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伦理奠基与信任拓展 --超越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

文章试图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框架,研究中国转型时期的伦理困境和道德秩序建构。综合运用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宗教学的相关理论,系统阐述道德生成与演进的“多元自发秩序观”,同时,着眼于中国由传统的乡土社会向市场化的契约社会的演变过程,分析这个过程中市场半径和交易范围的扩展,并探讨这个过程中诚信作为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可能出现的“道德失序”状态。最后分析了贫困化、社会分层和选择机会的严重不均衡对转型时期社会成员伦理行为的深刻影响。     

传统村落式乡村转变的文化反思——以格非《望春风》为例

21世纪以来,乡村生活图景的变化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村民个体心态的转变。返乡小说《望春风》延续了格非“江南三部曲”的叙事路线,标志着作者向现实性乡土题材的不断靠拢。作者对传统乡村叙事方式进行现代性转换,聚焦于传统村落式乡村艰难变革的社会现实,展现村民个体在变革中的成长经历,呈现城镇化发展之于乡村的多重影响,探寻乡土精神重塑的可能性,继而在文化层面传达了知识分子格非对于当下乡土文明的冷静反思。     

从改良性修补到批判性重构--中国价值观念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和根本出路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转换,其过程是艰难的、曲折的,其方式是被动的、消极的,其结果是修补性的。这种对待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改良态度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迟迟难以实现、举步维艰的根本性障碍。到20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的思想影响和权威作用下,我国走上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社会也开始了从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制的转换和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换。这种转换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深刻变革,然而,这一变革远未完成。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转换的进程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在需要进一步更新观念的同时,使生长着的与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现代价值观念逐渐达到完备和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现代价值体系。只有尽快建立起现代价值体系,并通过这种价值体系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中国社会的重构才能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在这种社会历史情况下,再也不能只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行改良性修补,而必须从根本上总体上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行批判性重构,使之真正现代化。     

乡村建设与现代政治习惯的建立——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探究

乡村建设理论在梁漱溟的思想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一理论是将其多元现代化理论在实践中落实的途径。同时,在对乡村社会的思考中,梁漱溟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等他理解中国社会的特征的核心观念。并强调基于乡村建设的途径是培育中国人现代政治习惯,并建成现代国家的最为合理的方案。     

环境伦理学的产生是伦理文化史上的深刻变革

当代环境运动和环境伦理思想为调整被工业社会扭曲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引导与推动着传统伦理学主导观念和道德习俗的变革。环境伦理科学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和升华。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历史演变上,考察和分析这种变革的现实社会根源和它的历史思想文化根源,研究东西方传统伦理思想的演变特点及走向,推进东西方思想的整合,取长补短,超越“主客二分”思想,建构与发展现代环境伦理学,以切实推进当代伦理文化的变革,共同创造全球绿色文明新时代。     

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与国家法的契合

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演进过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秩序整合作用。近代以来,乡土社会的剧烈变革不断解构着村规民约的社会权力基础,国家权力向乡村地域的下沉不断冲击着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村规民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这时,能够契合现代乡村公共精神和“乡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期的契约性权力便进入了视野,这种基于同意而形成的社会权力作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最具理性和持久力。契约性权力为村规民约提供了权力支持,有利于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共生共存基础上的有机契合。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乡村是社会发展的有力依托。基于此,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用以描述理想型的传统社会。乡土中国在国家-士绅-农民的基本社会结构下,呈现出乡土本色、差序格局、无讼等特征,并在这些特征的维系下得以有效运行。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展开,传统意义上“皇权不下县”的状态已无法回归,基本的社会结构也被国家-代言人-农民所取代。乡土中国正在发生转型并呈现出了诸多新的特点,然而转型并不意味着质变,表面上看,虽然“乡土中国”逐渐演变为“离土中国”,但是乡村社会的底色尚在。在学理方面,我们需要围绕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所展开的讨论作出理解和反思。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伦理蕴涵与实践路向

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着丰富的伦理蕴涵。在梁氏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基本特性在近代西方思想传入后遭受极大破坏。乡村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形成和孕育的基本单位,因此,建设新社会组织需要从乡村伦理入手开展自救式的乡村建设运动。而粱氏在其乡村建设实践中突出强调的“乡农学校”激发农民进取心、倡导“合作主义”信仰、“熟习”推动科教融化、“信任”促进金融流通等举措,正是从乡村社会的伦理特征出发提出的路径设定。     

乡村生活与社会历史叙事的紧密缝合——评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

在乡土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对接中,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对1960-1990年代的中国乡土进行了颇具现代内涵深度的审视.在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里,乡土是丰富的社会历史存在.他是要从乡土审视中国社会历史变革,同时又是从时代沧桑中发掘乡土的“常”与“变”.通过对乡土的多重性观照,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使我们看到的是一块更加真实、鲜活然而也伴随着深重现实苦难的中国乡村大地.     

