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制度为何无法取得理性结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研究的三种视角及其启示

产业扶贫是提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保障,但实践中却出现了"理性制度无法取得理性结果"的执行困境。现有研究分别从主体行为、制度结构与治理情境三个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其中,主体行为视角从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角色定位与执行能力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政策执行的直接因素;制度结构视角从治理体制、组织模式与制度逻辑等方面挖掘了"形塑"该问题的制度基础;而治理情境视角则探讨了造成各地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差异的要素禀赋、产业选择、产业运作模式及关系网络等情境性因素。现有研究虽较全面地甄别了影响产业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各因素,但仍存在着缺乏整合的分析框架,忽视基层行动者的调适功能,理论提炼与对话稍显不足以及难以识别影响政策执行的共通性因素等问题。后续研究可借鉴制度分析和发展(IAD)框架中的多层次分析思想,建立整合三大视角的统一分析框架,挖掘治理情境中的调适性因素,探讨治理情境与行动者的不同互动模式,寻求与已有政策动员及国家治理理论对话,并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来验证理论假设,以实现理论的整合与突破。     

“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

遵循“制度基础→资本保障→行动结果”的作用链条,构建了“制度-资本-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鲁西南S镇“水污染治理共同体”的案例深描,呈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科层制下的制度创新和权力下放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促进共同参与,权力下放实现赋权增能,但该过程普遍面临着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摩擦和调适;基层政府正式治理资源不足使其通过公众协同共治、官员关系运作和政府间利益共谋等方式嵌入非正式治理资源;个体资本禀赋的价值属性使得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性;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府策略表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任务导向下的行政动员、基层政府“适应性执行”以及基层官员“职位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众策略表现为权益受损及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参与实践,企业主利益驱使下的不同策略转换,村干部在政府、村民与自身之间“三重角色”扮演中寻求综合收益最大化。因此,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从上级政府、镇政府、村民、企业主、村干部等多主体视角优化制度设计、强化资本保障、调适利益取向和目标追求,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基层政策执行的双重逻辑:权威调控与政策理解——基于四地脱贫攻坚经验考察

基层政策执行一直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执行结果受中央权威调控和基层政府政策理解能力的双重影响。“刚性—高效”“柔性—有序”“助推—尽力”与“授权—应付”是基层政府执行政策的四种模式,而“权威调控—政策理解”是区分这四种模式的分析框架。以十八洞村、何斯路村、采山坪村、上河村四地脱贫攻坚经验为案例进行考察,总结政策执行类型可以发现：当中央权威调控程度较高时,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状态就呈现出刚性条件下的职能展示型和强力约束下的能力塑造型;反之则呈现出弱化监督下的完善自身型和柔性条件下的趋利避害型。从权威调控和政策理解的双重逻辑出发,上级政府通过因地制策、精准调控,强化政策调控能力;基层政府通过优化组织结构、加强信息沟通、获得目标群体支持等途径可以有效促进政策执行的效力。     

基层信访治理的治域转换与共同体构建

从场域理论视角出发,对河南省西平县基层信访治理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在基层信访治理过程中存在三种功能性治域,即行政管理治域、社会服务治域和行为文化治域,这三种功能性治域作为彼此协调互动的生命有机体,共同构建了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的实践场域。作为一个多种机制共振和多种资源整合的过程,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场域叙事促进了基层信访治理从崇尚功能性治域到拥抱复合性治域的起点重置。然而在复合性治域中,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构建仍然存在主体行政化、准则虚置化、工具悬浮化、客体错位和空间异质化等困境,亟须通过制度建设、监督规训、认知重塑等方式对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构建进行优化。     

行政问责过程中的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对基层问责乱象的一种新解释

精准规范运用行政问责机制,纠正防范问责泛化、简单化、随意化等乱象,是基层政府治理的题 中之义.从"价值一工具"的二分法的基本假设出发,构建"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的解释框架,系统探究行政问责的执行过程,有助于破解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行政问责难题.基层行政问责中的目标替代产生于制度要素的实际运作中,政府组织方式、治理方式与政治生态的调整,使基层官员在问责活动中采用了目标替代的策略,使得对上负责、模糊责任、指标管理、形式管理、惩戒处置等工具目标取代了人民赋权、权力规制、规范行为、合规控制、绩效改进等价值目标.这种目标替代强化了行政问责制度中价值与工具的分离,进一步产生了"执行工具化"现象.借鉴沟通理性理论,增加问责制度中的沟通与对话机制,是防治基层问责乱象,解决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问题的有效路径.     

