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基于云南省7县家庭调查数据

基于云南省7个县部分贫困家庭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模型和PSM模型分析离婚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婚姻解体的确会进一步恶化家庭经济状况。离婚与家庭经济收入变量间存在双向因果效应,OLS模型低估了"离婚"对家庭经济的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启示我们,在今后的脱贫攻坚工作中,应坚持以家庭发展为根本,促进家庭增收的同时,减少和控制引发离婚的外部风险因素,让贫困家庭在扶贫治理中收获经济增长和家庭幸福双重获得感。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政策,客观评价其对农村家庭未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Bootstrap中介变量模型法对参与产业扶贫是否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并未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示范效应、社会网络与贫困地区农村家庭可持续生计——来自创业视角的实证分析

创业作为产业发展的源泉,对促进贫困地区家庭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示范效应、社会网络等因素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示范效应、社会网络会显著影响贫困地区家庭创业行为,分组回归显示,示范效应及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因民族类型、是否贫困等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与汉族家庭相比,少数民族家庭创业行为受示范效应及社会网络的影响更大,示范效应对贫困家庭的创业影响更大,而社会网络对非贫困家庭的创业影响更大。此外,文章还发现人力资本、收入水平、距离市场中心的远近均对家庭创业行为有重要影响。     

代际支持、干群互动与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

运用2016年陕西省农村贫困居民的调查数据,通过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贫困居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居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水平较低;代际支持、干群互动、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了解以及精准扶贫项目参与都显著地提升了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并且这些因素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有着很高的预测效果;此外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所能解释的满意度的方差比例极小。针对这些发现,提出了加强与贫困农民互动、促进贫困家庭的和谐和交流、加大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和解读以及进一步加强精准扶贫项目的落实等对策建议。     

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初探

在后扶贫时代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巩固和提升产业扶贫成果对于乡村产业振兴有积极意义。在论述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与价值基础上,提出政策-要素-利益的融合分析视角,并结合广西P县个案"扶贫车间"的回访调查,分析政策、要素、利益三者在产业衔接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在后扶贫时代,通过强化政策保障机制,使扶贫产业的政策投入作为输入型资源,从兜底扶持转变为激励策略,从项目制打造扶贫产业点到政策集合助力培育和布局核心产业;建立要素融合机制,增强产业竞争力应当引导企业、合作社等主体依托区域市场提升产业链拓展功能,实现产供销有效性整合;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强调产业振兴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政府、企业、村集体以及农户的利益均衡和共享。过渡期的有效衔接将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效能提升,在诸如产业融合发展、产业链条拓展、利益均衡分配以及产业发展基础性制度建构等方面呈现出积极效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导向存在地区差异性,其最低目标在于维持劳动力的有效就业,保持集体经济的活力以及实现农村生产要素资源的有效利用。     

家庭文化资本对西部贫困地区农民子女就读意愿的影响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未来要将“输血式扶贫”变为“造血式扶贫”,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以家庭文化资本视角分析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农民子女的就读意愿,研究发现：超龄学生的就读意愿显著低于正常学龄学生,体制化文化资本对两者的就读意愿有不同的影响;客观化文化资本越好,学生的就读意愿越高;具体化文化资本中,父母教育期望对学生就读意愿有正向影响,正常学龄学生父母文化参与越多,对其就读意愿影响越显著。据此,学校和家长要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多方面的变化,不定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父母要注重对孩子的陪伴,并为其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于超龄儿童,政府、学校和家庭要给予更多的关心,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改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我国农村家庭贫困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

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指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分析考察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一共10类变量对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进一步运用夏普里值分解法量化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率。研究表明:家庭层面的内在因素对减贫增收的影响远大于村庄层面的外在因素,因此激发内生动力对脱贫减贫更为重要;从家庭层面因素来看,教育是造成农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其他依次是家庭中被抚养成员占比、打工和非农经营、家庭成员健康状况、非农户口占有比以及政治信仰;从村庄特征来看,村居生活条件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不同区域农村减贫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中部地区家庭收入贡献率最大的是家庭成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东北地区贡献率最大的是人居环境,西部地区是人口抚养负担。基于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     

农户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研究——基于家庭发展能力的视角

目前我国部分贫困人群正从暂时性贫困转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困,这将影响社会公平、稳定和发展。提升贫困家庭的发展能力,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方式。基于CFPS数据库,构建了父代和子代成人数据库,分析了父代家庭发展能力对子代经济收入的影响。文中将家庭发展能力分为家庭策略、家庭功能和家庭禀赋三个维度。发现全国家庭的发展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经济收入也仍然是当前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子代的经济收入从依赖父代家庭的强关系网络转向依赖家庭外社会网络,从依赖家庭代际财富转移到依赖社会就业实现发展;父代家庭从业的多元化和公共服务的更易获得也会提高子代的经济收入。应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减少人力资本流动的障碍、指导建立和睦的亲邻关系,从各方面积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携手打造南盘江流域产业扶贫开发新格局——田林、册亨两县产业扶贫联姻大开发的现实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南盘江流域成为了我国重要的"西电东送"基地和旅游开发新生带。然而,流域的各县基本是贫困县,扶贫开发任务十分艰巨,如何打嬴脱贫攻坚战与全国人民一道奔小康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带着问题深入调查研究认为:要抢抓机遇,扶贫开路,掀起携手打造南盘江流域产业扶贫开发新浪潮;要以产业扶贫为突破口,合理布局,造就扶贫开发新基地;要以加快发展交通运输业为支点,加强扶贫开发的基础设施新建设;要以改革创新精神为动力,激发贫困农民活力,构建产业扶贫新模式;要以"点—线—圈"融合,打造南盘江流域旅游扶贫新一级;要以大开放促进大联合,构建联姻合作扶贫大开发新机制;要以金融扶持为支撑,增强扶贫攻坚新活力;要以绿色发展为根本,造就产业扶贫大开发新生态的"八项"产业扶贫举措,才能实现扶贫开发新格局。     

