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稻北麦与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地区差异

在我国南方多种植水稻（南稻）而北方多种植麦子（北麦）,这种由于农作物种植禀赋不同而导致的社会网络关系的地区差异,成为影响收入代际流动的重要文化因素。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研究发现不同作物种植区域之间的收入代际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水稻种植适宜区域的收入代际弹性更高、代际流动性更低。结论有助于理解我国收入差距及其动态变化的深层次制约因素,并为收入均等化公共政策提供启示。     

我国农村收入流动性与居民经济地位的动态演化

利用CHNS数据,对1989—2009年间中国农村的收入流动性与居民经济地位的动态演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整体上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不断下降且趋于稳定的态势,尤其是在2004年之后收入流动性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此外,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流动性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中等收入阶层的流动性最高,而最高收入阶层的流动性最低。（2）2006年之前收入流动性基本上有利于大多数农村居民经济地位的改善,但是2006年之后则不利于居民经济地位的改善。此外,1989—2006年间农村居民收入地位的改善更多地来自于较低收入阶层以及最低收入阶层强有力的向上流动的推动。（3）不同收入阶层经济地位的动态变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最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较最高收入阶层向下流动要相对更为强势;较高和较低收入阶层向底层分化的态势日益明显;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地位不容易巩固,其经济地位改善的前景不明朗。     

中国居民收入代际流动性测度——“二代”现象经济分析

近年来“二代”现象广受热议。收入的代际流动问题,实质是经济资源或经济地位的代际传承问题。作为社会收入代际流动程度的衡量指标,收入代际流动系数的正确测度是该领域实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针对现有文献的不足,通过构建一个合理的IV估计量分析框架,得到了代际流动系数的一致估计;并基于CHNS的调查数据测度了中国居民收入的代际流动系数,估计值为0.830,位于包含参数β真值的估计区间［0.615, 1.280］中。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认为：中国目前仍是一个收入代际流动性较低的社会,父辈收入水平对子辈的收入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中国要改善经济不平等的状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农村公共支出视野中的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基于具有分层结构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两水平统计模型重点考察了农村公共支出对9省(区)农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子女的属性变量后,代际收入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受省(区)间公共支出水平的影响;结果同时表明,代际间收入流动性较弱。建议在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时,应进一步考虑优化公共支出结构,从而为农村子女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平等机会。     

我国劳动力流动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差异--对中国市场化指数和贫困监测报告有关数据的分析

本文依据中国市场化指数研究报告的数据和世界银行贷款扶贫项目监测报告中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我国劳动力流动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差异问题。研究表明,中国各省市区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水平持续提升,劳动力流动程度大为提高,各地绝对差异扩大,但市场化程度的相对差距却在下降。由于指数设计上的不足,市场化进程指数体系对劳动力流动性的考察存在缺陷。劳动力的外流对流出地经济市场化进程具有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的变异及影响研究

居民收入分配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关注的一大主题。在经济学中,收入分配持续动态表现为子代收入在多大程度上由父代收入决定,也就是代际收入弹性。运用CHNS1989—2011年九轮调查数据,进行适当的样本归并、测量误差修正和可比性调整等处理,可从纵向变动和横向异质性两个层面定量刻画中国居民收入代际弹性的变异特征,并估计分析了代际收入弹性变异对收入不平等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的纵向变动大体呈现出"M型"态势;(2)代际收入弹性在不同收入分布上存在异质性,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显著高于高收入阶层;(3)代际收入弹性异质性对以方差表示的不平等解释力在波动中有轻微上升的趋势,2010年前后的解释程度已接近40%。     

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

通过收入均值法和百分位转换矩阵法,对中国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差,存在较明显的收入代际传递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显著高于西部地区;(2)对于各地区内部而言,处于收入分配两端的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都较为封闭;高收入组群子辈收入向下流动的趋势逐渐增强,低收入组群子辈收入向上流动的趋势逐渐减弱.     

中国高校扩大招生规模对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

代际社会流动率是衡量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教育在现代社会的代际流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简称"扩招")通常被认为可增加农村地区或社会下层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强代际社会流动,从而促进社会的机会平等。但是,本文通过对全国综合调查(CGSS)数据的综合分析,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后代际间社会流动尤其是农村以及处于社会下层子弟的向上流动并未发生明显改善。高校扩招后的社会绝对流动率有所上升,但相对流动率仍保持不变。这表明,高校扩招虽然促进了整体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但并未有效提升代际间社会流动。换言之,父代阶层地位对子代阶层地位获得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影响。     

农村代际流动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农村代际流动背景,从理论角度分析农村子代人口流动对父辈土地流转影响的作用机理;借助2015年中国健康养老与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两部分模型（Two Part Model）：Probit模型探究子代人口流动能否推动父辈土地流转行为发生,Tobit模型分析其对土地流转面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子女受教育水平、非农户口、流入城市等级和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父辈土地流转;并通过分组回归发现,农村代际流动对父辈年龄差异群体、子女数量以及居住养老方式差异群体的土地流转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为此,应当根据农村地区差异和实际发展水平,加强教育建设,推动社会公平,阻断社会阶层固化与贫穷代际传递,增强代际流动性,进而推动土地流转。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健康”循环效应代际传递的经验验证