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性的生成逻辑

国家涉农政策能否有效转化为执行效能,是基层治理场域中国家自主性目标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制度、权力与行动者构成了基层治理情境下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制度、权力和行动者的不同组合是导致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直接原因,这与地方政府自主性和乡村社会自主性对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制约与影响紧密相关。不同政策实践中,国家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自主性、乡村社会自主性之间的不同关系形态是塑构国家自主性目标实现程度差异性的内在逻辑。国家自主性的博弈实践表明,治理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呈现出碎片化样态,具体表现为动态性与有限性并存、层次性与相互性并存,这是造成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根本原因。 通过制度 -权力 -行动者路径以推动嵌入式、适宜的国家自主性的普遍形成,是从整体上提升涉农政策执行效能的重要进路。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危机情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在全国一盘棋下的以人民为中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并在民主、法治与科技支撑保障等基础上,借助顶层设计的决策、凝聚合力的执行和多重保障的监督这三种机制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与融合。进言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顶层设计的决策机制包括共识性的防疫目标、整体性的防疫部署和全局性的资源调配;凝聚合力的执行机制包括响应性的工作制度、系统性的防御措施、落实性的执行力度、创新性的技术支撑和多元性的社会参与;多重保障的监督机制包括规范性的法律法规、约束性的问责机制和广泛性的社会监督。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析以探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能够为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制度执行中的叙事：基于功能建构的视角

叙事是理解社会和经济行动得以发生的非理性机制的重要概念，近年来在经济、治理、公共政策等社会科学领域获得广泛的重视。叙事对制度执行产生话语效应与证据效应，具有承载公共目的、建构制度意义、促进集体合作的积极功能。从认知、心智与行为的逻辑出发，叙事推动制度执行的底层机制包括基于符号系统的制度意图传达、基于知识转译的制度内容简化、基于框架效应的制度行动激发、基于情绪特征的制度效果诊断等。因此，应当高度重视叙事在情感心理、价值判断、行为启发、合法性说明等方面的功能意涵，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推动并设计有效的叙事，建立与制度执行场域相适应的社会心理基础，促使制度执行得以更加平滑顺畅地展开。     

沟通式动员：县域上下级政府间政策协商机制及其功能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客观上导致了政策变通和体制失衡等现实困境,然而在县域治理实践中,上级“层层加码”的空间也是下级“讨价还价”的空间,上下级之间存在着沟通式的政策动员机制。构建了“外部压力—内在共识”的分析框架,以C县公共政策执行为例,剖析了县域上下级政府部门在谈判过程中的沟通机制,探讨了上下级协同治理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客观性归因、组织化协调、制度性反馈、差异化激励等沟通式动员,在上下级之间构建了层级责任连带、主体责任内化和集体行动共识的政策执行单元,上下级政策主体围绕共同的政策目标达成执行共识,由此形成了运动式治理常规化、非问责体制有限动员和地方执行自主性空间三种政策动员效果。沟通式动员,作为多层级单一制政府体制压力传导的缓冲机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策实施路径,实现了政府体制的自我调适、增强了政府体制的制度韧性。     

经济视阈下的西方制度分析演进理路

从古希腊思想学家的探索到当今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者的回答,西方对制度的经济分析形成了一个悠久的历史传统。在美国旧制度主义产生之前,西方的制度分析往往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体现出对社会结构以及人在社会中的命运的关怀。美国旧制度主义者则将社会的各种规则纳入制度分析,强调制度的动态演化过程。自科斯开始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为基础,强调交易过程有关变量对经济绩效的关键作用,弥补了新古典主义的理论缺陷,增强了对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     

