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中"合意贫困化"的化解——基于法律谈判的视角

理想的谈判在于实现真正的合意，但由于谈判主体易受目的理性和竞争思维的操控，在压迫、妥协和博弈的相互作用下，合意丧失了真诚、正当、真实的有效条件，异化为“同意”“好意”“恣意”，引发“合意贫困化”危机。虽然原则谈判为化解合意危机提供了新的路径，但在具体实践层面存在着局限。为了彻实有效地消除合意危机，应当超越原则谈判，引入法律谈判。在秉持充分沟通的理念下，经由双方平等对话、理性交涉形成一致意见。通过介入法律因素，增强谈判主体的自我约束，使双方基于交往理性达成共识，防止谈判转向策略性行为，进而实现真正的合意。     

论法律谈判的理念及其实践把握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国建立并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必然趋势.法律谈判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具有独特的价值功能.法律谈判的基本过程是沟通、协作、竞争与妥协,但必须遵循一定的价值理念以彰显其合理性与正当性.认真做好谈判前的准备工作、精心选择谈判策略和努力追求双赢结果是法律谈判必须把握的三个步骤.     

法律谈判工作之辩证思考

通过法律谈判来有效地化解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纠纷，既能有效的节约司法资源，又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要想充分实现法律谈判的独特价值，就要法律谈判参加者端正态度、丰富技能、精心准备、沉着应对。     

超越与限制：环境侵权纠纷解决的谈判机制

谈判机制在国外是一种最基本的纠纷解决方式,但我国现实中并没有从规范到实践上予以足够重视。谈判机制在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中具有其他类型的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优越性,它能直接针对当下环境权利法定化程度不高的弊端,应对环境侵权纠纷的非经济性特征;它开放而包容的机制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当事人“向前看”,能促使环境侵权纠纷从实质上得到解决。同时,它也是一种在机制设计上缺乏外部法律监督的纠纷解决程序,并不能应对所有的环境侵权纠纷,必须通过细致的类型化研究,清晰界定其可适用的范围。     

论谈判民主的法治化

谈判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谈判民主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在于政治妥协与契约精神.在中国民主政治实践中,谈判民主常运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谈判、政府与民众的谈判、非政府间主体的谈判及国际政府间谈判等活动中,且均应受相应法律的规制.谈判民主过程中出现的争端应当通过谈判本身及法律机制来解决.     

论个体法律主体建构的三重维度

主体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法律是理性的化身，法律主体因而具足了理性的属性。法律主体的多层次性，为理解其内涵及其行为带来了复杂性。基于法律主体的理性本质，分析不同层面的法律主体的样态，这成为解读法律主体的一把钥匙。法律主体可从个体、社会及国家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中最基本的是个体层面的法律主体。个体法律主体有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存在样态，作为法律和伦理的实体，三者的理性和“普遍性”呈递增之势，个体法律主体只有圆融于国家层面，成为“普遍伦理”的化身，才能去除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个体法律主体的特殊性及片面性，在“普遍伦理”的统摄下实现“我”与“他者”及“国家”的和谐，从而解决片面与普遍、理性与自由的矛盾，实现“能分使群”的人的现代价值，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中国建设。     

集体谈判制度在我国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

集体谈判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也是现代西方国家规范和调整劳动关系十分奏效的基本手段和主要方法。它不仅规定了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水平,而且本身就是化解劳资冲突的一种重要方式。解决我国在推行集体谈判制度中面临的问题,是发挥集体谈判调整作用的基础。集体谈判既是确保现行法律执行的手段,又是创建新规范的重要形式。集体谈判制度发展的方向,依赖于我们选择协约自治还是政府主导模式。     

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调处机制问题解析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社会矛盾将在一定层面一定范围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呈现,如何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和完善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调处机制势在必行。为此,必须深刻认识建立和完善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处机制的现实意义,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及成因,解析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处机制的路径,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依法行政,并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达到社会矛盾的法律有序调处,以从根本上、多渠道、多角度地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完善与创新:论我国民事诉讼合意性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

民事诉讼合意性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快速化解纠纷以及切实解决纠纷等多重功能。然而我国对这一机制的功能却重视不够,这与当前国际上普遍重视民事诉讼合意性制度的趋势不相吻合。为与世界发展趋势接轨,应全面科学地建构我国的民事诉讼合意性纠纷解决机制。     

谈判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

民主要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谈判则是实现社会民主和社会参与的主要方式,在社会利益不断分化、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的现代民主社会,不同利益主体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因此,谈判是促进保障中国社会利益平衡机制正常、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主题。     

协商行政规则制定的法理基础、法律挑战与应对策略

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出现的协商行政规则制定案例和事件,表明协商行政规则制定在我国悄然兴起。从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视角对协商行政规则制定进行法理分析,协商行政规则制定的法律实践以交往行动理论作为理论前提,并以交往理性原则作为理论基础。协商行政规则制定法律实践中面临着参与者的角色和地位严重失衡、参与主体的沟通程度严重不足、制定过程缺乏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各个利益相关方进行充分协商并达成合意的实践难度巨大等法律挑战。应对协商行政规则制定法律挑战的解决出路,需要着重强调协商作为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一种协调机制,关注协商参与者的资格问题,重视协商行政规则制定作为法律媒介承担的双重使命,坚持协商行政规则制定程序的合法性和公平合理性。     

