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立法规制

受新冠疫情与极端气候叠加影响,全球农业生产遭受重创,各国纷纷限制农产品出口,一场世界范围内的食品危机山雨欲来。基于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正由流通环节向生产环节蔓延的判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推进生物育种技术列为重点发展方向,被业界普遍解读为重启转基因产业化的信号。十多年来,我国转基因产业发展缓慢,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相关标识立法的不科学,从而导致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较低。因此,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标识立法经验,为转基因食品构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将有助于我国把粮食安全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对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立法探讨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涉及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两方面,对其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有效的法律制度以最大限度发挥转基因食品优势,减少转基因食品带给人类和环境的负面影响.本文介绍了美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并分析我国现行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制度,对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法律制度的建立提出了制订专门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法规、制订统一的转基因食品检测标准以及建立转基因食品专利权制度等立法建议,以期从法律层面促进转基因食品的健康发展.     

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的伦理辩护

转基因食品有着潜在危险，对其实行强制标识的要求与日俱增，但是，一些生产商、销售商往往又拒绝这一要求。有鉴于此，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不得不寻求伦理辩护。从尊重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维护消费者的健康权出发，履行这些责任应当是其基本的伦理基础。     

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的伦理辩护

转基因食品有着潜在危险,对其实行强制标识的要求与日俱增,但是,一些生产商、销售商往往又拒绝这一要求.有鉴于此,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不得不寻求伦理辩护.从尊重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维护消费者的健康权出发,履行这些责任应当是其基本的伦理基础.     

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理论反思

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看似理论依据充分,实际上,这些理论依据都只是对市面上转基因食品存在的合理性进行的事后证成。这些理论依据掩盖了转基因食品问题的争论焦点,因为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根本焦点并不在于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而在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能否食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公权力机关的干预应该秉持精于研究、慎于应用的原则。     

论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国际标准——以食品法典委员会为视角

食品法典委员会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食品标准化组织,自1993年开始讨论转基因食品标识的议题,直到2012年初仍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同的国际标准。通过对其食品标识分委员会形成的7个文本草案进行比较,发现在强制标识上存在致敏性和实质不等同的相同,存在是否强制标识、阀值、豁免和执行的不同;食品法典委员会不能形成国际标准的内部原因是在转基因食品上科学无定论、利益集团分歧严重,外部原因是食品法典委员会与WTO过于紧密的联系。提出食品法典标准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国际标准的发展方向:转基因食品标识标准应是原则性的和宽松的。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期望的实证分析

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是规范和管理转基因食品的重要手段,对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北京、上海、苏州、武汉、重庆、深圳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建立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标识态度和管理期望的理论模型,运用Spss17.0软件对可能影响消费者的因素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个体特征、风险感知、信息可信度以及消费偏好等因素显著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态度和管理期望。由此,提出完善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制度的建议：坚持实施强制性标识制度;适时调整转基因标识管理制度。     

转基因食品安全国际规范的冲突与协调—从“欧美转基因食品案”展开的思考

目前，转基因食品安全国际规范在保护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贸易自由方面侧重有所不同，致使国际规范在管理前提、管理原则以及管理方法等诸多方面存在严重冲突。虽然通过积极有效的磋商来修改国际规范是较为彻底的协调方案，但基于多种因素，往往无果而终。所以，通过国际规范的争端解决机制，基于司法积极主义发展判例法，尽量弱化冲突，才是当前更为现实的选择。     

欧盟转基因食品立法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转基因生物技术自20世纪80年代问世以来发展迅速,国际社会在转基因农产品和食品安全的论争一直存在着以美国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欧盟为代表的保守派两大集团之间的分歧。欧盟是目前世界上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最为严格的国家集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的转基因食品立法经过10多年的发展完善,逐步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作者从美欧在转基因食品不同态度着手,系统阐述和探讨欧盟及国内的转基因食品立法及其最新发展并进行深入比较和分析,在参考和借鉴欧盟的成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转基因食品立法和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立法完善建议和应对措施。     

论我国地方立法中设定行政处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行政处罚法》是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由于行政处罚种类单一、地方立法权限不足、"不抵触"原则把握不精准等原因,导致地方立法在设定行政处罚时,出现重复立法、突破《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创设权限以及对处罚种类的运用不平衡的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在修法时,应围绕变更行政处罚种类的表达方式,适度扩大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和厘清"不抵触"原则的判断标准三方面对其相关规定加以完善.     

