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吸收能力的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考虑吸收能力对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85—2010年间国际直接投资数据,采用国际技术溢出模型对吸收能力影响下我国接收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技术进步主要源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正向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2)研究创新能力的加入能够提高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除去金融发展水平外的基础吸收能力均制约着正向技术溢出;(3)吸收能力不足以消化逆向技术溢出,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占用了国内研发资源反而对技术进步产生负向影响。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8—2019年31个省(市)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以制度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规模为门槛变量,分析其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整体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对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较为一般;(2)制度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规模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均存在门槛效应,且在相关指标超过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得到明显增强;(3)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还存在区域异质性,体现为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新课题。通过构建R&D溢出回归模型以验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在CH和LP模型研究思路的基础上,选取1990—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水平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证实我国企业开展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地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据此分别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的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区域创新能力

利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4—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面板回归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扩大技术获取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有利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以技术差距为门槛变量,建立静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仅上海、江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小于、等于门槛值,其余省(市)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均大于门槛值。当技术差距小于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会抑制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当技术差距大于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了提升区域创新能力,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基于本地区与投资东道国技术差距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同时强化进口贸易、研发资金投入、企业技术创新、高质量人才培养等政策组合。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 中国创新能力

在国际R&D溢出理论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将沿线各国按照经济体类型分类后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创新效应明显大于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创新能力     

我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兼论女性就业的中介作用

女性作为一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半边天”，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激发一国女性经济潜能以促进经济增长却依然难有定论。基于我国对中亚五国2004—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我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直接投资对中亚五国经济增长总体上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影响程度与显著性存在国别差异，我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资本积累、出口溢出、制度变迁、投资集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五个方面；（2）通过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女性就业—经济增长”这条作用机制，发现我国直接投资对中亚五国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中，约有10.8%是通过提高当地女性就业水平实现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提高服务业和工业女性就业水平来推动中亚五国经济增长。     

信息化对ODI逆向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基于20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实证

基于2006-2011年中国与20个样本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及信息化发展水平在对外直接投资(ODI)逆向溢出过程中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分别引入技术获取型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溢出与对外开放度的交叉项,以信息化发展指数(IDI)、信息化追赶难度系数(ICDC)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技术获取型ODI逆向溢出与各国信息化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以及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投入是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技术获取型ODI逆向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存在基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随着各国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技术获取型ODI逆向溢出对技术进步呈现逐渐减弱的抑制趋势,当国家的信息化追赶难度系数大于0.307 0且信息化水平大于4.130 0时,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弱.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向效用,"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不同国家的分析表明,2003—2014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效率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巴基斯坦、越南、匈牙利和斯里兰卡.技术无效率函数的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法律与腐败监管的严厉程度、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在降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无效程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东道国当地的文化环境,同时应加快向东南亚、南亚及中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应制定政策鼓励国内研发实力强的企业对科技资源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关系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外投资与母国企业竞争力提高之间的互相影响会不断增强。借助经典R＆D溢出回归模型,测算了1982-2008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国内研发存量及对外直接投资所吸收的国外R＆D资本溢出,探寻对外直接投资溢出的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值得肯定的是,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存在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提高有积极作用。但是,国内R＆D资本存量是国内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自主研发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     

人力资本、技术差距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本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人力资本水平所致的绝对吸收能力和国内外技术差距所致的相对吸收能力对其单独影响和综合影响。结果表明,我国OFDI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同时对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并且以上逆向溢出效应受国内人力资本和国内外技术差距的影响:其他因素不变,技术差距变小时逆向溢出效应增大;其他因素不变,人力资本(在门限值以上)提高时逆向溢出效应增大;两者的综合作用是人力资本只在技术差距小时才影响逆向溢出,技术差距大时,其作用几乎不显著。结论表明,只有同时改善人力资本和技术差距,即同时提高绝对吸收能力和相对吸收能力,才能促进OFDI产生更大的逆向溢出效应,特别是对技术效率的逆向溢出。     

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和国际协调机制研究

基于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理论,选用2006年11月至2017年7月的月度数据,采用TVP-VAR-SV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中国产出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动对中国产出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该溢出效应在不同滞后期和不同时点上具有较大差异,尤其当美国货币政策发生方向性变动时对中国产出增长的影响非常显著;不同时期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人民币有效汇率和中美贸易差额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均存在着较大差异,并且人民币有效汇率和中美贸易差额的变动反过来对中美利差和中国产出增长也存在着时变性影响。     

以邻为壑还是富足邻里:中国货币政策对RCEP成员的溢出效应研究

中国是RCEP的核心成员,其货币政策会对其他成员产生外溢性。以MFD框架为指引,基于RCEP成员1998—2020年季度数据,考察了中国货币政策调整对RCEP成员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扩张对RCEP成员的产出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而且贸易联系越紧密拉动作用越大；对RCEP成员的物价水平、利率和汇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从长期均衡关系来看,中国货币政策对不同贸易依存度成员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从短期溢出效应来看,中国货币政策调整对高贸易依存度成员的宏观经济和低贸易依存度成员的金融市场影响更大。由此,中国在RCEP应更好地发挥系统重要性国家的作用,通过促进区域更高水平的合作来实现RCEP成员高质量共同发展。     