行政诉讼建立合意解决纠纷机制的理性思考

建立合意解决纠纷机制是矫治司法先天不足的一济良方,行政诉讼建立合意解决纠纷机制有其正当性的理论基础,并非无稽之谈。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立法,行政诉讼建立合意解决纠纷机制非常必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诉讼程序中引入合意解决纠纷机制,应当成为行政诉讼法修订、完善的题中之义。     

网络的法律地位:行政确认与《民法典》法律界定

网络是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基础性依托,也是法律关系存在条件、存在空间和法律制度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当下,网络的法律地位缺乏基础性研究。《民法典》的"网络"有四种意指:与报刊并列作为媒体、作为虚拟财产存在空间、作为包含互联网的信息渠道和在线服务平台。《民法典》把网络与报刊并列为媒体一部分,是在具有高位阶法律效力成文法中第一次确认了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确定了网络可以是涉及名誉权纠纷的民事主体,能够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网络是有确定责任主体和法定代表人的网络信息服务者。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文件和管理制度以五种区分方式对网络的媒体属性部分进行了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行政确认,比《民法典》对网络媒体属性部分的界定更为精确。《民法典》中"网络"的法律地位分为作为民事主体、作为法律关系存在空间、作为法律信息公开渠道、作为法律关系特殊要素四种情况,体现了其权利义务的相应程度。     

城市拆迁谈判问题的经济分析

基于城市拆迁谈判问题的特殊性,运用动态非合作博弈模型,研究拆迁谈判的动态过程及其均衡结果,进而提出改进效率的两点意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赔偿经费限制可能会使谈判陷入困境,而化解联盟会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出路。＂尽早给出合理报价＂和＂化解联盟＂有利于协议的达成。     

农村纠纷适用行政解决的法律规定及现实不足

行政解决作为一种非诉讼解决方式,在农村纠纷的司法解决难以施行的情况下更具有可行性、实用性。相关法律也对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办法做出了明确规定。但由于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仍处于发展完善过程中,特别在农村国家正式的法律秩序还未形成,这就导致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关键词：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法律规定;现实不足     

论人工智能的拟制法律人格

赋予人工智能拟制法律人格是界清人工智能产物的财产权利归属和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必要前提。我国民法总则和公司法等法律规范只确立了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三种主体的法律人格，对人工智能并无规定。为了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解决涉及人工智能产物的权利归属纠纷和人工智能侵权纠纷，需要从人类权利优先的立场出发，运用法律拟制的立法技术赋予人工智能独立的法律人格；借鉴法人制度建立人工智能登记备案制，完善人工智能的法律责任制度。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另一方有利于确保其不异化为“超人类”的主体。     

法律主体的内涵

法律主体作为民法的基本概念,其中包含着“规范因素”和“经验因素”.前者是指法律主体作为一种形塑标准,具有规范性的强制力,就此而言,现实中的人与法律主体并不能彻底等同起来;后者则是从法律保护的意义上而言,所有现实中的人都是法律主体.然而,这种规范和事实层面的因素在同一术语之中并存的现象可能导致术语意义的冲突,在解决这种冲突的几种理论中,技术性的方法更为可行.     

新形势下高校与学生法律争议问题的法理学解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办学机制的多元化、大学生群体特征和构成的多样化以及大学生独立意识的增强，高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的法律争议有所增多。从法理学的角度上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争议，主要是指双方权利与义务的争执。其成因主要与高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主体、二者各自的利益因素及教育法规方面的因素相关。在实践层面上造成高校与学生发生法律争议而又难以获得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其重要原因主要有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问题、高校与学生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问题、高校的法律地位问题和高校管理权的性质问题。解决高校与学生法律争议，化解纠纷，创建和谐大学校园，需要从理论上理清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又要在实践中转换思路，在建立严谨的外、内部的法律制度等方面下足功夫。     

Groupon式团购法律问题研究

地域区隔及行政科层因网络变得模糊且难以确定,加之电子商务派生因素的干扰和利益群体的博弈不断,作为以专业团购网站为依托,采用线上交易和线下消费相结合交易方式的Groupon式团购引发了诸多阻碍电子商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法律制度的细化和践行不能一蹴而就。"法律的天平也只能容下有限的正义"。法律缺陷下的正义伸张其实更加令人深省。Groupon式团购首当理清规范化发展的思路,建立团购主体的监管机制,交易过程的控制机制,售后纠纷的解决机制,以专设的监管机构、专业的监管人员和专门的制度规则促成团购市场的理性回归。     

法律关系内涵的生态化思考

“主、客二分”范式中的传统法律关系可以采“主体、行为二要素说”。“主客一体”范式中的生态法律关系既注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注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生态关系，可采“生态三要素说”，即主体、客体（物）、行为。传统法律关系是在法的调整起因和机制层面上思考问题的结果。生态法律关系是在法的调整作用和功能层面上思考问题的结果。由于思考问题的层面不同，两者并不矛盾。生态法律关系是传统法律关系的发展和补充，两者可以和谐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