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皎然《诗式》的诗人批评

皎然《诗式》中对历代诗人诗作的评价有其独立的诗学立场，集中体现在对谢灵运、齐梁诗歌、陈子昂、沈宋及大历诗人的批评上面。如以“真于性情，尚于作用”评价谢灵运，认为齐梁诗“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等，都反映出皎然独立的诗学见识。     

从《日本杂事诗》的修改看黄遵宪日本观的嬗变

作为国内最早出现的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著作之一,《日本杂事诗》对于当时国人了解日本、认清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起到了重大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杂事诗》的“定本”和“原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出版十余年后对其进行有意识的修改,包含着对日本的重新审视和评价。通过考察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通过担任驻日文化参赞等一系列外交职务,黄遵宪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民主观念逐步形成,对日本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这无疑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日本观的嬗变。     

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

祠禄官制对宋代社会文化特别是南宋士人阶层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南宋士人的居乡提供了有效的制度通道,从而促成了南宋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繁荣。从方信孺为核心的福建莆田诗人群体形成过程中,可以窥见作为祠官的核心文学家凭借一定经济基础和身份认同感,在地域诗人群体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奉祠状态相关的文学创作可称作祠官文学,它承载了南宋士人阶层的集体经验与文化记忆,折射出地域诗人群体的复杂心态,影响了南宋文学独特风貌的塑成。     

论清代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以稀见稿本《海昌查氏诗钞》为中心

清代浙江海宁查氏家族是一个享有盛誉的文化望族,一门红妆闺秀也是一个活跃的诗歌群体。其创作题材突破传统闺阁之音,延伸到自然与社会的广袤空间,在情感表达的深度与广度上取得新的超越,表现出觉醒的女性意识和关注民生疾苦的厚重思想内涵。其艺术风格既沿袭柔婉纤美传统,又不失清雅韶秀特质,还不时发出沉郁遒劲的变声异调。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的创作,为研究清代女性诗歌的特点和女性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及重要的文本,其文化意义不容忽视。     

锡德尼的诗人观——读锡德尼《为诗辩护》有感

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在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书中,锡德尼针对清教徒牧师高森对诗和诗人的污蔑和抨击为诗进行了辩护,阐释了诗的特质和作用等。通过这些阐释我们也能了解锡德尼的诗人观。在锡德尼的心目中,诗人是学术奠基人,诗人是教育家,诗人是创造者。     

论王小波《2015》的叙事策略

王小波的小说既有丰富的理性精神,又有娴熟的叙事策略。探究《2015》叙事策略,可解读王小波的思维乐趣。《2015》的叙事策略体现在：第一人称内视角;错杂的时空结构;荒诞的叙事情节;戏谑的叙事语言等方面。     

诗工命穷——论南宋江湖诗人的悲剧人生

南宋江湖诗人以自己的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诗歌流派,改变了一代诗风.作为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政治地位不高,几乎与普通百姓无异;大多数人并未因为享有诗名而过上优裕的生活,而是生计艰难,命运多舛.他们有的被迫干谒,受尽凌辱;有的兜售诗文,屡遭冷遇;有的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甚至客死他乡,无力安葬.这些诗人沦落到如此地步,一方面与诗人自身的原因有关,如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缺乏恒产,不愿走科举仕宦的道路,或嗜吟成癖和拙于生计等;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和统治者的压制与摧残.     

奥尼尔《诗人的气质》中的文化身份叙事

作为爱尔兰移民后裔,加之生活的颠沛流离,奥尼尔对文化身份的归属和认同有着强烈的需求。游走于各种思潮之间,奥尼尔自身成为了被不同文化定义的主体,身份的多重性与分裂性与现实的焦虑产生交集,让奥尼尔能通过《诗人的气质》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现两种文化、两个族裔之间的冲突、文化身份的困惑与迷茫,展开了奥尼尔式的文化叙事与身份建构     

论艾丽丝·门罗《播弄》的叙事策略

艾丽丝·门罗的小说《播弄》通过打乱时间、淡化故事情节、设置悬念的叙事策略,将女主人公意图与矛盾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洽谈表以强烈的震撼。     

南社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研究

《南宋杂事诗》和《明史杂咏》是清代雍乾时期两部重要的咏史诗专集,《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是南社刘成禺记载袁世凯帝制史事的咏史诗专著。《洪究纪事诗本事簿注》是在前二书直接启发下创作的,其亦史亦诗的体例,群体共构史识的方式,在野独立与当权者离心的姿态,以诗存史的精神等均秉承二书而来。《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因容纳了民主主义的思想,更具有一种批判的锋芒,且以嬉笑幽默出之,自具风格,在咏史诗史及南社诗歌史上也别具光彩。     