FDI对内资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及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1999~2007年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FDI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资工业部门工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和增长方式的影响,重点探讨了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表明,FDI能与各地区的贸易、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对内资工业部门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促进内资工业部门产出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产出增长的方式在全国及西部地区属于粗放式增长,在东部地区属于集约式增长,中部地区的增长方式不确定。     

中国出口企业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对外贸易是拉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出口企业不断提高企业绩效,不仅关系到企业能否做大做强,也是中国能否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所在。以中国出口企业为切入视角,选取2010—2016年沪深A股市场600家出口企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出口企业的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出口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机构持股比例三个指标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国有控股型出口企业,由于承担着一些非经济使命,企业绩效相对较差;考虑二次项效应,出口企业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还呈倒“U”型关系;此外,出口企业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则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为中国出口企业通过优化股权结构来提高企业绩效提供了实证依据。     

人民币汇率失衡及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行业影响异质性研究

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使我国经济贸易面临严峻挑战,人民币汇率波动及贸易壁垒将常态化地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文章基于HS分类原则,选取WTO等机构的贸易数据,通过构建BEER模型测算了人民币汇率失衡程度;通过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失衡及贸易壁垒双因素对我国出口行业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失衡对我国出口贸易整体上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非关税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整体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税和非关税构成的贸易壁垒与人民币汇率失衡双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并对不同出口行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人民币汇率失衡与非关税壁垒双因素对大多行业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人民币汇率失衡与关税壁垒双因素对不同行业影响的正负效应及程度大小有异质性.因此,建议通过运行逆周期因子等完善人民币汇率自我修正机制;通过引导出口企业了解使用外汇衍生品等促进外汇衍生品市场运行机制的健全;通过加强"海外仓"建设及深耕RCEP框架下的东盟十国市场等实施出口行业差异化贸易策略;通过提升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等加快出口行业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双循环,实现我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大国竞争背景下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加速产业转型的新发展阶段,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动能,关系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以引领国际经济体系变革、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的,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演化升级应该包含国际竞争、国家优势和企业发展三个层面整个生产范式的转变。文章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支撑,提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构建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微观载体——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二是中观治理——提升国际竞争优势;三是宏观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章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融入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中,从转变企业发展范式、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建设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改革路径,三条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共同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注入活力,使得生产力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     

城市蔓延、人口规模与生产效率——来自中国企业数据的证据

随着中国城市规模不断向外低密度式地扩张,城市蔓延所带来的外部性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城市经济领域的热点研究话题。为此,在借助外部性理论讨论城市蔓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之后,运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从微观层面系统探讨了城市蔓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整体的生产效率随着城市蔓延水平的持续提高呈现先降后升的正U型特征;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能够显著地改善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城市蔓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口规模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城市蔓延对不同城市规模、不同行业乃至不同生产规模的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不尽一致,这为中国各地区从生产效率视角制定城市规划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城市雾霾污染——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市的动态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在环境经济学理论中，污染避风港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认为国外资本的引入会给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大规模的外资引进正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同时，我国许多城市的雾霾污染问题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并且其中不少城市往往拥有着较高的外资利用水平。为探寻外资引入是否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文章使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基于光学卫星空间遥感获得的城市雾霾污染数据，对2004—2018年中国276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并对其中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水平则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具体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会上升0.045%，而城市专利授权数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则会下降0.041%；区域异质性分析中，中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加剧作用大于东部与西部城市，而西部城市的技术水平上升带来的减霾效果要大于东部与中部城市；同时，雾霾污染在中国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与时间上的叠加效应，意味着雾霾污染可以在城市之间转移，并有随时间逐步恶化的趋势；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国内技术起到了负向的溢出效应，抑制了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导致了雾霾污染的加剧；而门槛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城市技术水平每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值，外商直接投资对于雾霾污染的加剧影响都将会有所下降。因此，为实现我国城市雾霾污染的治理，国家首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严格管控污染型外资流入。加强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积极推动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相互协作，提升中国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能力，着重推动本国技术发展进程，从而更好发挥技术进步对我国雾霾污染的改善作用。     

制度质量、人口结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美国逆经济全球化贸易政策和中国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显得尤为紧迫。在阐述制度质量、人口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制度质量、人口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质量改善通过减弱经济主体生产经营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道德风险及不确定性，降低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体而言，制度环境中地区腐败通过提高经济主体遭遇“敲竹杠”行为的风险，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良好的经济制度环境及法律制度环境显著地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人口质量结构通过增强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进而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人口数量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显著。     

高技术产业集聚促进出口产品升级了吗?——基于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的视角

出口产品升级是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高技术产业集聚则是促进出口产品升级的关键动力之一。基于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升级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出口产品升级;(2)高技术产业集聚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促进出口产品升级;(3)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升级的正向效应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及上游关联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4)教育水平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升级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应加大高新技术产业投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鼓励企业创新、推进高技术产业均衡发展,同时充分发挥高技术产业集聚在低教育水平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全面促进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升级,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贸易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