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 人学谱系与文化启蒙

审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导线索,人性、人道主义与人文关怀构成重要的理论基石,并且成为推动社会革命、促使文化启蒙的核心。第一阶段是以毛泽东、鲁迅、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大众审美启蒙论,他们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中的阶级革命理论,将“为大众”视为美学和文学的最高目标,并以群体启蒙的方式建构全新的“人民美学”。第二阶段是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主体性理论,以朱光潜后期的实践美学改造、蒋孔阳的“美感论”以及李泽厚的“美是自由的形式”为代表。美学家试图发掘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有关个体主体、感性、形象、自由等维度的元素,完成美学从集体话语到个人主体、从物质实践到精神体验的理论谱系。第三阶段则是在新时代呈现出集体性与个体性相互交融、审美愉悦和时代责任相互推进的场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人学话语释放了强大的理论包容性和生命力,能够进一步延续美学的主体性和人民性特质。     

中国诗电影在当代文化中的价值意义

现代艺术“审美自律”“审美自主”观念对西方诗电影产生过深刻影响，然而在“后文化”时代却面临危机，其根源在于西方哲学难以解决的二元对立。《周易》以“观”的方式认识世界，奠定了中国哲学主客融合的基础，并在美学上表现为整体的美学观点。因此，中国诗电影内含独特的文化精神和审美品格，与西方诗电影普遍追求个体精神世界与现实的分立不同。中国美学具有美善真相统一的特点，电影中不论是审美地传达儒家的仁义、至善，还是道家所追求的本真人格，都使人通往“诗意生存”的人生境界,这即构成了中国诗电影的核心内涵。中国诗电影的人文和审美特质，使其在新时代仍能够发挥自身功能，并在当代社会文化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在集体与个体之间——"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解读

集体与个体的关系是一切社会的重要关系。“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深刻地体现了集体和个体的这种辩证关系。它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的需要。     

对广场文化美学问题的探讨

广场文化是以群众文化为基础,以专业文化为引导,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满足自身的精神生活和知识需求为目的的社会历史现象。广场文化美学以广场文化为研究对象,随着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发展,广场文化成为城市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广场文化美学的探讨,旨在指导广场文化的健康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中国美学的现代发生与当代困境

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发生发展既受制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又受制于其自身包含的现代性困境,还受制于西方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影响。这种状况使得建构一种适合于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中国美学”变得十分困难。中国传统美学自20世纪初王国维和鲁迅对其进行审美“主体性”的现代奠基以来,一直影响着后世100多年中国美学的发展。王国维和鲁迅对于传统美学的复杂的“批判”态度,虽在西方美学确立话语霸权和马克思主义美学被推为座上宾的情况下得到缓解,却在后现代美学“反现代”、“反传统”的强势入侵下再一次得到张扬。鉴于此,今日中国美学的建设在方向上就不可能还是一种单一的“反传统”或“回归传统”,而要考虑诸多制约因素。     

论虚拟古迹动画场景设计中美学知识的借鉴

虚拟古迹漫游动画场景设计同属艺术范畴,具有审美特性,在设计制作中需要有美学知识做支撑。美学学科产生已久,以儒道两家思想作为中国审美文化源泉的中国传统美学,在不同时代有其不同的特征,其“整体意识、生态意识、尚清意识、创新意识、多元论”的美学特征,一直影响着中国艺术创作。虚拟古迹漫游动画的场景设计一定要遵循古迹所处历史时期...     

试论古典美学"丽"范畴的审美内涵与美学特征

“丽”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其审美内涵主要有:它作为一种人生理想,深深渗透在宗教、伦理、文化艺术和日常社会生活之中;作为一种美学范式,表现为情感萌动的审美主体在审视美学客体时的自觉地“形式美”追求;作为一种文化品格,从美学角度透视,是一种“美学风格”,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是知识阶层文化身份的代表。“丽”范畴具有丰富的美学意蕴,表现出“和谐”、“自然”、“绮靡”、“清淡”四个方面的美学特征。     

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生成背景与肇发语境

中国当代生态美学肇发于总体小康社会的现实社会前提之上。物质生产极速发展与工业化快速推进的社会生产状况是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得以生发的重要土壤,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问题认识的深化也为其提供了宏观政策指导。美学社会基础的扩大使得公民的生态审美权利意识加强,人民旺盛的生态审美需求也刺激着生态文艺作品与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理论的持续繁荣。美学讨论的去政治化与东西方美学交流的日趋深入,凸显了当代中国构建自主美学话语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中国当代生态美学以美学话语呼应了总体小康社会背景下的现实需求与生态问题,展现了中国当代美学深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学理传统,彰显出美学始终屹立于时代思想制高点的历史站位。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大旗的指引下,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作为重要战略思想支撑,伴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而持续深化拓展,已然逐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立足社会现实的本土化美学话语。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美学

中国现代美学正面临着一次历史抉择。 现代世界,按照通常的看法,正处在人类文明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由是,人们不能不密切关注着社会科学尤其是现代美学的历史命运。确实,从新石器时代到今天,人类美学的历史,似乎只是人类美学的史前史。它是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理想与现实、感性与理性、内容与形式的激烈对峙与冲突的历史,又是审美个体不断扬弃审美群体,最终导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导致“人     

汉代审美精神的底蕴是什么？

在探讨汉代美学问题时，人们总习惯于从表面现象入手，而忽视对于审美精神的整体把握，只看见漂浮在水面的树叶，而不知水底之潜流。本文认为，研究汉代美学必须从研究审美精神的底蕴（即这个时代的社会集体心理）出发。汉代审美精神的底蕴可以用“雄豪”两个字概括：雄即雄放，豪即粗豪。汉代的美学特征不过是这一底蕴的外在呈现。雄豪精神是在反拨儒家观念中形成，叉渗透于汉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它最早来源于战国时代高士的社会实跋。     

