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密宗与北京雍和宫

藏传佛教密宗与北京雍和宫尕藏加一、密宗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佛教自公元７世纪中叶正式传入藏土，虽经历了一些坎坷，但最终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有过两次大高潮，即藏文史籍中所谓的“前弘期”和“后弘期”（编者按：在安多藏区无此分期），经过这两次大高潮...     

略论清代前期的“因俗而治”

清代前期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时期。乾隆朝中叶,清王朝的疆域东北至外兴安岭,北达恰克图,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南及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东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在这辽阔的境域内,生活着汉、满、蒙、维、藏等五十多个民族。清王朝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封建政权的巩固,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民族统治政策。其中,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因俗而治”,在这一政策中占重要地位。“因俗而治”政策产生的基础是什么?它包括哪些内容?怎样认识这一政策的实质?本文就以上问题略作论述。     

藏传佛教与藏民族的形成

藏传佛教与藏民族的形成石硕藏传佛教之于藏民族，尤如血与肉的联系，二者密不可分。藏传佛教对藏族历史与社会各个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近年来，一些学者曾从政治结构（政教合一）层面，特别是从宗教同藏族社会发展机制的内在联系来探讨和认识藏传...     

清王朝对章嘉呼图克图的管理

对章嘉呼图克图的管理是清王朝整个藏传佛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统治者对章嘉活佛系统的管理既有尊宠与重用的内容,又有要求与惩戒的规定,充分体现了恩威并施、刚柔相济的策略。章嘉呼图克图能够在清代发挥佐治安民、扬善抑恶的重要作用,与清王朝对该活佛系统的成功管理密不可分。     

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

蒙元王室选择藏传佛教信仰与藏传佛教在中国西部地区具有广泛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同时也是蒙、藏民族双方关系互动以及藏传佛教密法与其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结果。蒙元统治者与藏传佛教之间存在着多层面关系 ,西夏境内藏传佛教的兴盛、藏传佛教界对蒙古王室的积极传教及藏传佛教密法的特色等对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具有重要影响。     

拉卜楞地区的传统医药

曼巴扎仓（sman pa grwa tshang）是17世纪开始正式在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出现的专门研习藏医学的机构,曼巴扎仓的出现标志着相对于一直延续的父子和单个的师徒传承等形式,藏医学开始出现一种更有组织的体制化传承形式。拉卜楞寺作为安多地区最大、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创立于1709年）在安多和蒙古地区有重要影响。拉卜楞大寺曼巴扎仓建于藏历第13饶迥木龙年（1784年）,全称＂拉卜楞扎西奇医学利众院＂（bla brang bkra shis＇khyil gsorig gzhan phan gling）,它对于藏医学在安多地区,尤其是蒙古文化圈所属,即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蒙古地区和蒙古国、俄罗斯联邦的布里亚特（Bruyatia）等地区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拉卜楞大寺曼巴扎仓大约也是藏蒙地区现存曼巴扎仓中经历史劫难后恢复得最好、规模最大、教习制度最为完备的藏蒙传统医学传承机构。     

关中唐代地藏菩萨造像研究

关中唐代的地藏形象可分为佛装形、菩萨形、沙门形3种,时间为7世纪中叶至8世纪初,其中,佛装形地藏是关中地藏菩萨的主流形貌.关中唐代地藏菩萨造像特色,就是地藏菩萨和其他佛、菩萨的组合.这样的组合并不见于佛经,应该是外来信仰不断中国化、世俗化的过程.地藏信仰则走向另一个发展,侧重于地狱救度、地藏救赎重心的偏移,以及最终成幽冥世界的主宰,可以说是中国文化选择的结果.     

浅析放生习俗变异的现象及其原因--以四川康定为例

放生原本是从宗教中演化而来的，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演变最终成为集宗教和经济为一体的民俗文化。但是按正真的佛教教义上来说，这就是一个矛盾体，在佛法中视放生是一种即慈悲又智慧的菩萨行为，但实际上放生因为欠缺慈悲与智慧，不仅正在偏离佛法，又没能形成世俗层面上的规范，从广义上看，其变异成为了一种愚痴的迷信活动。所以本人试图结合佛法来谈四川康定一带放生中典型的变异现象，并力求阐释放生的本来面目。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在元帝国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学

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学陈光国，徐晓光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藏族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与文化现象，是藏族发展的一种标志，也是藏人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①。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悠久，传播领域广阔。长期以来。它总是随着藏族的兴起而兴起，随着藏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藏传...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