制度效率的决定与制度效率递减

制度效率就是实施制度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制度安排的效率取决于制度的"普适性"、相关制度安排实现其功能的完善程度和生产过程的技术性质。制度结构的效率则取决于制度配置状况。由于生产过程的技术性质不断变化,制度要保持高效就必须随之改变。从制度的供给、需求及制度市场的特点看,制度随着生产过程的技术性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是不可能的。因而,制度的效率必然递减。     

制度差异和资本主义的模式

尽管近年来许多人谈论趋同论的热情很高,但现代资本主义仍具有有限的多样性。近十多年来,在西方学术界有两个研究流派一直在强调国家间的制度差异,强调制度差异对于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果的重要性:“资本主义类型”理论主张协调的市场经济的运作与自由市场经济不同;跨国福利研究则发现了不同的福利政体,它们在制度设计上有着重要差异。了解和研究这两个流派对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是有意义的。     

观念、制度与经济绩效——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的政治学理论价值

中国和印度的制度创新带来了经济上的加速度增长,验证了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制度安排的变迁导致经济绩效的变化。但是,两国制度安排上的变化是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发生的,而两国的制度结构又是如此不同,因而对传统的制度理论构成了挑战。事实上,两国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化。因此,要成功地解释决定历史基本走向的关键时刻和关键事件,政治学研究应该在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政治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吸纳政治哲学的思想观念。     

论制度结构及其互补性对制度变迁绩效的影响

制度变迁是体制改革中必然发生的事情。制度变迁中的绩效如何则直接影响改革方式和道路的选择以及最终结果。影响制度变迁绩效的因素很多 ,但制度结构及其互补性则是直接对制度变迁绩效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改革中某些制度变迁的实际效果与理论预期相差甚远 ,关键就在于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各种制度之间的共生互补性决定了单个或局部的制度变迁是不可能在长期内不受制约而获得持续的绩效增长     

加强政府诚信建设的制度探讨

政府诚信是政府为政之本。政府诚信受观念、环境、制度、体制等诸多因素制约。从制度层面揭示政府诚信建设的制度需求、制度缺陷,会为政府相关制度的创新提供对策与思路。     

村民自治中的监督制度:冲突、真空及耦合

村民自治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关系的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冲突;有关监督组织的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冲突;民主评议制度安排中存在制度真空;罢免制度安排中存在制度真空;村民监督权救济制度安排中存在制度真空;民主监督的组织机构缺位。青县模式的创新价值与启示在于:监督组织制度创新有助于实现权力资源配置的均衡化、监督主体的组织化和监督行为的规范化。实现村民自治中监督制度耦合的对策在于制度创新:通过进一步完善《村组法》以化解其中有关监督制度安排之间的冲突、弥合有关民主监督的制度真空;创新民主监督组织制度以实现民主监督的组织化、程序化和规范化。     

我国创业投资的制度选择

创业投资是一种向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建企业提供股权资本的投资行为.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创业投资有效运行的原理和制度要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发展创业投资事业的利弊因素以及目前我国发展创业投资亟需推进的制度创新,希望能对我国创业投资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司治理制度变迁与国际趋同:一个分析框架

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因是由制度失衡引起的。然而,制度变迁还要受到路径依赖和政治程序的影响。就公司治理而言,无论是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都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在全球化背景下,伴随着制度竞争获益的存在和制度移植成本的降低,不同国家之间的公司治理制度移植日益普遍,并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趋同。然而,由于路径依赖和利益集团等因素的作用,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不可能绝对地趋同。     

履行加入WTO承诺与中国制度变迁——基于非均衡状态的分析与预期

中国正处在履行加入WTO承诺的过渡期,与中国政府履行WTO承诺同时而来的是其效应,在所有效应中,制度变革效应最值得关注.对于WTO之制度变革效应,可以借助新制度经济学某些范畴来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WTO规制作用下的中国制度之初始状态,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一度关注的一般市场经济,作为转型经济,中国的经济制度不仅处于某种非均衡状态,而且处在非稳定状态,带有明显的非稳定非均衡特点.履行WTO承诺首先可视为一种强制性制度供给冲击,它在消除原有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同时,将通过制度供求互动机制导致新的非均衡,而正是这种非均衡的交替过渡,将加速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制度转型的加速与履行WTO承诺的三个效应直接联系在一起,三个效应分别为直接变革效应、变革扩散效应和变革反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