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与现代国家认同的三维建构

现代国家认同是公民对人民主权实现的方法、过程与结果的认同,它既是公民身份与现代国家交互的塑造机制,又是对国家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体认结构,这种认同在为公民提供本体性安全的同时提升了国家聚合力。在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化正成为新时期国家认同的"解码器"与"凝合剂"。新型城镇化的历史语境、实践逻辑与全球视野为国家认同提供了新的基础。城镇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建构,应遵循"基础依据—范式转变—展开图式"的实践逻辑,实现以"价值—结构—秩序"为中轴的开放性国家认同,通过对认知思维、制度系统、政策模式、交互方式以及信任结构等支撑机制进行协同性调整,引导认同范式的社会化转向。     

清王朝国家疆域边界意识简析

影响清帝国统治阶层疆域边界意识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清帝国在北方与俄罗斯进行边界争夺,后经谈判勘界,刺激清帝国统治阶层清晰的"北部边界"观念形成;二、在清帝国南部及西南部,由于与历属中央王朝的"藩属国"接壤,在传统"天下-王土"观念影响支配下,清帝国没有明晰的南部和西南边界观念.传统"王土"观念在中国历代统治阶层思想中根深蒂固,它无助于中国在走向近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过程中,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和措施捍卫国家疆域和领土的完整.     

村庄内生秩序与国家行政嵌入的历史互动

村庄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村庄内生,二是行政嵌入。前者是以村庄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为背景,经过农村社会自身的理论推测和共同实践而固定下来的,能为大多数村民接受的"恒常"行为准则及由此形成的状态。简言之,就是村庄内部自发出现的态势和指导村民的行为准则。后者是一种外部力量干预,它的权威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授权或制度建设。就中国的历史而言,在乡村场域中,国家的行政嵌入远远晚于村庄内生秩序,但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强制下,它却在与内生秩序力量的博弈中逐渐取得主动。     

三种中国形象:大众文化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

大众文化的娱性文化逻辑建构了"狂欢中国"的形象,欲望叙事策略建构了"欲望中国"的形象,而其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生产与传播则建构了奇观化的"文化中国"形象,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及其建构。由于将"大众"误识为"人民大众",将"欲望"等同于"民心",以及将"市场化"中性化,我们对大众文化缺乏深刻的哲学反省和有针对性的文化批判,而制度匮乏和制度剩余的状况同时并存则使大众文化生产缺少有力的体制引导。朝向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大众文化实践应在先进文化建设的框架内进行理念和制度的规划,以建构融合各族人民的智慧、经验与认同符号的"和谐中国"形象为旨归。     

国家认同的文化民生建设政策——基于“青海哈萨克”定居政策的实证研究

文化民生政策指谓文化层面的人民生计,"青海哈萨克"是生活在青海省境内的哈萨克人的特殊指称。为解决"青海哈萨克"族群位移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政府以系列文化民生建设政策将其安置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马海村。本文以观察体验和问卷访谈的方法,实证"青海哈萨克"对系列文化民生建设政策的感知和体认,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并以互相决定的反身抽象,探讨"定居"政策的内容系统、作用的关系系统和演进的向度系统,阐发目标与具象的内容,情感性、利益性与价值性的关系,文化-民族认同、政治-国家认同与政党-道路认同的向度,聚焦政策的意态刻写和物态实践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的"连续更新"与"自我调节"。     

论法治与村民自治之冲突与调适

村民自治与法治作为我国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同治理方式,存在着一些冲突,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法治与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在治理范围上的冲突和作为"普适性知识"的国家法律与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村民自治规范在治理内容上的冲突.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实行村民自治,我们需要正确划定国家权力与自治权力的边界,为村民自治提供成长的空间.同时,国家法律与自治规范需要进行双向的良性互动,以消除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冲突.     

村民自治建设中的几大关系

村民自治作为中国农村理想的治理模式，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一项复杂的艰巨的政治基础工程。村民自治除受村民自治法律规范外，各种法律调整以外的因素也在发挥着作用，其自治法律秩序的确立，必须有赖于对法律调整下的村民自治与党的政治领导、乡镇行政管理以及乡村社团内部整合等基本关系的适当处理。     

民间法与国家法作用新论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较为突出,法制现代化西方化范式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出现很多矛盾,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建构与法律权威的树立,因此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作用,十分必要。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表现为：１．由于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条件下国家的组织边界止于乡镇政权；２．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３．村民委员会实际上又扮演了农村社会“自组织”的角色，成为联系国家与农村社会的桥梁和代理人；４．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组织化、实体化和法律化，保证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动员与整合。     

调适·自觉:回族国家认同的建构

回族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即是回族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作为秉持伊斯兰教信仰的民族,回族以主动调适和自觉融入的积极态度,吸收和承载了大量儒家传统文化,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回族二元文化属性和认同。在伊斯兰文化与汉儒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中,回族群体和国家政权和谐互动,持续强化在汉文化环境中的国家认同和"中国人"身份意识,成功实现了两种文化的良性对接,历史变迁中,回族及其伊斯兰教不断朝着本土化和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族化方向发展。     

