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深化“三为主”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治理是全面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新课题,也是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河南省针对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严峻形势,将计划生育“三为主”方针运用和细化到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根据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性质和特点,提出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要坚持“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以综合治理为手段,以经常性工作为保证”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抓住关键环节,健全制度,强化管理,协调有关部门开展综合治理,积极探索预防和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长效机制,使全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势头初步得到遏制。     

认真贯彻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做好地方条例的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和实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件大事,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长久兴旺和发达。这部法律给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以庄严的法律地位,为综合治理人口问题,进一步推进计划生育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和保障,也对今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对学习、宣传、贯彻《人口与计     

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领域的一部基本法律。它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将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把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方针、政策、制度、措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进一步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治理人口问题，为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它的颁布实施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最根本的保障和最有力的推动。它的颁布实施顺应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社会主…     

探索新形势下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治理新机制

近几年来北京市东城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治理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也在探索中创新,不断与时俱进。     

加强协作配合 促进共同发展 把甘肃人口与计生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甘肃省是西北地区第二人口大省,也是一个自然条件差、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的省份。在统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时,省委、省政府始终把人口问题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坚持发展经济与控制人口“两手抓”。通过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和宣传教育等手段综合治理和解决人口问题,把实现人口控制目标和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结合起来,制定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经济社会政策和保障措施。省委连续15年召开全省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研究解决影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大问题;创新目标管理责任制,建立健全了党政、相关部门、计划生育“三条线”考核…     

实施“三观运作” 推进综合改革——对大连市综合改革的调研报告

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改革 ,加快建立和完善“依法管理、村 (居 )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 ,是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大连市在推进综合改革过程中 ,着眼创新发展 :在宏观层面上 ,建立人口宏观调控机制 ,形成领导重视、部门配合、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调控保障体系 ;在中观层面上 ,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科学管理、优质服务、宣传教育“三统一”的管理与服务机制 ;在微观层面上 ,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积极推动村 (居 )民自治 ,建立计划生育群众自治机制。实施“三观运作” ,有力地促进了大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九江开发区“和谐”计生暖农家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形成了打击非法行医和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效工作机制。邳州市从加快制度创新入手，把打击非法行医和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摆上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成立了打击非法行医和专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领导小组，建立目标责任制，层层动员部署，级级抓好落实，先后制定出台了《意见》、《实施办法》。纪检、公安、法院直接介入，建立实施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共享制度，把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绩效纳入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建立群众评议制度 强化综合治理工作

为切实提升工作水平,进一步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湖南省株洲市委、市政府决定建立群众代表评议计生综治工作的长效工作制度,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群众评议工作。主动建立群众评议机制明确组织领导。一是成立班子,     

以“项目推进”不断深化综合改革

近年来,陕西省咸阳市在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过程中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在全市范围内实施“项目推进计划”,以“项目”推动计划生育综合改革,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格局正在形成。     

“六个到位”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

广西平南县为了深人推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多措并举,落实“六个到位”,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得到有效遏制。领导重视,保障到位。平南县成立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专项治理领导小组,组长由县委书记、县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联系人口计生工作的四家班子领导担任,成员由各相关部门主要领导组成,把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纳入人口与计划生育责任目标考核和绩效考评,层层签订责任书。     

从政府单一管理到综合治理——我国人口发展治理体系建设的政策分析

政府单一管理的传统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当今现实。根据社会治理理论,人口发展治理体系建设需要转换政府职能;缩小政府管制范围,扩大市场机制的应用范围和强度;激励公众参与,建立社会制衡机制。在具体的建设当中要注意处理好四对关系。     

生育利益调节机制:计划生育走向公共治理

生育利益调节机制是解决人口数量、结构、素质等诸多问题的公共治理机制。该机制是对计划生育的拓展,把生育行为的选择权力还之于民。其核心是通过一系列调整生育收益和成本的公共政策,引导公民自主选择生育,使生育行为微观选择的宏观效应最终符合国家人口政策目标。其理论模型包括宏观模型、微观模型和传导机制。宏观模型是政府判断人口发展趋势、制定人口发展战略的依据,微观模型体现了公民生育行为选择的过程,传导机制是根据宏观模型制定的一系列改变公民边际生育收益及成本、具有生育行为替代效应的公共政策。     