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机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

以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为手段的扶贫方式也被称为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通过发展地方产业,提升贫困群体自身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脱贫致富。但是,产业扶贫项目在基层运作的过程中,是否真正能带动贫困群体脱贫致富？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对武陵山区4个贫困县展开调查。通过对产业扶贫项目在地方社会的3种运作模式(干部承揽的产业扶贫、依靠“大户”或“公司”的扶贫项目、依靠农户参与和合作推行的扶贫项目)的考察,认为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提升未必一定会带动贫困者能力提升并脱离贫困的生活困境;而中央设计扶贫政策的目的与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施政动力之间、产业发展理念与扶贫理念之间存在着的张力导致了产业扶贫项目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被扭曲,因而并未真正达到期望的效果。     

家族功能、家族契约与家族企业永续经营

家族具有传承与延续生命、感情寄托、供养等功能.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构成为一种家族契约,家族契约的优势在于利他性和责任.家族企业的本质就是家族契约的优势对企业中的要素契约劣势的部分替代,它决定了家族企业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要实现家族企业永续经营就要在家族层面和企业层面上充分发挥家族契约的优势.     

家族企业家族主义信任研究

以信任为出发点,在重新界定家族企业范畴的前提下,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对家族主义信任的两个主要因素,即利他性和互利性进行理论分析,得出家族成员对亲近关系的敏感度和其自身能力的强弱是影响家族主义信任系统效用最大化的主要因素.因此,家族企业在调节和管理家族主义信任关系中,需要体现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同时还需要增强家族成员的家族主义信任价值理念,以提高家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王维家世、家风与家学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王维家世属“太原王氏”之“河东王氏”房一般为学界所公认,但结合相关罕见碑志,可证王维家族“河东王氏”与“太原王氏”非为同一世系.通过对北朝“太原王氏”冒族现象分析深入探讨王维家族背景,进一步在此基础上,结合传记史料,揭示王维家风家学,借此说明王维艺术素养形成的传统士族教育背景.     

宋代家训与宋代文学家庭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各个朝代中, 宋代的文学家庭可说是最多的。宋代文学家庭繁荣的原因之一,就是宋代的家训很发达,宋人非常重视对子女后代的教育。     

论东海徐氏家族家学家风

以徐搞、徐陵为杰出代表的东海徐氏家族以文学、政事彰显于世,家族名人辈出,多有文献传世,乃魏晋南北朝最著名的文化望族之一.南朝时期东海徐氏家族家学绵延,以经史、文学传家,文献相承.同时,东海徐氏家族忠孝传家,子孙不坠家风.厚重的家学、良好的家风是东海徐氏家族振兴、维系的文化保障.     

巴金的《家》与岛崎藤村的《家》比较研究

中国作家巴金和日本作家岛崎藤村的同名小说《家》在选材上都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在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上,在对女性命运的描绘上,在现实主义原则的恪守上,均有惊人的相似:都以封建家族为背景,勾勒了封建家庭的腐败、封建宗法的反动、封建制度的糜烂,彰显了封建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两部作品对封建思想的颠覆、对现代家族小说的建构,均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晋商常家的家族教育

明清晋商常家是商业家族,也是书香门第。培养具有大义品质的人是常家家族教育始终追求的目标,在先进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常家通过多种教育途径为商业经营输送了大量学高品优的人才,同时也实现了家族的长久发展。     

家族企业的家族特征与预算松弛

预算松弛作为提高预算管理效率的难点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预算松弛与企业特征紧密相联.文章选取2008年至201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70家家族企业作为样本,运用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规模经济等理论,研究家族企业的家族特征与预算松弛.研究结果表明:预算松弛程度与该企业是否为家族企业有着明显的关系,并且在家族企业中企业是由第一代经营还是由第二代经营时预算松弛程度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家族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也会对预算松弛程度有着显著的影响.     

试论家庭消费文化的家庭教育机制

家庭消费文化是家庭成员在家庭消费生活中共同形成的消费心理、消费方式、消费行为的总和。家庭消费文化与家庭教育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家庭消费文化作为家庭教育内容世代沿袭,家庭消费文化是子代观察模仿亲代的社会化环境,家庭消费文化在亲子互动中规范子代的消费行为。     

“家庭抗逆力”与家庭教育的心理干预刍议

目前的家庭教育及其心理学干预研究大多从“问题视角”认为家庭的不完整结构导致失调的家庭教育,并在心理学干预策略上针对具体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治疗.该视角忽视了个体及其家庭所有成员的心理潜能和优势能力等主体力量和生命活力对于积极构建和谐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而优势视角下的家庭教育心理干预则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