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方言笺疏》中的“声转”和“语转”

本文通过对《方言笺疏》一书中“声转“与“语转”用例的分析，揭示了二者在辨析语词时的异同：它们都用来分辨近义词，但“声转”主要是强调字音声纽上的变转，“语转”则统指整个字音的转变：并指出：认真分析其中的”声转”、”语转”，对准确理解扬雄《方言》是有帮助的。     

戴震《方言疏证》中的“声转”和“语转”

清代考古审音并重的大家,莫过于江永和戴震。戴震从音理的角度出发,著《声类表》、《声类考》二书,创立古音9类25部之说,开古音阴阳入对转之先河。《转语》20章,立“凡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可比之通。”的原则,又从声纽的变转上,求训诂之相通,实为古音学上的又一发明.戴氏的《方言疏证》是其声韵通转理论用于训诂的代表作。戴氏以声音通训诂,对扬雄的《方     

《广雅疏证》声转特点与王念孙古声类思想

对《广雅疏证》训诂术语“一声之转”“之言”“声近义同”“犹”表现的声转情况进行梳理,探讨王念孙古声类思想在具体训诂实践中的分合情况,进而深化对王念孙古音学思想和“就古音以求古义”这一因声求义理论的认识。研究表明,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基本遵循了他的古声类二十三纽的划分格局。     

再论郭璞训释中的“声转、语转、语声转”

全面考察郭璞注释中的"声转"、"语转"、"语声转"例,发现郭注中的"声转"不一定纯指声纽变转,"语转"不一定纯指韵部变转."声转"、"语转"、"语声转"这三个术语只是用来表现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产生的语音变转和差异.     

《尔雅》郭璞注的两个特点

被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尔雅》,为之作注者难计其数。晋郭璞的《尔雅注》是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的《尔雅》古注。郭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充分运用当代活的语言材料 ,保留了大量的晋代口语词 ,这些口语词包括晋代的通语、俗语、方言 ;二、在训诂方法和训诂理论上能突破文字束缚 ,从语言材料的事实出发 ,归纳出反训和语转的初步条例     

《尔雅疏》古今字训例考辩

邢昺《尔雅疏》在疏解经文、郭注的过程中，注意运用“某某音义同”的训式，揭示各类语词之间的音义关系。这种训式中有一些揭示了古今字的音义关系，且在训诂条例上往往属于“连类广训”，这是对汉人“古声某、某同”、“某、某同”的改良和发展，也启迪后人对“音转义存”、“声义同源”、“异字同词”等现象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王念孙“因声求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学者们公认:清代训诂学大师王念孙的一部《广雅疏证》“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王力先生语)。这主要是因为,在古音学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条件下,它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为什么能促使具有一千七百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的道路呢?这是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而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探讨“因声求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论“疏不破注”——以《毛诗正义》为例

“疏不破注”是唐人疏注时遵循的一个原则和体例,对唐代训诂及后世训诂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历来学者认为唐人疏注遵循这一原则,故无多新义。本文以《毛诗正义》为例,认为疏在维护经学正统地位、巩固封建统治中是严守注的思想体系,即不“破”注;但从语言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疏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破”注的,给“疏不破注”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     

论钱绎《方言笺疏》对戴震学术的继承与发展

戴震倡导以文字声训贯通经史研究,其<方言疏证>就是这一主张的切实体现和具体成果,在清代语言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影响.钱绎的<方言笺疏>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方言疏证>的注释方法和材料,最重要的则在于发扬了戴震治学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体现出了不蹈成见、信而有征的特点.钱绎<方言笺疏>就是在戴震<方言疏证>奠定的条例和格局基础上,再加申发和补充所取得的硕果.不仅如此,<方言笺疏>还吸收了更多前人和同时代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既保存了许多有益的训诂材料,又对这些观点和材料进行了批评.从这个角度来说,<方言笺疏>无疑汇集了乾嘉时期最前沿的训诂研究成果,体现了独有的文献及学术价值.     

论《方言笺疏》的“因声求义”

一钱绎的《方言笺疏》是流传最广的一部关于扬雄《方言》的训诂专著。该书问世之后,时人毛岳生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义沉而体大,识邃而说创”;近人和当代论者对该书的“因声求义”更是推崇备至,如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循声译字,字虽无定而音理可推,是书于展转互异处,寻其音变之原,古人以声释文之旨于是大启”,“王氏之于《广雅》,郝氏之于《尔雅》,钱氏之于《方言》都能因声求义,深得‘声近义通’、‘音义贯串’之妙旨”,等等。对这些看法,我们不敢苟同。     

戴震《方言疏证》中音转规律研究

虽然早在西汉的扬雄就已注意到音转现象,但是最早探讨音转理论的乃是清朝戴震。戴震认为音转主要是声纽之转,他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考察声转之法,发现声转不外乎两条规律,即＂同位＂正转和＂位同＂变转。同时戴震还指出,韵部也可发生转化。他于《声类表》中将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注意阴、阳、入三分,总结出韵部转化的三条规律：一为转而不出其类,二为相配互转,三为联贯递转。通过对戴震《方言疏证》中方言词、假借词、同源词以及联绵词异形等语音材料的全面考察,得出音转语料128条,这些材料显示的音转规律,不仅可以展示戴震音转理论的科学性,还可以与前辈学者提出的音转理论相补充、相印证。     

