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刑》与当代治国方略

当代“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基本国策与《吕刑》“明德慎罚”思想一脉相承,是《吕刑》“明德慎罚”治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当前“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过程中,重温《吕刑》有其现实意义。     

《吕刑》——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刑法文献

《吕刑》载于《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刑法文献,是中国奴隶制法律的一个典型代表,对封建法律制度有着重大影响。全书共三章二十二项,九百五十二字。虽文字不多,但内容丰赡,体系完整。在经书中,其词句雅古,艰奥难读。它集中地论述西周统治者的“慎刑”思想、刑罚适用原则和诉讼审理制度。《吕刑》的出现,表明我国古代刑法开始走向成熟阶段,是古代刑法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尽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论《吕刑》“德主刑辅”的司法伦理思想

由“明德慎罚”发展到“德主刑辅”,是《吕刑》司法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具体措施多种多样,核心是“明德于刑之中”.“德主刑辅”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制实践的一个传统,在现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中仍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试论《周易》产生的年代

<正> 《周易》究竟产生于何时,这是研究《周易》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于《周易》产生的年代,影响最大的有两种说法:一、殷末周初说;二、战国说。管见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很难成立。周初说是传统的说法,在西汉以前就颇为流行。这种说法认为,八卦是伏羲或神农所作,周文王据以推衍出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并作卦辞和爻辞(一说卦、爻辞为周公所作)。这种说法在流传中又增添了许多附会和渲染,真是言之凿凿,煞有介事。然而考诸历史,却是于古无征的。     

试论《白古通记》的成书年代

试论《白古通记》的成书年代侯冲《白古通记》又称《白古记》、《白古通》。因白、同音异写，故又称《古通》、《古通记》。原书清代即已佚，王叔武先生辑有佚文。从佚文来看，它是一本杂糅云南古代历史和传说故事的著作。现存《白古通》系云南地方史志，或演绎之或采录汉...     

试论《中庸》基本思想的产生年代

<正> 《中庸》是儒家思想发展史上一部有着深远影响的重要著作。《中庸》的作者,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说,是孔子之孙子思。此后郑玄、陆德明、孔颖达等人都沿袭其说,直到宋代以后,才有欧阳修、郑樵、崔述等人对司马迁这一说法提出怀疑。今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不十分一致。虽然有的也承认《中庸》不完全是子思所作,但却普遍认为其基本思想还是属于子思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本文不再重复前人的有关证据,只想通过《中庸》里“诚”这一重要范畴的考察,就《中庸》思想的产生年代问题补充一些新的论证。     

试论《敕勒歌》的作者及其产生年代

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是现存有文字记载的早期维吾尔先族——敕勒族斛律部的一首民歌。它久已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为历代所称颂。然而这篇仅有二十七个字而百读不厌的佳品,有关它的作者、产生年代等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至今未得到一个起码应有的统一认识。今试探究一、二,以就教于方家。有关《敕勒歌》的记载,有两则史料     

试论《离骚》的写作地点与年代

《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光辉的政治抒情诗,是屈原的代表作。两千多年来,人们研究《离骚》的内容、艺术特点、写作技巧获得很大的成就,但对《离骚》的写作地点与作品年代一直不能定论,有损《离骚》作品的完整性。千百年来,《离骚》爱好者针对这个问题曾展开过研究讨论,得出如下几种不同的结论。一、《离骚》是屈原被楚怀王初次疏远时所作,地点当在郢都。主此说者以班固、王逸、朱熹为代表。二、《离骚》是     

《洪范》《吕刑》文献来源问题新论——兼论早期口述“声媒”文献

现传今文《尚书》“周书”部分的《洪范》《吕刑》两篇,都有远早于西周初年的久远渊源。《洪范》是殷商遗民箕子据其所记诵口述给武王的一篇文献,故春秋时期,人们既可称其为“周书”,也可称其为“商书”。《洪范》的早期流传,采用的是口耳传授方式,其原始文本具有突出的诗歌韵文特征,因此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仍可称其为“诗”。其文字写本的最初出现,应在西周初年箕子口述给武王之后。《吕刑》的作者不会是周穆王,其主体部分“王曰”之王,应指某位古老帝王。从所述史事看,《吕刑》的最初产生时代甚至要早于殷商,与夏代的“禹刑”有密切的关系。与《洪范》一样,《吕刑》也有突出的诗体韵文痕迹。在文字写本出现之前,这两篇文献应都经历过很长时期的口述流传过程,一直以“声音”为媒介存世,由早期的乐官群体保存并传授。口述“声媒”文献易于记诵的文体特征,对于判断先秦文献的时代早晚及其史料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试论罚金刑的适用

