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学——孟子圣道传承论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传道”之义,肇端自孔子,孟子据此提出了自己的圣道传承论。此圣道传承,包括“道”“学”两面的统一。在传道的谱系中,“闻而知之”的圣人,以内在性的倾听独知天道,凸显了“道”的超越性意义;“见而知之”的贤人,将圣人得自于天的创作落实为制度典常,凸显了“道”的实践品格。此“道”既有理性人文义的开显,亦保有个体证会独知的超越性意义,而不陷于非理性的神秘主义。孟子自觉担当圣道之传,其“学”的一面,乃由子思、曾子而上溯宗本于孔子,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学术新统建构的意识和自觉。孟子继孔子集“圣”“学”为一体之学统建构,不仅是“学”的接续,更是一种道义的担当。“道”落实于“学”,乃以一种名言逻辑和理性自觉的方式十字打开,引领社会的精神生活,展开为一种可大可久的活的文化传统。孟子的圣道传承思想,对中国思想学术的当代建构,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帛书《五行》篇的“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

《孟子》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但语焉不详。早于《孟子》的帛书《五行》对"知"、"之"以及见知与闻知的结果——智、圣进行了全面的界说。"闻而知之"的"之"指"君子道","见而知之"的"之"指"贤人"及贤人之德。"知之"的"知"包括心知与践行,心知强调内心的体验与积极思考,在帛书《五行》中即为"思"。践行是在心知基础上的实践。智、圣既是实践主体认知领悟的能力,又是实践主体经由见知、闻知而形成的德行境界,它们还是天人到德善的转折点,是五行与四行的关键。     

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家形成的学统及道统观念,对书院祭祀制度的完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他们通过创建书院学祠,开展书院祭祀活动,以完成这一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     

荀学与儒家的学统和道统

由于受传统和历史的影响，学术界对荀学的性质和定位，仍然存在着问题。无论是从儒家学统上还是在道统上，荀学都是孔子儒学的承继者和光大者，是毫不动摇地维护和弘扬儒家学术知识统一理想及人格和社会政治理想的重镇。     

黄宗羲与吴澄——以道统论为中心的考察

黄宗羲批判吴澄生宋仕元,并由此否定其自封为道统继承人。不过,黄宗羲对道统传承模式的认识,明显受到吴澄的影响,但其改动了吴澄道统图中的人物谱系,特别是宋明时期,增加了陆九渊、王阳明与刘蕺山,其本人也以“贞下之元”的道统继承人自期并自许。     

论皮日休、柳开的儒学与道统思想

皮日休与柳开均以道统作人自居，先后起而张扬儒家学说，阐发儒学的本质及思想核心，并开列出道统新谱系，其学术地位和历史价值不容忽略，而应引起关注。本文对此二人的儒学思想作了描述与剖析。     

牟宗三先生第三期儒学之概念与三统并建论

第三期儒学一概念,原为“儒学之第三期”,首见于抗战胜利后牟宗三先生起草的《鹅湖书院缘起》,产生于当年鹅湖儒者群体之文化意识与文化反省。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牟先生将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定性为一场我们这个时代“担负圣人型范下大事业”的文化运动。由第三期儒学文化运动所要树立所依据的“道德的理想主义”之大纲维与时代之需要,牟先生提出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说。此是牟先生为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确定的总使命、总方向与三大原则。     

