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族志基于研究者身份的伦理关系

民族志一度是研究者专业生产他者知识的手段与途径,但在反思传统与顺应新潮流——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研究者自己也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研究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自己是主体,被研究者是他者,转变为双方是平等的交互主体;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由主动的实践者转变为静默的潜伏者等.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为新的研究伦理关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文化描述与文化批评：实验民族志实践方式探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民族志书写危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描述与文化批评在人类学学科中的重要性。在实验民族志中,表述危机下的种种表征方式、文化批评中彰显的民族志价值,恰恰说明了实验民族志在不断践履民族志实践,而这种实践给民族志发展,乃至人类学学科及人类学一般知识发展的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     

女性视角下的民族志表述真实性思考

女性经验影响下的民族志研究者用另一种视角,发掘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略的有关女性性别角色的话题。女性人类学学者认为,由于性别和意识形态的倾向不同,男性研究者无法全面理解女性,往往忽略涉及女性的田野资料或缺乏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同一田野环境,男、女研究者结论常有差异。民族志研究长期面临表述真实性的争论,考量性别因素的影响,有助于思考民族志实践的有效性问题。     

民族志影像与藏族文化保护

从早期的民族志影像拍摄到如今的数字化技术介入文化遗产的保护,人类遗产保护的影像化传播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不同形式的文化遗产构成的藏地文化景观正在面临一个变迁的时代,格萨尔口传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茶马古道、唐蕃古道等文化线路承载着民族记忆和文化传统的过去和未来,那么民族志影像和数字化手段的记录和传播又可以在雪域文化遗产保护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民族志影像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文化阐释和传播使族群记忆和文化资产得以另一种方式形象化留存,并在传播过程中进一步完成文本和表述对象内涵意义的升华。     

文化建构下的民族志权威

民族志作者的权威性在如何表述权力和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时,受到社会关系的情境性制约.对20世纪早中期白人女性人类学家对北美土著进行的研究结合其历史性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在几个阶段,存在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性别、权力同表述权威间的张力,从作者具有性别经验化的民族志表述中体现着文化建构的影响.     

微信朋友圈使用者的角色扮演与圈文化的形成——基于一项网络民族志的考察

从微观社会学的视角切入,采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结合半结构化的访谈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微信朋友圈存在一种由家庭圈、挚友圈、共事圈、师生圈和陌生圈共同营造的"圈文化",并且其使用者在此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的角色形象。从态度、认知与行为三层维度对微信朋友圈使用者的角色扮演行为进行审视,探讨这一行为对现实世界中社会互动所产生的影响。     

霍加特的文化研究理论——“文化主义”路径和民族志方法

理查德·霍加特是20世纪英国的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也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主要创始人。他所建构的文化研究理论继承并变革了英国文化主义传统,采取了来自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率先开启了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对伯明翰学派的后续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是其理论并未真正摆脱阿诺德、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倾向,他的文化研究理论中的若干不足,由其后的汤普森和威廉斯加以完善。对霍加特思想中的英国文化主义传统进行分析时,应充分注意阿诺德和利维斯的影响,这有助于理解霍加特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支持立场及其方法和观念上的矛盾,从而较全面地评价霍加特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意义和理论得失。     

唐宋时期:民族志的多元书写实践与成效

中国历史是众多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唐宋的统一与多民族分治,国家政治地理板块上多民族的对撞与融汇,客观上为民族志的书写带来了更加多元而新鲜的素材。王朝框架下正史"四裔传"的民族志叙事,大型类书或典志相关部类(门类)对民族历史的记载,井喷式涌现的民族志作品以及来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书写的典籍文献,从多个层面穿缀了唐宋民族志多元书写的斑斓画卷。     

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民族志书写的创变走向与图景

笔者以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为视点,在业余民族志、现代民族志、后现代民族志的演进序列里考察民族志书写的转向,体认民族志文本从“整体描写”到“深描”乃至“对话”与“多声道”修辞的追求和实践,以此透射人类学文化书写追求多元、双向、互动、开放的撰写取向,呈现民族志书写的实质性的和自觉的多元视角的实践图景。     

国外民族志路径下的数字媒介实践研究:情境、 聚集与日常生活

国外民族志视角下的数字媒介研究成果丰硕,从媒介实践的角度探讨了其中的焦点议题与研究趋势.研究发现其内容领域可归纳为数字媒介实践的情境、数字媒介实践中的联结与聚集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媒介实践三个方面.研究认为,国外民族志路径下的数字媒介实践研究所展示出的研究兴奋点,对于中国数字媒介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反思与建构:民族志的中层理论探索

当前民族志的反思潮流有其积极性,也有随之而来的困惑.人类学研究者要在民族志工作中进行反思性的实践.中层理论作为一种民族志的研究策略为这种反思性的实践提供了方法论的实验平台,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社会分析.具有反思性和实践性的中层理论建构可以从概念的界定,问题意识的提出和对中层范式的检验中得到理解.     

