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不但是所有菩萨信仰中国化中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代表。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几种观音信仰要素中,皆反映出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在正统佛教范畴内所发生的中国化。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在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交往的历史凝结,是适应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而必然发生的一种文化嬗变。     

论佛教的中国化与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的结果最终只能指向“中国化”向度。在这一制度中国化的过程中 ,东晋的道安、庐山慧远及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禅宗的百丈怀海、天台宗知礼和遵式等等 ,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佛教仍然能够保持其主流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之时 ,佛教制度的中国化革新仍然能够遵循在“契理契机”前提下的“与时俱进”。而在元代之后 ,随着中国佛教逐渐“边缘化”与“民间化” ,中国佛教制度便同时背离了“契理契机”与“与时俱进”的原则 ,佛教无论在教义方面 ,还是在各种制度方面 ,都停滞不前了     

中国宗法制度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中国宗法制度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深刻,从庙产传承可见嫡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从僧侣的姓名可见魏晋门阀谱牒和宋代宗谱的影响。宗法制度是深层的民族意识,这使得佛教在中国遭遇到这样的本土文化后不得不主动改变自身来迎合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六大内在机制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机制的研究，有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以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包括学习理解机制、解放思想机制、实践机制、民主纠错机制、与时俱进的创新机制及文化整合机制。六个机制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从禅宗看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作为一种出世宗教,一方面因为填补了中国文化之缺而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另一方面,又与带有强烈入世色彩的中国本土文化发生巨大冲突,为了生存,不得不做调整改进,禅宗就是调整的产物。禅宗主张人人皆有佛性、见性成佛;摆脱烦琐推理、主张直觉顿悟;提倡无念为宗、平常心是道,这与中国文化主干儒家提出的人性善、人人皆可、成尧舜;与中国人偏爱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与入世与出世相统一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近乎一致。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强大的同化力。     

简论中国化的佛教人本思想蕴涵——以禅宗为例加以说明

传入中国后的佛教经过外来僧侣与中国历代高僧以中华本土文化对佛教教义的诠释和创新,主要是以儒家学说对其伦理化、世俗化的改造,到唐代,已经派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佛教宗派。佛教中国化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它具有了“人本思想蕴涵”。探讨中国佛教具有人本思想的原因、表现形式等问题,无疑是新时期我国佛教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理论学术价值。     

“善有善报”与“善不受报”——佛教善恶“因果”观辨析

谈善论恶乃是佛教的永恒主题。在中国佛教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善恶“因果”观,一是注重“果”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二是注重“因”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中有着“决定论”意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是中国本土儒家文化以及民间习俗中的“因果报应”思想在佛教中的反映,属于中国化的善恶“因果”观;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是基于印度佛教的“缘起论”,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善恶“因果”观。依据印度佛教的这种善恶“因果”观,东晋竺道生进一步提出了“善不受报”的思想。依据“善不受报”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佛教“缘起论”,一个人只管行善而不要去追求行善的回报,然而就是这种不求回报的行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     

汉魏六朝礼与佛教的中国化

礼不是儒家的独创,而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和根本特征。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与传统礼法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融合。“违礼损化”成为反对方攻击佛教的首要理由。佛教学者通过援礼入佛,以礼护法,在佛教哲学、伦理思想、宗教说教、戒律仪规等方面对印度佛教加以变革,不惜改变原始教义来弥合佛教与传统礼教的差异,体现出对“礼”的依附与调和。在这个意义上,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也即礼制化的过程。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思想

"善"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至善和幸福。在他看来,"善"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在这些目的中,有一个最高的目的,即至善,那就是幸福。人的合乎"善"的行为就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承认、尊重万物的目的并追求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对"善"的理解与描述目的是指导人们能过上一种合乎德行的幸福生活。     

