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高拱在“隆庆和议”中的作用对比

明隆庆五年（1571）,明朝和蒙古右翼之间达成了“隆庆和议”,从而结束了明蒙之间二百多年的对争状态,开启了双方和平互市的局面,“隆庆和议”遂成为明蒙关系中的重大转折点。在“隆庆和议”的过程中,张居正悉心指授王崇古和方逢时等以“把汉那吉事件”为契机,通过书牍来往和奏疏沟通朝廷与边镇的关系,密切注视和分析蒙古右翼各部的动向,周密策划与部署,最终实现了“俺答封贡”。在“隆庆和议”的过程中,张居正是主要策划人,是起主要和决定性作用的。     

皇权视阈下的张璁与张居正

张璁与张居正是明代中后期的两位重臣。他们之所以在各自的时代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就在于各自与当朝皇帝皆有密切的关系和极强的担当意识。正是由于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加上各自敢作敢为,故在各自时代做出了突出成就。但由于两人与皇帝关系存在着明显差异,所以各自的作用和遭遇也就大不相同。作为张居正的前辈,张璁能够面对政情变化而不贪恋权位,多次离职,进退自如,赢得了世宗的尊重,确保了政局的平稳。而张居正以“顾命大臣”的身份被动管教神宗,未能得到神宗真正的信任与尊重,故死后遭到声讨与清算,万历政治因全面否定张居正而江河日下。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下)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两种生产”理论视野下中国科技发展轨迹分析

不仅人口质量的高低能够影响到科技的创新,家庭人口数量的变化也能影响科技的发展。这一点在中西家庭人口的变动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根据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分析了中西家庭人口的差异对各自社会特别是对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自近代以来,由于“两种生产”不断的分离,以及在随之而来的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人口政策与科技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微博”视野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微博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中的广泛运用,给当代大学生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丰富了大学生的视野和传播渠道,丰富了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载体。因此,如何在微博背景下研究其对大学生学习、生活和成长的诸多影响,进而探索“微博”视野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规律和新方法,应该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重点关注的研究课题。     

战国语境下的“白马非马”新解

＂白马非马＂是中国名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一个久悬未决的公案。传统上对它的解释都过于牵强,无法令人信服。在充分阅读《战国策》文本和对战国年间思想状况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提出战国时代的＂白马非马＂其实是一个非常朴素的话语。它的本意是：＂白马＂指的是＂白马＂这个地方而不是真正的马。这表明传统上以为是战国公孙龙所著的《公孙龙子》极有可能是后人的托附。     

战国语境下的“白马非马”新解

"白马非马"是中国名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一个久悬未决的公案。传统上对它的解释都过于牵强,无法令人信服。在充分阅读《战国策》文本和对战国年间思想状况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该文认为,战国时代的"白马非马"其实是一个非常朴素的话语。它的本意是:"白马"指的是"白马"这个地方而不是真正的马。这表明传统上以为是战国公孙龙所著的《公孙龙子》极有可能是后人的托附。     

马克思主义“三化”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同时也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提供了发展机遇。面临思想文化多样化、学习阅读快餐化、学习追逐功利化等诸多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在教学内容上重点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教学;在教育对象上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特点的研究,增强教学针对性;在教学主体上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在教学手段上善于应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这既是在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有益探索。     

多元现代性与“民主社会学”视野下的政治发展逻辑

当代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从“政治系统”到“找回国家”、从“单一现代性”到“多元现代性”、从“宪法工程学”到“民主社会学”的理论转向。为了给非西方国家“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性提供充分的想象和探索空间,应秉持一种兼具整全性和规范性的多元现代性论说——其中,整全性和规范性分别确保了多元现代性的民族性特色和现代性底色。与此相适应的“民主社会学”主张：把政治秩序的社会情境依赖与社会共识基础结合起来,把握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把民主秩序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把握现代民主秩序的运行。由此,现代政治发展主要包括国家建设、民主建构、社会正义和社会团结等四大基本议程。     

法治视野下的“真实”

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所代表的不同价值对我国的司法和法治的建设有着不同的意义。我国立法对真实的基本定位为贴近客观真实的法律真实。这和西方法治倡导的法律真实有不同之处,这不仅源于诉讼模式的差异,更是由于司法环境的不同。尽管如此,我国在追求以客观真实为目标,以法律真实为底线的目标中,仍存在一定困境。如何达成二者的统一,不仅需要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努力,更需要在全社会中形成对法律的信仰。     

国际关系视野下的“黄祸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祸论",实际上是列强为争夺世界霸权及瓜分中国而推行的一种"合纵联横"式的外交策略.列强鼓吹这一谬论的目的,或想缓解彼此关系,或想挑拨敌对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恶化敌对国国际环境.为此,列强在"妖魔化"中国为"黄祸"的同时,甚至也相互攻击对方为"黄祸".     

论高拱的治辽方略——以明隆庆五年“辽左大捷”为中心的考察

明嘉、隆时期,东北辽东地区东有土蛮各部劫掠,西有建州女真侵扰,局势岌岌可危。为扭转这一局势,高拱采取的治辽方略是：大力推行边政军事改革,以提高明军的防御作战能力;破格任用张学颜巡抚辽东,使其与总兵李成粱协同守边,共同御敌。可以说,这是高拱取得辽左大捷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故此,明清及近现代的政治家、史学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性”考辨及新解

简略梳理了发端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关于“文学性”的论争,提出了对“文学性”的看法,认为其至少包含三个层面：创作主体的意图、文本特性、接受者的认可。这三个不同层面的内涵,构成了“文学性”之三位一体的概念形态。它是后现代语境下由广义文学观生发、提炼出的具有更高统摄力的“文学性”,代表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立场。     

易学视野下的“时”论

传统文化的发展,时的理论建构,都离不开易学时论。易学时论,大抵有两种:一种以卦画言,为以时解易;一种以义蕴言,为时的哲学。以时解易,发起于《易传》,形成于王弼、程颐,成熟于胡炳文。"时"的哲学发轫于古经,形成于《易传》,成熟于宋元易学,由于象数派和义理派的努力,时逐渐上升到宇宙本体的地位,呈现出象数、义理多样的结构模式,形成象数派、义理派对时不同的运用工夫。易学时论,突显了古经的思想意蕴和易学内容体系,是时理论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今人生社会的发展、创新和与时俱进的主题也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交往”视野下的大学德育

交往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包括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 ,体现着主体间性的交互作用。当前的大学德育仍然是一种知性德育 ,强调道德理性 ,缺乏真正的交往 ,导致了德育的弱效。由知性德育向交往德育转变 ,应成为大学德育创新的核心理念     

“安全困境”视野下的中日关系

中日安全困境是导致双边关系出现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根源.中日间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因.缓解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这一途径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着根本意义.     

“多维视野下的沈从文”专题研究

主持人语:沈从文研究从20世纪延替至今,期间历经曲折变化。从文学史地位的正名到审美特征的确认,从自然人性的认识到思想价值的发掘,从创作方法的把握到民族文化属性的阐释,从生平文献的搜集到作品全集的出版……无论是研究群体还是研究范围,无论是认知范式还是成果影响,都表明沈从文研究已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但如何在新的世纪将沈从文研究推向新的阶段与局面,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课题。就文学研究的     

法治视野下的“审计风暴”

审计作为一项稳定而长期的专门执法活动应该以相关法律为基础，以监管公共财政为目标，以透明度为基本要求，形成审计的良好氛围。为了推进审计法治，必须完善审计立法、推进“审务”公开、落实问责制度、强化监督制度以及改善审计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