论孔、孟德位观的异同：以亲亲与尊贤的张力为中心

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德位合一",不过,如何理解并实现德位合一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形态。古人认为"德"可以通过血缘传递,因此德位合一表现为亲位合一。周人挑战了殷人对"德"的垄断,但宗法制并未改变亲位合一的格局,最终难以避免德位分离的问题。儒家虽然意识到成德依赖个人修养而与血缘无关,但又认为亲亲是个人道德的基础,并在社会政治层面坚持家国同构和公私领域的连续性,不愿放弃宗法制,这导致了亲亲和尊贤在公领域中的张力。孔、孟德位观的差异即源于如何处理这种张力:孔子把亲亲内化为仁德的起点,寓亲于德,修德称位,但没有直接提出以德定位,举贤才无法成为公领域的普遍原则;孟子原则上支持以德定位,确立了尊贤在公领域中的地位,因此,在孟子那里,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师友关系而非对父子关系的模拟。不过,孟子在君位问题上采取了调和策略,主张在宗法制内部做有限改良,提出"贵戚易位"的设想,以避免对既有秩序的冲击。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唐代的韩愈在中华道统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佛老之说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挑战,对佛老之说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同时,他以重塑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为己任,首次提出了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和人文价值为核心的道统论.经韩愈的努力,儒学得以再度复兴,他的道统思想也为宋明理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魏裔介的道统论

明清时期,对儒家道统传承脉络的整理蔚然成风,魏裔介的《圣学知统录》和《圣学知统翼录》便是其中一家。他认为,儒家道统就是见知闻知之统,颜曾思孟见而知之,周张程朱闻而知之,儒学就是通过见知闻知而传承的。他批判了佛教、陆王心学和法家学说,在此基础上,魏裔介列出了48人为道统传承者,其时间跨度是从传说中的伏羲到明末。在对道统具体内容的梳理上,他主要抓住了三条线:1.易的传承;2.中庸观念的传承;3.心性观念的传承。     

费密的"道统、道脉"说

费密通过对程朱道统论的反思和批判 ,提出了他的“中实之道”传承的两条途径 :在帝王之间传承不息的称为“道统” ,在圣门师儒之间传授不断的称为“道脉”。道统是“中实之道”传承的主线 ,道脉是辅线。因此 ,在中实之道的传承上 ,费密表现出了“尊势”的思想特色     

论儒家的生命意识

儒家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对鬼神采取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强调生命的价值在于生前而不是死后,认为人在有限的现实生活中就能创造出无限的超越价值来.但当生命存在和仁道原则发生冲突时,儒家宁可牺牲生命,也要维护仁道原则.与此相应,儒家追求一种以道德为主体的历史主义的不朽.儒家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具有整体性和道德性的特征,它在新的环境中面临挑战,又有其现实意义.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道统与政统——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探本

曾国藩留存的诸多文字言论,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探本溯源,曾国藩仕宦生涯中矢志不渝所诚挚信奉、躬身践行、聚力维护的,就是儒家的道统与清廷的政统。围绕着道统与政统这个核心,曾国藩在为官治军实践中极力倡行礼治德政、经世致用和人才兴政的政治伦理主张,试图通过自己的体悟开化,为道统与政统的延续寻求某种定力或门径。     

论废名小说中的儒家文化意识

儒家文化渗透在废名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构成作家精神生命的根底。儒家的现世意识、忧患意识和大同精神贯穿废名小说创作的始终,并对其文化价值取向起了内在的制导作用。     

论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激起文化领域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的高涨,避难西南一隅的现代新儒家藉此而揭橥"文化抗战"之帜,复兴儒家道统思想,致力于儒家道统之接续与重构。钱穆、冯友兰、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牟宗三上承周孔、外取西学,分立学统、政统,融构现代道统论体系。分立是指改变传统道统论体系之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架构,分立学统、政统,并使之相对于道统而独立、并行。融构是指融汇西学之优长,而重构现代儒家道统体系。融汇中西是重建现代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理论环节。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具有内圣弱而外王强之理论特色,有着深层的理论和社会原因。     

宋濂道统文学观之成因与内涵探析

宋濂一生虽浸淫儒道释,但总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其日益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为后人所诟病,而其＂以文辞为佛事＂的佞佛举动更为理学卫道士所难以容忍,这是由于以＂道＂、＂心＂、＂气＂等融合了儒道释的宋濂比前辈儒者更加能够体会到道统思想的珍贵,他高屋建瓴,大声疾呼,竭力倡导道统文学观,强调高标准的＂载道＂之文,而成为视＂弘道＂为己任的＂醇儒＂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