试论中国民族歌剧的美学精神

20世纪的中国民族歌剧,始终坚持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审美选择与价值取向,以体现高昂时代主旋律的审美创造,显示出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和审美效应。中国民族歌剧经受着时代和中外文化的共同影响,在文化选择、美学追求、精神内涵、审美功能等诸多因素的交融和整合过程中,形成并逐渐完善了美学风格:以歌唱为主,多元综合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悲壮”、“优美”和兼容于二者之中的“幽默”这3种审美形态。     

盛唐、“盛唐气象”与盛唐美学思想

若从审美活动的整体构成着眼，盛唐时期就并非如有些论者所认为的，是隋唐美学或整个中国美学思想史的低潮或沉寂阶段。相反，它是隋唐前期审美文化和美学思想空前兴盛与繁荣的阶段，在艺术审美的许多领域里，盛唐都具有它的创见性，既实现了对其时代艺术审美的理论自觉，又产生出对其以后美学思想的开启作用。而“盛唐气象”更将中国古典审美文化推向了雄浑与秀丽统一、“风骨”与“兴象”并重的丰厚境界和最高巅峰，并以其充盈圆熟、高苍浑朴的博大精神及多维指向，开启着中唐时期、甚至整个隋唐后期艺术审美的历史转换和更新。     

生命美学视域下铁凝小说的性别意识嬗变

铁凝小说中体现着她的生命美学观与性别意识，同时在生命美学视域下其性别意识有着显明的嬗变轨迹。20世纪80年代的萌发期，铁凝展现女性自然的生命之美；90年代前后的发展期，凸显女性强烈的性别意识与生命需求；新世纪前后的深化期，表现着超越性别的生命意识。同时，嬗变原因在于个体生命意识与性别意识的互认相长，社会集体意识与性别意识的变化影响以及女性作品的互证促进性别意识的发展。铁凝小说性别意识的变化凸显着对生命意识的关注与张扬，梳理其性别意识的嬗变表征及深层原因，对研究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创作的发展与变化，以及后疫情时代生命与性别主题的探讨，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论王维诗中“生态和谐”的当代意义

中国生态美学极为强调对“和”的审美境界的追求,而“和”之审美境界的创构活动则被看作是促进人的健全发展,达到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的重要途径。对此,王维在诗中反映得最典型也最生动。这种古典的生态和谐意识对于我们当下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实用美学：当代美学求索的必然选择

基于对美学研究历史过程进行反思的立场和对当代社会审美现实的思考,主动“介入社会、直面民生、倾情实用”无疑是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当今时代丰富生动的审美现象、广袤宽阔的审美领域以及众多亟待求解的美学问题为当代美学研究蕴示了无限美好的前景;促进实用美学研究的兴旺繁荣,不失为当代美学研究摆脱迷困、走出低谷的一条自救之路。     

论现代中国文学流派营造的主体性

现代中国文学流派的营造 ,从表层结构考之是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共建的物化审美实体 ,从深层结构察之则是集体主体的社会、文化、审美等集体意识综合作用的精神结构 ;而作家个体主体意识与集体主体意识的整合、共振、互动乃是现代中国文学流派形成的内在机制、动力之源和根本规律。     

民族认同与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

图像作为一种叙事手段与记忆媒介,与文本、影像、声像等审美形式在“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塑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黄河图像作为中华民族的视觉化表征,参与整个民族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及集体价值的确证。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黄河—母亲”的隐喻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促进民族统一与融合。嗣后,新中国黄河图像作为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媒介——记忆场,涵括家国命运、抗争进取、人文情怀等不同意蕴的民族精神。依照“图像叙事—记忆—认同建构”的理论逻辑,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借黄河图像唤起社会个体之集体记忆,增进个体对集体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研究,不仅凸显出黄河图像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也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资源。     

流化与新证：中国美学语境中“自然美”话语嬗变历程

自然美作为美学上的难题,一直在不断地被阐释与定义,将其放在中国美学语境中进行历时性的梳理,总结自然美的内涵义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在生态文明建设时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然美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其显隐程度在各个时期存在着差异。中国现代美学将自然美限定在“美的本质”这一问题之下,从而自然美陷入“失语”的困境。以生态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生态美学重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自然美走向自我涌现的“澄明”之路。从“自然人化”到“生态系统整体性”,自然美的含义在生态美学语境之中不断延伸。     

美学视域下的民族声乐艺术

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赋予了民族声乐艺术新的时代特色、美学品格和艺术思想。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正是在传统美学思想的基础上,以现代社会审美观及审美需求为导向,在传承借鉴与融合创新中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对新时代民族声乐艺术的研究,有必要从美学视角出发,对其在音色、唱法、风格以及视听效果、呈现方式等方面所呈现出的时代美学特征,进行探索和分析。     

布鲁姆的焦虑与“莎式崇高”的建构

在后理论时代,文学中蕴含的情感性、对抗性、超越性等崇高价值被频繁提及,文学批评直面文学遁入困境的时代焦虑,不断呼吁审美传统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这种美学主张被布鲁姆概括为“莎氏崇高”(The Shakespearean Sublime),“莎式崇高”通过“自我-他者”的双重意识辩证视角揭示文学史中“当代自我”与“历史他者”的双向建构与超越,重申对审美诸要素的再分配,在经典的不断起源中安顿个体生命,进而弥合个体经验和宏大叙事的裂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