健康是增加收入、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3SLS法构建联立方程组估计健康与收入间的相互关系和循环效应，并进一步通过Blanden法对健康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贡献率进行分解和测度。结果表明：健康与收入之间呈现相互作用的双向因果关系，即“收入—健康”具有循环效应。我国存在代际收入固化现象，健康人力资本对子代收入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对健康贡献率进行异质性分析可知，农村、母亲、低收入阶层、子代16～25岁和初中阶段的健康贡献率更大。因此，应构建阻隔代际收入固化的循环传递效应机制，重视健康人力资本在打破收入固化中的积极作用，完善公共卫生和健康政策以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增强代际流动性。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研究——基于绝对收入流动性的视角

利用CHNS的六轮农村居民收入调查数据,从绝对收入流动的视角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及其来源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并且长期内的收入流动性程度要高于短期.(2)以1996年和2003年为拐点,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三阶段趋势特征.同时,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与同期相对收入流动性的变动趋势相同.(3)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主要来源于农村内部各家庭间收入地位的变动,收入增长的贡献程度次之,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绝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有限.     

教育、职业与阶层的三维代际流动研究

基于CGSS(2017)数据,以比较流动的方法描述教育、职业和阶层这三个指标的代际流动水平,并揭示各关键变量对代际阶层流动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我国整体的代际流动现状以短距离向上流动为主;教育规模扩张未能有效提升代际流动水平,但能促进代际流动的内部均衡化,缩小内部差距;代际流动现状中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表现为：农村地区、西部和中部区域的子代更容易实现较长距离的代际向上流动,但流动的内部不均衡性也更为突出;城市地区和东部区域的子代较难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但流动的内部差距较小、分布较为均衡。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是开放性的,教育这一自致性因素仍是底层群体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最重要通道,但高校和社会也需要有所行动。     

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研究

文章基于转型社会视角,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现实状况,并从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两方面进一步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仍以供养型为主,但随着现代化进程,互惠型将逐渐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微观层面,老年人个体禀赋越低、文化观念越传统、健在子女数越多,则更可能身处传统的供养型的代际经济关系之中;家庭网络得分越高,代际关系越紧密,互惠型的可能性更大,游离型的可能性更小;同时,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对子女的向下经济支持,呈现出抚养型或互惠型的关系。在宏观层面,社会保障的获得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代际经济资源的双向互惠流动。研究结果对于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前瞻性应对中国家庭养老风险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影响的阶层差异

借助江苏城镇居民相关数据,从收入阶层差异视角出发,对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与结构之于其消费支出和支出结构的阶层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升的同时,不同收入阶层,无论是人均收入规模还是收入结构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水平与支出结构的影响也表现出阶层差异。     

中国农村收入分配的动态考察:结构性收入的流动性测度与分解

收入流动是衡量收入分配的重要动态指标,绝对收入流动在反映收入分布变化的同时还包含了经济增长及收入序位的变化。本文利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固定观察点1995年至2013年的调查数据,对农村人均纯收入及四项结构性收入的流动性进行了测度和分解。结果显示,各收入流动性分解后占比最大的均为交换流动性,而此类收入序位的变化是基尼系数所难以捕捉的,故而单纯以基尼系数为参考可能会对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产生高估;除财产收入和补贴收入之外,各收入流动性均以下降为主,农村劳动力质量趋同背景下,工资收入的流动性下降幅度最大,加强教育及职业培训是提高农村收入流动的重要手段。     

人口流动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回归分解研究

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中国住户收支调查数据"数据库,通过回归分解技术探讨了在控制年龄、性别、地区、受教育程度、行业等变量的前提下,劳动力人口流动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忽视劳动力人口流动因素,将高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低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夸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造成"推动城镇化就可以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误判。分析表明,要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更应该把眼光放在如何缩小受教育度差异、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等相关措施上。     

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伴随普惠金融的发展及金融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广大居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影响日益凸显。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probit模型,研究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提高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具有积极影响,对高收入家庭向下流动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城乡样本、面板数据等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鉴于提高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于促进微观收入流动性、缓解社会收入阶层固化具有积极作用,政府应继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降低融资成本;优化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加强金融教育,保护弱势金融群体。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

文章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库2015年、2017年、2019年的数据,通过客观指标、主观指标分析了养老保险制度调节代内和代际间的收入差距的效果。结论表明:从客观指标来看,社会转移收入是城镇职工第二收入来源;低收入组获得的养老保险转移收入要显著高于高收入组,部分中、高收入组呈现不同程度的负向收入再分配效应;老年群体获得的养老保险转移收入显著高于青壮年群体;代内、代际间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但代际间基尼系数仍然在0.4警戒线左右。从主观指标来看,大部分职工对于养老保障满意度、公平性评价较高;对其发挥正向收入调节作用评价相对较低。不管客观还是主观指标都表明,养老保险制度发挥了基本保障功能,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显现出了正向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但在加快全国统筹的步伐,以及落实废除养老保险制度“双轨制”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劳动力市场分割、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回报

使用中国省级层面劳动力市场分割数据,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考察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人力资本投资及其回报的影响。研究表明:（1）劳动力市场分割会显著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2）在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较低时,劳动力市场分割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回报,但在人力资本水平高于临界值时,劳动力市场分割会降低人力资本回报。（3）市场分割会显著影响女性、农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水平,但是对男性、城镇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启示是:从短期看,"一刀切"的市场分割保护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低素质劳动者的收入,但并不利于高素质劳动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如何实现低素质劳动力充分就业和高素质劳动力自由流动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市场分割会降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从长期看,不利于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升和社会地位的提高,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坚持人力资本提升战略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劳动者的收入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