惠州市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思考①

惠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十年的实践说明,从统治范式到治理范式的转变,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现实选择和必然需求;它不仅是工作理念上的变革,而且是工作机制、工作方式和工作手段的根本性变革,带来的是计划生育中私人理性和公共理性矛盾的化解、社会的和谐、群众的满意和支持。     

城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研究

多年来,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难点一直在农村。而城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不仅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为全国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对农村起到很好的示范、带头和辐射作用,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随着外部环境和工作任务、要求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城市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大大加快,城市计划生育工作开始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加快改革与创新的步伐。     

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体系研究--以滇西北边境山区为例

精准解决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是中华民族实现小康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扶贫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创新。在对传统的反贫困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挖掘传统扶贫治理模式“家长式”、“政府独揽”及“责任独担”的“单中心”政府包办模式的弊病,本文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结合滇西边境山区扶贫治理现状,提出构建以地方政府为扶贫开发主体,非营利组织、国际和本土扶贫NGO、社会组织、个人及政府内部各部门间共同协作的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体系及实施的对策与建议。该体系的提出有助于丰富我国本土反贫困治理理论,拓宽政府反贫困治理模式的视野,以加速实现特困地区的脱贫。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家庭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

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可大致分为早期主要控制人口数量的利益导向政策和当前倾向于综合治理的利益导向政策两个时期。本文在回顾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利用1991-2010年我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家庭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较于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倾向于综合治理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效应更强,并且更有利于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在倾向于综合治理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下,家庭会调整发展策略,通过风险外部转移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等多种方式,缓冲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导致的不确定风险增加。     

立足改革创新,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新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法制性、规范性和服务性显而易见。因此,立足改革创新,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审时度势,转换脑筋,找准位置,进入角色,依法管理,工作到位,是调整工作思路和方法,适应形势、任务发展需要的关键,也是做好人口大文章,追求计划生育大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大贡献的根本途径。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与时俱进,积极改进工作,跟上时代步伐,用显著的业绩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添砖加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条件,提供保证。     

On Mao Zedong's thoughts about populatio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for Comrade Mao Zedong's thoughts about population cannot be ignored. History has told us that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of China have always treated the problem of birth control and family planning seriously. In 1957, Chairman Mao lectured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arty on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planning. Regulations were drafted to govern the excercise of family planning. According to these regulations, people who live in the populated areas should be educated concerning the need for and practice of birth control, and they should have children according to family planning regulations. In this way, the overburden for families may be reduce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may receive a better education, and they will have sufficient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when they grow up. In the areas inhabited by ethnic minorities, and exception should be made as far as family planning is concerned. In general, family planning should be integrated as a part of the overall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n the need for emphasizing both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population policy, Mao Zedong pointed out that people should learn how to manage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how to "manage themselves." Such thoughts of Mao Zedong provide an essential guideline in China's revolu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Population planning in Asia in the 1970s

Summary To what extent is family planning integrated with broader population planning in the countries of 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To what degree do these countries combine population planning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planning in their development plans? An attempt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suggests that, despite variabilit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in development goal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family planning has been largely separated from economic planning, and birth control programmes have often been substituted for intermediate and long-range population planning. Demographic factors have been treated as exogenous variables rather than as integral parts of social-economic-demographic plans. Such comprehensive planning is difficult for both technical and political reasons, but in any case is unlikely to be achieved so long as family planning and population planning continue to be confused.     

由赴港生子到生育公地悲剧的认识

赴港生子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的新的人口现象,且多是能领社会风习之先的富人所为,其中必具诸多预示性内涵。文章通过现象解析、模型推演,证明在存在性别偏好的条件下,孩子的数量质量替代率下降;放宽约束条件后,富人更具多生的潜能;进而对理性家庭最优生育选择必将导致的生育公地悲剧展开理论探讨;并佐以浙江省近年来人口发展资料,揭示出在目前我国人口发展新情境中,部分富人,尤其是民营企业主的生育意愿有被激活且渐行释放的迹象,经济发达地区的生育率似有持续走高之势,生育率反弹的势能似在不断增强。藉此,应该继续维持现有政策执行力,增强新型生育文化的引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