论《鸡蛋的胜利》的叙事策略

舍伍德·安德森短篇小说的显著特点是不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画,抛弃以情节为主的传统手法,善于运用顿悟、视角转换、开放式结尾等多种叙事手法着重探索人物的内心隐秘与畸变。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结合新叙事理论,对安德森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鸡蛋的胜利》的独特叙事手法和结构等进行简要的解读,探讨其作用,以及对美国现代文学和年青作家的影响。     

论《呼啸山庄》的叙事特色

本文从叙事时间、叙事人称和叙事策略三方面分析了埃米莉·勃朗特小说《呼啸山庄》的叙事特色     

“诗可以群”:清代诗人的灾难应答——以大型灾难诗歌总集《海宁州劝赈唱和诗》为例

易凤庭编纂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是记录嘉庆十九年海宁大旱的灾害赈恤诗集,为清代规模最大的劝赈唱和集。它包括了灾情书写、赈济捐输、赈恤传统等内容,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守土安民的责任、百折不挠的勇气力透纸背,构筑起人们抗灾的集体记忆,同时是诗歌的应用功能彰显的明证。诗人们将自然灾害事件一步步演化为文学事件,起到了光大唱和文体、建构文人共同体、展现地方自治能力等作用。上千首的劝赈诗是清诗叙事性特征的凸显,也是对“诗可以群”这一古老命题的复归。在灾荒史与文学史的殿堂中,《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有着相当突出的意义,应当受到重视。     

《湖舫诗》与清初诗人集会之变迁

清初集会诗总集《湖舫诗》以回避现实、关注自我为主导思想,社会关怀、家国之感相对淡漠。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诸作者不得不在生存夹缝中寻求调适,同时也在于部分作者的思想带有狭隘庸俗的个人主义倾向。该书展现了清初士人思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可谓清初诗人集会之变迁轨迹的侧面写照。     

清代中期诗人遗民意识的文化呈现——以杭郡小山堂赵氏家族为中心

明清之际遗民群体及其活动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具有政治认同、品操坚守、文化赓续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时至清代康、雍、乾时期,清朝统治已达百年之久,政治趋于稳定,明代遗民已凋零殆尽。基于文化固有的韧性,到了清代中期,因为种种原因,遗民意识并未彻底消弭,在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某些诗人群体中,依然或隐或现地产生影响。杭郡小山堂赵氏家族是清中期浙派诗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家族文化传统的熏染,在其人格取向、藏书渊源以及三十六鸥亭集咏活动等诸多方面,渗透着深沉的遗民意识和情怀,适可成为这一时期诗人遗民意识绝好的佐证。     

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昭君诗"的接受

《红楼梦》以其极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中咏昭君诗对清代女性诗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红楼梦》咏昭君诗的悲怨主题和批判精神为女性诗人所继承,同时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和真挚的情感;女性诗人也有不少歌颂昭君和亲之功的诗作,这是对《红楼梦》和历代昭君诗悲怨主题的反拨,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肯定.在诗歌的呈现形式方面,女性诗人对《红楼梦》亦有借鉴.其系列咏史诗如《红楼梦》组诗一样,对读者的情感冲击力明显增强,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而诗歌与其它艺术形式的结合,提高了诗歌的生动性和可接受性.清代女性诗人的咏昭君诗接受现象,是《红楼梦》广泛传播与阅读下的产物,应该纳入《红楼梦》文化研究的视野.     

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昭君诗"的接受

《红楼梦》以其极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中咏昭君诗对清代女性诗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红楼梦》咏昭君诗的悲怨主题和批判精神为女性诗人所继承,同时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和真挚的情感;女性诗人也有不少歌颂昭君和亲之功的诗作,这是对《红楼梦》和历代昭君诗悲怨主题的反拨,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肯定.在诗歌的呈现形式方面,女性诗人对《红楼梦》亦有借鉴.其系列咏史诗如《红楼梦》组诗一样,对读者的情感冲击力明显增强,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而诗歌与其它艺术形式的结合,提高了诗歌的生动性和可接受性.清代女性诗人的咏昭君诗接受现象,是《红楼梦》广泛传播与阅读下的产物,应该纳入《红楼梦》文化研究的视野.     

以《晋绥日报》副刊为例谈群众英雄的叙事策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使得文艺大众化、通俗化成为时代主潮,群众成为最重要的角色进入到文学视野与此形成独特的对话关系。正是在这一时代语境中构成的“政治建设”的整体性探究,产生了由对个人力量的表述到集体概念的重视。“群众英雄”的政治认同成为了阐释历史中心事件的话语力量。通过英雄平民化的政治路径呈现了抗战文学叙事的双向交流动程,继而寻找开拓新英雄主义叙事空间的策略。     

论《汉书》以汉德为尚之叙事手法——以《史记》《汉书》异同为讨论中心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