《五经正义》与“尔雅学”研究

《五经正义》是唐代初年孔颖达等人奉敕编撰的一部经学训诂著作,《尔雅》是汉代以前出现的一部以今语、通语解释古语、方言的辞书。孔颖达等人在疏通训解“五经”时,不仅广泛地征引了《尔雅》及其汉魏旧注,而且还论及《尔雅》学的诸多相关问题。本文对《五经正义》在征引《尔雅》及其旧注时的训释特点作了总结;对《五经正义》关于《尔雅》撰人、序篇、篇名含义及《尔雅》声训法的运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对《五经正义》征引上的失误作了初步的探讨。     

“美恶同辞”辨析

关于“相反为训”的问题,最早应该说是郭璞提出来的。在这之前汉人的传注中虽已有“臭训为香”之说,但还未出现“反训”之名,“美恶不嫌同辞”虽是《公羊传·隐公七年》里的例子,也不是指“反训”而言的。 东晋郭璞在《尔雅·释诂》“徂,在,存也”条注以及《方言》卷二等的注解中提出“美恶不嫌同名”以后,历代不少注疏家、训诂家都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发表过他们的看法。象王念孙就说: “凡一字两训而反复旁通者,若乱之为治,故之为今,扰之为安,臭之为香,不可悉数。” (《广雅疏证》)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也说:“允任壬,本训为信为大,而又为佞,美恶不嫌同辞,”此外象段玉裁、孔广森、黄侃等人都举出许多例子以支持郭说。当然持怀疑态度者亦有之,象宋代贾昌朝,清人桂馥,朱骏声等也都对郭说表示怀疑。但总的来说,前人的评说象“美恶同辞、施受问辞、正反同辞”等等,都只停留于现象的归纳上,较少涉及有关反训的其它问题。     

《释名疏证补》对《释名》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是一部集解性的著作,汇集了清代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该书在解文训诂的同时,对《释名》相关理论体系也有探讨,集中在名实关系、声训理论、《释名》语音和《释名》价值几个方面。     

训诂中的"轻重"考释

在中国语言学吏上,"轻重"作为一个音韵学术语被广泛关注,但很少有人研究训诂中的"轻重".训诂中的"轻重"是比较同一个词的不同读音,其目的不是为了审音,而是为了揭示同一个词的不同记录形式.训诂中的"轻重"只是一个听觉概念,是人们听觉上感受到同一个词在不同方言里发音有差别而已.就"轻重"的具体作用来说,它和扬雄<方言)中的"转语"、郭璞注中的"声转"、"语转"是相同的.     

《广雅疏证》中的转语

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集中体现了清代训诂研究的最高水平,梳理其中有关语源研究的材料对传统语源学史和当代语源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重点考察统计“转”(即转语)在该书的使用分布情况,那些涉及词(字)的语音关系确实相同相近的“转”除可能指同源词外,还可能指联绵词或名物词及其一个音节的不同书写形式,理解时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重言与同义联绵字“音转字变”示例——释“勿勿、密勿、蠠没”“勉勉、闵勉、■勉”

《雨雅·释诂》:“蠠没,勉也。” 郝懿行《义疏》云:“蠠没者,《释文》:‘蠠,彌毕反,又亡忍反。本或作蠠。’引《说文》曰:‘蠠,古密字。’是蠠无正文,借声为之。蠠没声转为蠠勉(书证略,下同)。又转为密勿。又没重文作没没,转为勿勿。……是皆古方俗之语,音转字变而其义俱通者也”。 “蠠没”,双声关联成词,表示一个统一的意义,是一种双音节单纯词,即传统所谓联绵字。双音节单纯词,是汉语复音词中出现较早的一种词型,汉魏六朝注家早就注意到这种语言现象。汉魏六朝注家解经,多取单字注音、释义并推求本字的作法,起到过沟通古今的重大作用。但由于对联绵字的语音结构形式认识模糊,有时也分释上下两字,以单字求解,     

王念孙“乘”字说浅论

一扬雄《解嘲》:“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王力《古代汉语》注:“乘雁,一只雁。用王念孙说,见《读书杂志》。赵振铎在《读<广雅疏证>》一文中谈及王念孙的成就,第一条例证就是《广雅疏证》指出“乘”有“二”义,说“这是一个古义,后人不了解这点,往往产生差错。”“明白了这点,读扬雄《解嘲》就不至将‘乘雁集不为之多’的‘乘雁,解释为‘一只雁’了。”同是依据王念孙,结论却截然相反,原因何在?在《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中,王念孙多次谈到“乘”字,其基本观点是:“乘     

论戴震对扬雄《方言》的贡献

戴震以淡薄名利的心态精研《方言》。他首先针对洪迈《方言》非扬雄所作之说,一一加以辨驳,最终使扬雄为《方言》的著作者确立下来。有感于《方言》＂讹舛相承,几不可通＂,戴震为《方言》订讹辨误、删衍补脱,并进一步疏证词条,利用汉字系统声近义通的内在规律,读破通假、系联同源,更用＂语转＂明方言音变,从而沟通《方言》训词与被训词,使这部濒于隐没的语言学著作重发光彩。戴震的《方言》研究为后人立下楷模,开启了清代《方言》研究之风。     

“賨”、“送”考

《说文》“賨,南蛮赋也,从贝宗声。”崔鸿《蜀录》:“巴人呼赋为賓”(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十三)。《永顺府志》:“土人呼官长曰冲,又曰送,又曰踵”(《来凤县志》卷三十二·杂缀志·缀拾·故宫博物院藏书)。“賨”是汉字记巴语音,“送”是汉字记土家语音。本文拟从汉文造字和注音方面来探讨这两个字是巴语也是土家语同一单词在汉文音译时的异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