基于伦理学视野的转基因作物安全问题

转基因作物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其中伦理问题备受关注。笔者在分析了产生这些伦理问题的根源之后,提出了相应的伦理原则,以期指导转基因作物的伦理实践,从而保证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和应用朝着有利于人类和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     

论我国区域立法协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区域立法协调指的是区域立法过程中,在各立法主体之间,以及就其所要共同调整的事项或社会关系该如何进行立法规制所进行的沟通和协调,以保证立法结果(规范性法文件)的区域性协调和有效适用.区域立法协调是完善我国立法体制的需要,是缓解立法冲突的选择机制之一,同时它对于促进区域开发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必要的.当前我国区域立法协调从理论上、实践中和制度层面看都是可行的.     

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立法探析

公务员由于具有代表公益和私益的双重身份,在特定情境下,容易因利益冲突而做出滥用公权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文章认为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立法是源头治腐、依法治腐的客观需要,且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立法具有充分的立法基础和政治基础,因而立法具有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立法的技术性问题如法律名称的思考、立法的基本原则、立法的主要内容及其专门管理机构进行了探讨。认为当前对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进行立法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是可行的。     

英国食品安全立法研究述评

自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就已经开始制定食品安全法令,开展食品安全监管,相应的学术研究也随之展开。故该文旨在廓清英国食品安全立法与监管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回顾英国学术界对英国食品安全监管及其立法的学术研究状况,特别是对英国食品安全监管成败得失的关注     

我国食品添加剂标准的立法研究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随着一系列问题食品的出现,人们对于食品的安全问题越来越担忧。三鹿奶粉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讨论,尤其是对于现行我国食品安全立法的思考。《食品安全法》的出台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然而国家随后出台了三聚氰胺的限定含量标准,此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对于三聚氰胺这样的非食品添加剂进行限定含量规定是否不妥,是否与现行法律相悖等等。《食品安全法》虽然出台了,但是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体系并未建立,尤其是针对三鹿奶粉事件而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关于食品添加剂标准的立法还不够完善,相关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等,应及时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加以完善。     

论自然保护区法律中的利益协调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在"数量"上增长迅速,但"质量"提升却相对滞后,自然保护区遭到破坏的事情时有发生。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以及利益主体间利益的不协调、不平衡。本文首先从探讨自然保护区法律的利益协调功能入手,分析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立法中的利益平衡内容的缺失,再针对问题提出立法完善上的解决途径,达到平衡各方面利益、促进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的发展的目的。     

论我国地方环境立法之完善

地方环境立法在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正确认识和完善我国的地方环境立法,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体系有重大意义。当前我国地方环境立法还存在很多问题,今后立法时,应该考虑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益衡量理论和采取听证等措施来完善地方环境立法。     

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

隐私权作为一种新型的具体人格权,包括隐私隐瞒权、隐私利用权、隐私保护权和隐私支配权。知情权在法律上具有普遍性、双重性、基础性、综合性、对等性的特征。隐私权和知情权具有法律的冲突与权利的冲突。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协调要遵循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原则、利益衡量原则、权利协调原则、人格尊严原则。     

撤回公诉程序中检察权配置的冲突与协调

撤回公诉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撤回公诉的时间以及案件选择体现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冲突。撤回公诉程序中也存在检察权与当事人权益的冲突。法院对检察机关撤回公诉具有形式核准权。撤回公诉的时间应限定在一审中合议庭评议之前,并适当限定撤回公诉的案件范围。撤回公诉程序中应该赋予被害方对实体性撤诉案件的申诉权,被告人有权申诉并应立即被解除强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