解构与建构:民族志书写的内在悖论探析

民族志书写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受到持续不断地批判与反思,是与其内部存在的诸多悖论有关。"零度"书写与"非零度"书写、"权宜"书写与"权威"书写、"变生为熟"与"变熟为生"以及书写"神秘"与"神秘"书写等诸多矛盾,就是民族志书写场中矛盾复杂性的最好表征。因此,只有不断地对这些矛盾进行解构,探究出产生这些矛盾的逻辑和实践机理,才能为当代实践民族志书写范式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和事实论证。     

网络人类学的理论要义

伴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兴起,网络人类学由此应运而生。经过多年的发展,网络人类学已在西方学界占据一席之地。其研究范畴涵括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整体性研究、虚拟社区研究和网络社会文化其他问题。在方法论上,有关"真实性"的讨论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整体论依然可以而且应该得到体现,参与观察法始终是其立足之本。     

“历史民族志”与“历史的民族志”——民族志实践中的历史之纬

作为新兴的跨学科合作平台,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已渐趋成熟,其依托民族志报告的文本书写,包括两种类型：“历史民族志”和“历史的民族志”,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呈现不同的研究取向与价值。此二种写作方式,将历时性与共时性作为交叉的基轴统一纳入文本写作之中,将“过去”与“当下”融入整体的历史予以建构。但“历史民族志”将时间空间化、历史场域化,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上做田野行走;而“历史的民族志”,更注重将时间维度嵌入空间的延展之中,在当下的田野中把握历史脉搏。     

民族志影片的人类学实践

民族志影片应用到人类学实践之初只是将它作为人类学研究的记录工具;随影视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才将其用作表达方式。现阶段民族志影片的创作在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下冲破了资料记录的束缚,表达人类学信息时不拘泥于影视体裁的限制,把表现人类学信息的故事片也纳入了民族志影片的创作范畴,以使人类学信息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反思窥视法 ———中国乡村民族志中的乡村中心主义与尴尬

文章从明恩溥的＂窥视法＂比喻入手,探讨了中国乡村民族志田野工作中隐含的乡村中心主义与尴尬问题。文章首先讨论了乡村中心主义的持续影响,即农村代表＂真正的＂中国的观点。它将农村和城市割裂开来,并否认农村也有现代日常生活。若承认如今中国农村也出现了现代日常生活,并且普通百姓清楚乡村中心主义和它的对立面（城市中心主义和现代性）,那我们就需要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去处理日常生活中乡村主义和现代主义表述的社会用途与纠葛。文章接着论证了＂反思窥视法＂正是一种合适的方法。从笔者在湖北省西南部做田野调查遇到的尴尬入手,笔者认为＂窥视法＂的窘境是一个反思当代中国乡村道德话语与行为日益模糊的好起点。     

民族志视野下的乡土叙事——阿来小说的文化解读

人类文化具有不同的模式并演化成对自身社会有价值的风俗、礼仪、生产、生活方式。各种文化模式是不相同的,甚至有完全相反的社会价值观。阿来藏地系列小说处处彰显出藏族文化奇观。他以鲜明的人类学叙事风格,对藏地社会的地域文化进行了一场民族志式的文化书写。阿来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描述,藏族文化与文明的"深描"以及边地藏民宗教意识的阐释,使其小说具有一种高度修辞功能的情感力量,成为现代中国人继承传统文化、走出现代困境的重要途径。     

线上“厨娘”的网络实践与文化资本研究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要求利用一切积极因素以促进新时代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发展和繁荣,"互联网+乡村"则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了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已有农村村民开始基于互联网技术进行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创新,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平岩村马鞍寨83位侗族成年女性"厨娘"的实践显然具有典型意义。这一群体充分利用了日益普及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当地市场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文化旅游政策的推动等有利条件,通过微信渠道有序地组织和传播"百家宴",成功地将传统文化资源提炼为文化资本,并藉由旅游产品转化为经济资本,进而提升为个人的社会资本。她们不仅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增收之路,而且扩大宣传了本民族文化传统,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     

民族志写作与地方性知识——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理论与实践

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之际,民族志写作问题成为倍受学界关注的话题,而对其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打量尤显关键。由于格尔茨的理论奠基与写作实践为我们今天重新思考民族志写作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路径。试将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理论和践行策略作为个案进行分析,力图对民族志写作的奠基性理论加以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