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调查的意义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迈入新的历史机遇期。十九大以来,振兴乡村的框架已经建立,具体规划趋于完善,乡村振兴工作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并开展,农村的前途一片光明。但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农村调查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传家宝,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具有做好群众工作、提升乡村干部领导能力、破解振兴乡村难题等特殊意义。通过探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难点问题,找准乡村振兴的突破点,为农村调查工作提供目标指引,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村调查的积极作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及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整顿党内主观、教条主义工作作风,在毛泽东等人的推动下,党中央进行了延安整风运动,并积极动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调查研究组织体系,取得了瞩目的调查研究成果。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离不开调查实践。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活动为党的工作以及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深远的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论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至1956年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中国共产党初尝全国执政之果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按照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总思路,领导全国人民有步骤、有计划地展开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改造的工作。首先,中国共产党采取民主的方式建立了全国政权,并有效地巩固了这个政权;其次,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竭力改善民生,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与文化,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成功地塑造和构建起一个健康、文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社会;再次,努力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在各种条件成熟之际适时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中国社会成功地引导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轨道。     

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概念的认知变迁

革命是稳定性的概念,古今中外有着基本的理解和认知;革命更是开放性的概念,对其认知与理解存在着广泛的时空差异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概念的认知,既保持了相对的连续性与一贯性,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毛泽东保持了"政治革命"为中心的革命概念与内容认知延续;邓小平实现了"改革开放"为中心的革命概念与内容认知转换;习近平开启了"社会革命"为中心的革命概念与内容认知创新。考察和研究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概念的认知过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探析

消除腐败、践行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政治立场和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有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创新发展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与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和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经历了从群众运动式反腐到思想制度与监督相结合的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的重大飞跃。经过不懈探索,中国共产党逐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新时代条件下,需要科学分析和辩证看待当前的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新形势,增强高压反腐不放松的忧患意识,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锻造更加锐利的反腐利剑,强化反腐败斗争与廉政制度建设,扎牢防逃篱笆,织密海外追逃"天网"。     

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历史回溯、基本经验与前瞻启示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一百年来,面对农民人口占绝对多数的特殊国情,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农村调查工作,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依据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先后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探索、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农村改革和发展、乡村振兴为主题和主线,领导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村调查,并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以人民至上为价值旨归、以领袖垂范为突出优势、以科学方法为有力保证、以调查机构和制度规范为重要保障的宝贵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牢牢坚持以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推进农村调查工作,特别是要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调查理论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实践探索及基本经验

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为核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共同的政治目标为导向,确保党的正确政治方向;以强化监督整顿为抓手,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以规范管理为手段,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政治建设的一系列举措改进了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强大保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即开展政治建设要以政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把政治建设与党的其他建设有效融合。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三大转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党的历史方位的三大转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第一大转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的第二大转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从领导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的党,成为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从而使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党"的第三大转变。科学把握党在各个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对于我们认识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稳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友善”的意识形态表达及演进

“友善”虽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规范,但却一直发散着超越个人的整体主义魅力,这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实践所证实。“友善”可解读为“友何以善”与“何以友善”两个基本维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程中,关于“友善”意识形态表达的方法论。通过梳理具体历史脉络,可发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友善”是通过与敌相对的“友”及与“红”相随的“善”来表达的,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友善”是通过与敌抗争的“友”及由富释义的“善”来表达的,以江泽民与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友善”是通过“左右”之间的“友”及以“和”为要的“善”来表达的,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友善”是通过命运共同的“友”及与德同行的“善”来表达的,它们构成了“友善”意识形态表达的完整谱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与未来展望

从背景、时代环境、经济发展出发,还原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形成逻辑一致的 理论框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进行总结.７０多年来中国城乡关系历经“对立”→ “趋好”→“统筹”→“融合”四大阶段.城乡关系演变贯穿其中的发展规律如下:宏观环境是 直接影响因素;中央政府基于宏观环境变化选择相应的国家战略目标,指导经济社会发展; 在目标的指引下逐步建立完善了以产业结构调整、要素配置、公共资源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制 度体系,推动城乡关系战略实施,进而推动城乡关系变化.顶层设计以及系统实践促使中国 城乡关系经历深刻变革并得到极大改善,但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破除,城乡差距从 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延伸,出现新的趋势和特征.据此,新时期,解决城乡关系出现的问题,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在推动城乡产业融合、要素流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增收等方面有 所作为.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为实现国民社会保障权益进行的探索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根据不同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国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制定了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城镇居民逐步建立起由国家财政支持、以就业单位为依托的保障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探索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民社会保障基本框架,主要包括面向劳动者以解决其基本生活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面向贫困或低收入阶层以解决贫困或不幸社会成员生存危机的各种社会救助制度以及为不断改善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阐释与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百年奋斗史,始终朝着现代化目标迈进。经过长期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具有与以往现代化模式不同的突出亮点：其一,它不是套用西方资本现代化的模板,而呈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其二,它不是照搬苏联模式的翻版,而吸纳了“市场经济”的鲜活力量;其三,它不是重蹈国强必霸的再版,而展现出“和平友好”的复兴姿态。在21世纪“现代化剧本”的舞台上,中国坚定“走自己的路”的方案、智慧和力量,为人类贡献了文明新形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观演进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利益的认知具有引领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受冷战、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等因素的影响较大,重点关注国家"生存层面"的利益,奠定了党的国家利益认知基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主题与中国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开始向国家"发展层面"的利益转向,将党对国家利益的认知逐步推向深入;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重视"发展层面"的利益,将党对国家利益的认知进一步丰富;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新方位,将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有机融为一体,兼顾二者的平衡,在国家利益的认知上更为理性成熟、科学系统。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三次转变

建国以来中共的对台政策几经嬗变,形成当今的格局.其政策主线是谋求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建国初期,中共试图以武力解放台湾,即通过战争方式谋求中国的统一.其后,中共对台政策从单一的武力解放变成武力解放与和平解放两种方式并存,争取和平解放.并以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再后,中共放弃"解放"台湾的提法,不再要求台湾放弃资本主义制度,在谋求海峡两岸统一的方式上,立足于和平方式.除非出现台湾独立或外国势力将台湾分裂出去等事态.     

建国初期私权利的历史变化与现实启示

新中国建立后,对承载着私权利内容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尊重、保护与发展,是探索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调动“私”的因素,是承认和赋予私权利的具体表现。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革命过程中,对于私权利的挤压与剥夺,并不是对社会客体的一种摧毁,而是一种维新。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重新尊重与赋予社会主体应有的私权利,也并不是一种回归纠错,它还是一种维新。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民福祉的增加而载入史册,并为未来提供生活的历史范例与现实启迪。     

建国以来党的科技思想的发展脉络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思想,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通过对建国60多年科技发展历史轨迹的探寻,从科技价值、科技战略、科技政策和科技人才的维度,系统梳理了建国以来党的科技思想的发展脉络,从而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思想的真实图景。     

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

土地制度是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其作用至关重要。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和发展走过了一条曲折复杂的道路,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历史经验表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确保农村社会稳定。     

建国后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问题”的探索

建国后,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毛泽东因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认识与实践上出现了偏差,而邓小平则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从而推动了中国实践由"革命语境"到"建设语境"的完全转变.     

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

土地制度是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 ,其作用至关重要。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和发展走过了一条曲折复杂的道路 ,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变革。历史经验表明 ,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确保农村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