当代文学监狱叙事的伦理嬗变——以《红岩》《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报告政府》为样本

监狱叙事虽然没有成为过中国当代文学叙事的主流,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存在,考察其叙事伦理的嬗变也有某种学术意义。以六十年代的《红岩》、八十年代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及新世纪初的《报告政府》为样本的当代监狱叙事,形成了“超我”——“自我”——“本我”的叙事伦理谱系。这暗合着中国当代文学从高度意识形态化向更为多元的世俗化的演变,也暗合着中国当代文学所折射的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从拘束到开放到多元的深刻变迁。     

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论韩少功的"马桥世界"

《马桥词典》用词典的形式构造了马桥的文化和历史,用生动、鲜活的方言口语营造出一个遗世独立、魅力十足的“马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乡村特有的生活规范和法则;有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有朴素的乡土人情和神秘、奇特的民俗民风;有民间社会固有的保守、愚昧、落后、贫穷和等级观念;也有顽固的传统文化,心理和集体无意识,还有他们独立自信的民间精神。这个具有原生态色彩的“马桥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乡土中国的缩影,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马桥”,看到了世界的中国。     

约翰·格雷的多元价值观念及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约翰·格雷为"旨在忠于伦理生活的价值多元主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多元价值观念,其宗旨是忠于伦理生活,特性是不可通约性,指向是权宜之计。他试图通过"权宜之计"协调不可通约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以实现其共存。这种多元价值观念,不仅为政治体制的建设提供了建设性的探询,而且对我国道德教育摆脱其在多元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时空观察

[提要]“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作为社会的“发展极”与“稳定极”,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时空背景,溯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的历史变迁,是预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节点的依据;分析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战略的实践进路,有助于优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时间维度上应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确定协同发展的时间节点;空间维度上可将特色小镇建设作为载体,把以城市群为主体、大城市为中心、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支点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与乡村连接,优化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     

乡风文明视角下“半工半耕”农户的家庭美德培育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紧迫任务,家庭美德培育则是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已由传统的家户制逐渐转变为“半工半耕”农户结构,并成为新的稳定的农村道德建设基本单位,其美德培育对于促进新时代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传承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具有重要意义。但总体看,目前“半工半耕”农户较为普遍地存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淡化、个人道德诉求功利化以及家庭德育功能弱化、家庭美德培育氛围不足等问题。亟需弘扬中华传统家庭美德、重构现代乡土伦理秩序、强化优良家教家风建设、推进移风易俗专项治理等,以消解乡村社会出现的各种道德失范问题,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

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以乡村文化建设和价值理念塑造作为内在要求,而且籍于此而创生最为先进和根本的引导、示范、规约和塑造性力量。在乡村价值观念体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传统价值流失、价值话语权式微、精英价值没落导致了价值失序、认同阙如及凝聚弱化等问题,要自适于上述乡村价值观的诸种现代性张力,需要我们重提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路向,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建构乡民价值观念体系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和引导规约功能。为此,应从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倡导乡村新集体主义观念、培育乡村独特的公共文化、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方面,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发的乡土化路向,夯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组织、思想、精神与现实基础。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财产边界

在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 ,由于家为伦理关系发生的基本空间单位 ,故基于“家”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成为村落文化的主体内容。在“差序格局”的道德相对主义规范中 ,不存在个人的独立道德人格和权利意识 ,个人作为家 (家户或家族 )的成员 ,首要的是对家的义务。义务本位的规范体系当然并不排除乡民们对实际利益 (主要是以田房为主体的财产 )的追求。这种利益追求不是个人本位的权利主张 ,而是家族伦理本位观念的现实体现 ,因为家族共财理念是“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差序格局”的伦理关系中 ,义务本位的规范又通过乡民们的个体生活实践化作稳定化的行为方式和共同准则 ,此为乡土社会中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习俗。对于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说 ,他们所认同的却是长期稳定、有效的民间习俗。民众的生活空间仅仅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内。乡村调解和交易中的习俗都在“差序格局”的特殊主义逻辑内展开 ,超出这一限度 ,习俗的约束力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 ,又是一个由习俗调控的社会 ,姑称之为习俗性社会。过去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称作礼俗社会 ,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习俗更多地是乡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基础上所进行的制度创设 ,而不是国家权力进行伦理教化     

后伦理语境下乡村共同体的“新乡愁”

伦理衰退和共同体解体成为后伦理语境下最具时代印记的符号,其利益元素明显多于伦理元素,市场主体明显高于伦理主体,有形的、无形的和个人的、社会的乡土均受到现代文明的挤压而处于悄然消失中,乡土裂变与伦理空白已经成为新时代乡土世界不争之事实。通过想象和寻找乡土社会的“新乡愁”,希望可以唤醒尚未完全沉睡的乡村乡民,重新发掘出乡土中国的伦理式共同体。     

论《酒疯子》的疯癫叙事与乡土伦理

小说《酒疯子》在油菜坡村民袁作义的媳妇娃子和村长发生伦理关系的越界行为之后的时间和空间里,袁作义驾驶着象征村长权威的摩托车去杂货铺买酒、喝酒、醉酒等一系列的疯癫叙事中展开。从小说的酒意象和性意象开展分析,阐释小说利用精妙的疯癫叙事策略所展现的村民异化的权利意识和两性道德,阐释疯癫叙事策略和越界理论对小说文本建构的推动作用。以“文学反映现实”的批判观念观照社会转型期乡土社会权力的滥用和乡村治理的混乱语境,在现代性乡土道德失范和乡土伦理体系坍塌的现实氛围中,透视民众越界的伦理意识。审视现代乡土社会中人性价值的重塑问题和乡土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问题,展现乡土社会的精神危机和乡土伦理价值重建的迫切性,并反思乡土社会的权力观念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度问题。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急遽变化,为适应中国新诗变革的需要以及外来诗学的冲击和影响,中国诗歌理论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从"诗界革命"论者到王国维、青年鲁迅再到五四诗歌革命先驱,一大批诗人、诗论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代特色的诗歌观念、主张,逐步实现了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