秦汉国-家秩序调整中的价值认同

秦汉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折时期,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均有重大变化。然秦汉想要实现从家—国秩序到国—家秩序的调整,一方面需要完成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的社会表征之改变;另一方面,则要完成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认同。具体而言,秦汉政府主要通过从公平性法律到普适性法律的法律认同、从封邦建国到郡县治理的行政认同、从"以吏为师"到"儒术独尊"的学术认同等诸方面的建构最终完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认同,达到了建立统一国家、统一天下思想的目的。     

多元文化整合: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

文化是一个社会人们在精神领域内的某种价值共识,它不仅是一个社会人们行为的共同基础,而且是一个国家政治共同体最根本的维系力量。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以"多元一体"理论为支撑,对各民族文化进行整合,在各民族文化体系进行对话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文化上的同质内核,使各民族自觉融入国家统一认同的文化场景中,实现对国家统一文化秩序的共享,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保持社会稳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建构国家认同的多重面相分析

本文以文化全球化为背景,分析传统文化在建构国家认同方面的多重面相.它既是具有天然情感色彩的认同形式,也被商业逻辑所渗透,同时,作为对全球化的抵制策略,它也面临内部的分裂,而需要进行重新整合.传统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但超越其上的公民认同才是现代国家认同最重要的形式.     

全球化视域下的国家认同及其建构

"国家建构"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概念,其行动目标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体成员对国家的忠诚与公民意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国家建构的基础不仅包含国家主权和强制力这种"硬件基础",也依赖于爱国主义或国家(公民)民族主义这样的非常感性的"运行软件"。在多民族国家,构建国家认同不是一个自然实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政治发展的趋向和道路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国家认同的问题还遭遇到内部政治统一的难题、外部恶性竞争的困扰。同时,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成政治民族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所以,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是我们建构国家认同的重中之重。     

中国-东盟架构下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政治社会化问题思考——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

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母亲是外国人,父亲是中国人,由于地处偏远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在政治认同方面似乎比一般小孩更加冷漠;在国家认同方面也为自己的母亲难以成为中国人而遗憾;在法律规范认同方面,由于他们处于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现象比较普遍的边境,在族群文化和国家主体文化及法律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他们也面临一些迷茫。边境跨国婚姻的小孩也是祖国的花朵,尤其需要呵护。在家庭方面,需要正视他们家庭不完整、家庭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的问题,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的特殊困难。在社会方面,需要通过依法加强民主政治实践来强化他们对国家政治的认可。在学校教育方面,需要加强法制教育。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学视野下的现代国家分析

民族具有族群性和国民性.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其族群性和国民性相互交织.在不同群体被权益所驱使而建构成诸多民族的同时,以民族为主体构建现代国家的模式也在不断蔓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促进,并最终在国家政治层面得到统一,即形成国家民族认同.现代国家理论虽有诸多的不同,但各种理论均对国家及其内部成员的民族性给予了极大关注.现代国家建立的现实基础依然是民族或族群,以民族为代表的群体权力的彰显就是民族政治与国家认同.     

"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话语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一种有效媒介.对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人民"是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政治话语,在国家认同建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在道德上被国家赋予了神圣性.在政治实践层面,"人民"的期待和需求得到了满足,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人民"的尊严、地位、身份、贡献得到了国家的承认."人民"的未来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人民"这一政治话语之所以能在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中起到巨大作用,还在于"人民"这一政治话语有效地利用了党代会这一政治仪式空间的力量.     

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秩序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乃是现代社会法律秩序的建立。法律秩序是通过法律调整而实现的社会关系的序列化状态和社会主体行为的规则化状态;法律秩序的形成及其合理性,可以用来衡量一国法律实现的结果、水平、质量和规模以及法制现代化的程度。本文着重分析了法律秩序的价值内涵和实证要素,深入考察了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秩序形成的前提条件、中介环节、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调整机制,指出了现代法律秩序形成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揭示了中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影响法律秩序建立的五个方面因素。     

民间秩序的重建--从乡规民约的变迁中透视民间秩序与国家秩序的协同趋势

民间秩序作为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传统的民间秩序与国家秩序、法律秩序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因此在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大变革中,其作用几乎消失.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组织的建立使民间秩序的作用得以恢复,但重新建立的民间秩序与传统的乡规民约存在巨大差别.新型的民间秩序正呈现出民主化、制度化以及与国家秩序、法律秩序协同的趋势.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国家认同的构建本身就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复杂的实践过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增强新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意义重大。民族的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决定了国家认同必须在民族文化的事实与引导构建的规范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无论是对民族研究的原初主义的客观范式还是现代主义的主观范式,均不能很好的协调民族、文化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新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只有在尊重承认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性、客观性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各少数民族文化朝一体性、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才能在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保持一种良性的平衡,实现民族与国家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