罚金刑是财产刑中最为广泛适用的刑罚。我国 1997年修订的刑法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正确执行刑法关于罚金的规定 ,依法准确、及时地对被告人适用罚金 ,充分发挥罚金的特殊功效 ,对于预防和打击犯罪 ,特别是对遏制经济犯罪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论吕碧城的历劫思想

吕碧城（１８８３～１９４３）,原名兰清,字碧城,号圣因,安徽旌德（今芜湖）人,是近代较有名气的女作家之一。其长姊吕湘,字蕙如;二姊吕清扬,字眉生,与碧城并工诗词,有《吕氏三姊妹集》（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排印）行世。１９０４年,吕碧城经清政府学部大臣严修推...     

重论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附《唐令》的制定年代及意义

自《天圣令》发现以来,其制定之时仿效《唐令》是否制定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研究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这部《唐令》乃是德宗建中时期制定,又有学者认为其反应的是唐代中后期的制定,而且这三种意见均有可靠史料支撑。现在从唐代、五代和宋代官府与私家藏书书目的记载来比较分析,结合唐宋有关律令修订的记载,可以判断,宋太宗时期朝廷至少有两部制定于开元二十五年的《唐令》。一部收藏在馆阁当中,淳化三年经过校勘。一部是在当时朝廷内外官署手中,随时因事修订,作为处理部门专属事务的依据。《天圣令》制定之时仿效的正是后者。因此,《天圣令》附《唐令》的性质明了之后,对其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就需要重新认识,而现今唐令复原的思路也将发生质的转变。     

《金瓶梅》故事年代与写作年代

小说的故事年代与写作年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小说所描写的故事的发生和展开的时间背景,后者是指此小说写作于何时,一般来说,故事年代应在写作年代前(特别是写实类小说).因此,辨明故事年代对探讨写作年代大有裨益.本文拟先证明故事年代再论证写作年代.     

《反垄断法》亟需制定

垄断源于自由竞争 ,是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但垄断又限制竞争 ,是市场经济主体竞争的夙敌。因此 ,搞市场经济必须用法律手段禁止垄断 ,保护竞争。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已出现许多垄断现象 ,尤其是大量的行政垄断行为已成为制约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因此 ,反垄断立法已成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中之重”。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要求我国加快反垄断立法步伐     

莫言《檀香刑》中的身体政治

《檀香刑》中的身体书写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莫言借由对身体三个层面的书写,即感受、观赏与献祭,展现了那一时代个体生命与身体生存的真实处境.莫言利用这种身体想象不仅撕开了封建文化的丑恶面貌,而且触及了那一时代个体生命与身体生存的真实处境,再现出个体与权力纠葛的惨烈与壮烈.     

论莫言《檀香刑》的文化内涵

莫言的《檀香刑》侧重于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层面。小说所写的三个主要人物———赵甲、钱丁、孙丙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刑罚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的"隐"性内涵。这三个"隐"性文化层面反映和折射着民族性格中的某些内在的素质。莫言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对此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揭示。     

试论《天坛宪法草案》制定中制度设计与政治角逐

根据《临时约法》规定,民初国会召开后,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拟宪法。由于受当时政治斗争影响,委员会希望利用制宪制约袁世凯。他们在制度设计时将权力集中于国会,致使《天坛宪法草案》违反了分权与制衡的宪政原则,袁世凯也难以接受这种制度安排。在国会拒绝袁世凯修改宪草要求后,袁通过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方法阻止国会开会,《天坛宪法草案》未能通过。     

试论制定基本建设法

全面调整基本建设经济关系,必须制定基本建设法马克思曾经告诉我们,“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292页)。并且说,“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87页)我国的每项经济法规,都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的,基本建设法也是如此。建国三十二年来,我国曾制定过大量的基本建设法规,     

我国《信托业法》的制定

制定我国的《信托业法》,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在坚持统一立法的前提下,兼容并蓄,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周边国家与地区的信托业监管立法相协调;要在立法中明确界定信托业的经营资格,将兼营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全部纳入其中;要考虑实践中出现的新型商业信托,在信托财产范围的扩大以及信托的利用形态方面,合理借鉴日本经验,增订相关内容,厘清法律适用上的疑义,防止信托制度遭到滥用;要改多头监管为统一监管,改机构监管为功能监管,将信托业监管权整合集中授予中国银监会,并以《信托业法》的名义固定下来;要依营业信托的特性不断扩充现有交易规则,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规范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控制受托人的道德风险,尽量用强制性规定去补充和完善商业信托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