜性金融支持机制

耕地保护需要注重“量”的限定,但更要注重 “质”的保证。耕地保护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耕地保护与地方政府城镇化的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金融空缺之间的关系。耕地保护应当与城镇化、农村土地改革中的规模化经营趋势、农民权益的保护、耕地保护的外部性以及农村经济现状等问题综合起来考虑。基于土地当量的耕地倾斜性金融支持机制,本质在于通过对耕地的金融化,以土地当量对耕地进行身份和价值的识别,借助市场交易方式,进而实现金融资源对耕地的持续支持。在地方政府与农户积极性联动的基础上,配合碳排放等制度创新,在制度层面上实现对耕地的倾斜性金融支持。     

土地税收与城市土地利用关系的理论分析

为分析土地税收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本文在讨论土地税收中性问题、土地税收对城市土地利用机理的基础上,具体讨论了财产税、地价税以及资本利得税等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文章分析认为:不同税种对城市土地利用有不同的影响,有的直接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而有的则通过影响城市土地市场、改变土地资源的配置进而影响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强度,有的税种对城市土地利用是中性的,而有的则不是中性的。     

土地开发权与我国土地管理权制度改革

我国土地管理权是由土地规划权、土地用途管制权、土地征收权等权力构成的一组权利束结构体系。改革现行土地管理权制度,是修改《土地管理法》无法回避的重大议题。我国土地管理权制度改革的既有方案,因改革切入口定位不清而存在诸如目标定位模糊、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考量等诸多弊病,并因此陷入了改革困境。以土地开发权为切入口,建立土地开发权制度平台,并将各项具体土地管理权纳入到这一平台上来推动其改革,是走出当下我国土地管理权制度改革困境的重要选择。     

土地意识与土地道德建设初探

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指导,探讨土地意识观、土地伦理观和土地道德的有关问题,指出土地道德建设要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公众的土地忧患意识,提高人类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