佛教伦理道德的形成及中国化演变之路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 ,创立于公元前六—五世纪 ,先流传于古印度、恒河流域 ,其发展经历了六个部派阶段 ,形成了丰富的教义和浩繁的佛家经典。公元前后 ,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对东亚、南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论述了佛教伦理道德的形成及中国化演变之路 ,以证实佛教在与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道家的思想接触、交流、融合过程中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它的伦理道德思想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作用     

佛教修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兼与儒家“克己复礼”的比较

佛教所提倡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与儒家所主张的"克己复礼"虽然有着同样的道德诉求,但是两者的实践语境是不一样的。佛教在"为己"修行的基础上来落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儒家则是在"为人"修身的基础上来实现"克己复礼"。不过,佛教的"为己"修行并不是自私,而是"回归自性"的"净心"。佛教的"净心"固然有"自利"的一面,但佛教就是通过这种"自利"的"净心"来开出坚实的"利他"道德的;而且在佛教修行中,"净心"和"利他"并非是历时性的关系,而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净心"的过程即是"利他"的过程,"净心"的同时就在"利他",这就是佛教修行"自利利他"的道德定律。     

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

中国佛教谈人性善恶,与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恶有重要分别,但又与世俗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有内在联系。以天台宗为重点的“性具善恶观”,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但与儒家的性善性恶有别：一、中土佛教天台宗的“性恶”,指的是人性（佛性）除具备善的因素外,还包含恶的性质,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二、台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有”,儒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能”。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定局的氛围中,台家善恶观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体现在明代传灯法师的“性善恶论”中。台家善恶观对华严宗、禅宗等都有重要影响,是最具中国化佛教特色的善恶观     

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     

"何人知此义,唯有净名翁"——白居易对大乘佛教思想的选择

白居易对佛教的皈依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早年对佛教的初步接触与认识到因生活变迁而对佛教产生深刻的体认,从而选择了大乘佛教思想加以实践并指导人生.贬谪江州是此过程中的重要转折.对大乘佛理的深入领悟和居士情怀的日愈深厚使白居易将自己的活动融合到居士生活中并最终成为香山居士.本文认为从白乐天到香山居士的转交不仅反映了白氏对大乘佛教的思想选择,也是白氏思想历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再思考

西方的希腊神话研究从早期的口传到理性萌发后的"神话"同其它学科分立的范式,在近代以降的中国神话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神话历来被认为有"历史化"的特点,从近代到现代,国内外的中国神话学者们不断地关注此一问题.闻一多的"志"与史及诗关系的研究,叶舒宪的诗与寺、瞽同史关系的研究把这一问题带入新的领域.以此为基础,可以得出结论:在人类早期时代,文字产生以前,口传神话同史的混生是中国神话的最早样态.神话历史化是西方观念对中国材料的框定.神话分化出历史是中国神话同历史乃至文学关系的真实情况.     

佛教“中国化”的原因及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中衰，当时人们宗教信仰的迫切需要，懦学、道教、玄学、佛教相互间的融合与斗争以及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扶植，是佛教中国化的真正原因，佛教中国化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建筑以及风俗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传播以来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成功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有其内在机制: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性的理论品质;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及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实际而产生的理论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相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由理论前提、国情基础、文化基因、实践源泉、思想主线、逻辑主题、价值取向、实现主体等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诸要素构成,它们互为条件、协同作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科学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基本规律,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佛教“和谐”思想的生命伦理意蕴

佛教伦理本质上是“和”的伦理,和谐在佛教生命伦理思想中处于重要地位,佛教伦理以缘起论为其道德哲学基础,以心灵的道德和谐为根本,由心的外在呈现和人的社会关系及与自然界关系的存在方式的不同,表现为人与人的道德和谐、人与自然的道德和谐,其内在的生命伦理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构成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一种重要思想资源。     

文化软实力形成的内在机制——从当代中国的视域审视

文化软实力首先形成于这种文化的认同力和辐射力。文化软实力在现代性语境下的持续形成有赖于这种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文化软实力的未来形成还必须正视资本现代性的缺陷和后现代的合理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