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单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对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价值在于它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一维数据说明经济增长的效率,但当经济增长中出现结构性问题时,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无法对现实经济问题给出有价值的指引。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回到单要素生产率,通过研究单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规律说明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     

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指在经济增长中由科技进步导致的增长所占的比重。其大小与测算过程中模型的运用、变量的选择、起始年份的确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和科技进步速度之间的关系;与资本和劳动两要素的投入规模相关;也与地区差异相关。因此,应将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相结合,才能够对引起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更为客观、全面。     

中国城市TFP增长与潜在增长率

利用1990～2018年间中国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投入和产出数据,本文通过非参数DEA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探讨了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采用HP滤波法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投入要素增长趋势及其波动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得出结论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优化投入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技术研发、人力资本、制度变革等多种方面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提高各地区固定资本存量的有效使用效率; 3) 提高劳动的有效参与率。     

资源约束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资源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各种资源投入的数量和比例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决定性影响。基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建立了青岛市经济增长的资源因素影响模型,并运用1990‐2012年间的相关数据,分析劳动力资源、外资资源、内资资源、进口资源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贡献率。研究发现：资本资源中的内资是目前青岛市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其次是人力资本,而全要素生产率、外资和进口资源的贡献率较低,青岛市仍是资本拉动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因此,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时合理利用资本资源和国外资源。     

经济增长目标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手工检索2005—2016年我国265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目标,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显著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并且与中西部地区城市相比,经济增长目标对东部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抑制作用更强;在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城市,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越强.分阶段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主要出现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长目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不再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会通过增加扩张性投资、减少政府科教支出,进而抑制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此外,创业活动会弱化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在创业活跃度越高的城市,经济增长目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越弱.研究结论表明,虽然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两者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增长目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不再显著.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基于我国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本文采用改进的随机前沿模型与索洛残差法测算出我国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分解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简要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研究发现:(1)近十年来,无论是整体还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呈现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2)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增长,其贡献率高达85.17%,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4.83%,作用不容忽视。(3)技术进步率较低、技术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规模经济效应不显著都是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低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物质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的源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贡献

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要充分依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强化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这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遵循,是我国实现粮食产量增长的历史经验,更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然要求。上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期间（2009-2020年）,我国小麦、稻谷、玉米三类粮食作物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出整体增长的态势,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但相比之下,稻谷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较慢、贡献较低;不同地区、不同农户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明显,特别是非粮食主产区、小规模种粮农户全要素生产率在产出增长中的贡献有待提升。未来,要遵循新发展理念,通过改善耕地质量与细碎化程度、加速粮食种业前沿科技创新、推动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健全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等路径,充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在推动粮食产能提升中的源泉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分析:1978—2018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40余年的高速增长,为经济理论创新和宏观管理提供了许多启示与经验借鉴。利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在系统修正数据缺陷的基础上,首先测算了中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相关指标的1952—2018年时间序列,然后使用岭回归技术建立了中国经济的超越对数型生产函数,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资本要素、人力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变动。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缓慢下降,人力要素的作用在波动中趋强而在近阶段增长较大超过资本要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是加速增大,目前已超过50%。通过权威数据和数学模型提供了较为严谨的相关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同时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各阶段的增长动力构成及特征。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方法应用述评

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分别反映了经济增长效率的静态与动态水平,由于学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的认知仍然存在分歧,其中,在要素范畴的选择与度量指标上的不同,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测算值差异的基本理论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方法总体上可以分为增长核算法和经济计量法两大类,在应用具体测算方法的实证研究中要充分考虑测算方法的约束条件、应用领域、研究目标和所测算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此基础上,今后在核算资本存量水平时要分时期和地区测算出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和资本折旧率,以便提高其测算结果的可靠性。     

重庆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与分析

通过对重庆市1985年以来资本存量的估算,并对1985-2006年重庆市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计算了重庆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及资本和劳动的贡献率.发现直辖效应对重庆市经济发展影响很明显.资本和技术是重庆市经济最主要的增长源,重庆市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相对滞后.建议政府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也要优化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提升全要素贡献率,从而促进经济待续、健康发展.     

集约型城市经济增长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深圳为例

分析集约型城市经济增长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测算1991-2008年相关因素对样本城市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知：长期以来,该市经济增长模式属于要素推动型,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1．09％;而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上升,表明其经济正逐渐向依靠资本和TFP共同推动的增长模式转变。由此可知,逐步加大TFP的贡献率是集约型城市实现经济高位增长的有效途径。     

内外部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宏观经济发展质量和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关键指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为依据,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内部、外部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提升作用;企业履行内部社会责任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减轻融资约束压力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履行外部社会责任能够减轻企业面对的融资约束压力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内外部社会责任履行不一致会削弱两者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与非重污染行业中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普惠保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乡村产业振兴

从理论和实证上探究普惠保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内在机理,系统诠释普惠保险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渠道与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普惠保险是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普惠保险可以通过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来资本与技术利用效率的提升,保障农业稳定生产进而影响乡村产业振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普惠保险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机制;普惠保险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因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低而表现出明显差异;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普惠保险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中发现,普惠保险对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有重要影响。进一步扩展分析发现：与经济水平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相比,普惠保险对东部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更显著的效果,经济文化越发达,普惠保险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研究

在资源环境约束的增长核算框架下,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和生态消耗三大经济增长源泉的贡献度,按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高到低依次是资本、能源、劳动,而全要素生产率、CO2排放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负。这也表明,我国现行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亟待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转换经济增长动力。通过对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因素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制度因素则阻碍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要加大教育投入和R&D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水平,以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另外,要通过优化环境管制政策,健全环境标准,引导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

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物质资本与劳动力,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都是通过这三者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在经济模型中分离了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程中兼顾了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有利于从理论上阐述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31个省份1997—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对于一国经济持续增长而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比增加物质资本投资更为关键;相比于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更显著;相比于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在当前阶段更有经济效率。     

逆向外包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我国制造业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WIOD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2000—2014年数据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运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实证考察了逆向外包这一新型国际外包模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逆向外包指数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逆向外包可以显著地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分行业分析表明：不同类型制造业逆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作用程度略有不同,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信息资源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信息资源产业是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以及扩大就业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在产业和统计层面对信息资源产业进行了界定;然后以此核算出了1990—2009年间我国信息资源产业的增加值,及其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最后使用人均GDP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信息资源产业影响经济增长的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信息资源产业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科技进步对青岛市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分析

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逐渐由原来的物质要素转向科技进步因素,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成为判定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指标之一。经测算,1990年以来,科技进步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44%,可认为青岛市已跨入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但从分产业情况看却呈现着严重的不均衡态势,科技进步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8.42%和36.46%,表明青岛市第二产业已进入较高水平的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而第三产业尚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     

出口贸易与省域TFP空间维度分析

作为衡量一国科技进步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生产率水平的先进与落后。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开放倒逼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成为一项较为紧迫的任务。为此,我们运用面板DEA-Malmquist指数法可以测算出2002—2011年我国29个省份(含自治区、直辖市)全要素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实证分析出口贸易、基础设施等对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经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即出口贸易、基础设施等经济活动通过影响本省TFP,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将其作用传递和迭加到邻近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上,基础设施对我国省域全要素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关系,出口依存度、出口贸易及FDI对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重庆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2000-2011年重庆市27个制造业的全要素产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外资直接投资和产业性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年间,重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6.7％;重庆制造产业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发投入正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负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