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新理论及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

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理论包括治理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增权与能力建设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其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建立政府指导支持下的社区自治体制与机制;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参与的形式与内容;建立赋权与集权相统一的有限责任政府;通过“社区企业家项目”改造贫穷社区和“城中村”面貌。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合作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中国当前社区治理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社区治理中的“三重关系”困境;二是社区治理中的“三个失灵”.而这两大问题的核心是各个行动主体间彼此分割且主体内部碎片化,难以达成有效合作.合作治理的本质就是各个治理主体间及内部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参与.所以,合作治理是突破当前社区治理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所在.     

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层结构”:从概念到社会治理实践

“重层结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形态,它因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而产生,兼有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质。在新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层结构蕴藏着丰富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机制、运作方式和经验性、社会性的行动模式,治理禀赋的特征十分明显。从重层结构中发掘治理资源并应用到治理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从重层结构的特征入手探讨其内在的治理路径和实践逻辑,以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     

社区治理中的集体消费——以特大城市的三个基层社区为例

文章从理论和三个案例出发,分析了城市社区集体消费存在的问题,认为缺乏有效的集体消费组织和管理机制是导致基层社区治理失序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基层政权的核心责任之一是组织和管理集体消费.中国的所有制形式、居住方式和集团消费模式决定了集体消费问题必然长期存在,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将会为发展埋下隐患.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     

从管理到治理:大庆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以大庆城市社区治理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社区治理现状,提出加强社区治理的路径.在大庆城市社区从管理走向治理的变革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适合大庆资源型城市特点的现代城市社区发展之路.     

公民社会发展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的基础和前提,二者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密切关系,公民社会发展呈现历时性和空间性特征,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对社区治理模式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在阐述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并结合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现状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选择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合理性。     

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

1999年"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中国社区治理的实践始于城市,城市社区治理成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排头兵。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是怎样运转的呢?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以居委会为基石,在三大领域形成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委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委会又与业委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委会作为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面向探讨

在当前关于城市社区治理微观基础的探讨中,研究者往往倾向于围绕政府权力、社会资源介入等外向力进行分析,却较少关注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然而,城市社区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激发社区内生的治理力量,盘活社区内在的各种关系,以社区自治推进社区治理。实践中,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力具体表现为社区居民的自组织能力,它能够在社区自组织的形成和行动中将其组织成员的身份、关系和能力嵌入日常生活、集体行动和社区舆论等具体的治理实践层面,并推动城市社区实现可持续的良性治理。     

城市社区自治模式的结构创新：由社区议事局生发

社区自治在与政府管理层级及社区内部各类组织的权力和权利博弈中遇到了纵向与横向的困境。南京市白下区的实证调查中表明,提升社区自治水平应首先从改造社区内部权力结构与议事规则出发,并首创性地提出建立“社区议事局”这一新型社区组织结构,以期寻找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有效互动的新途径。     

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与民主价值

城市基层民主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层,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结构为公民参与基层民主创新提供了制度平台,而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价值,也推动着城市基层民主的实际运转,是现代民主在社区微观层面的实现。在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利益与权利得到实现,理性协商的公民精神得以培育,现代公民的主体性得到彰显,社区公民组织成长起来,民主不再抽象,不再陌生,而首先在社区范围内成为公民触手可及的真实生活。     

多中心治理视野下的社区治理模式初探

社会转型提出了迫切的社区治理需求。社区治理所面对的迫切问题是,治理过程中的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而包含在社区治理中的社区自治的原本内涵未能得到凸显,社区的自组织、自治能力都较为薄弱。多中心治理理论所设想的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组织等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与制度安排,能够为社区治理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视角。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层理论建构与风险管理机制探析

社区是社会的类型学概念,社区治理既是“创新社会管理”宏观政策的基层具体实践,也是“微型社会学”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理论建构的层次定位在中观层面,初次展示了围绕“社区治理绩效”的中层理论生成路径;同时利用“关系社会学”中“关系的”本体论,在中层理论的可控范围内尝试构建一个“风险权责共担三角机制”,旨在预见和规避制度转轨中的新风险、使现代化基层治理制度创建的过程更具“风险预测性”和“风险代偿性”.     

韧性治理视角下城镇老旧社区更新治理困境及其破解

我国正处于转型关键阶段,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新型社会风险、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对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对城市老旧社区更新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改造老旧社区,有必要将社区置于一种特定的风险情境中重新思考社区更新,发展社区韧性治理。其重点在于通过重塑社区关系网络和提升社区自身发展能力,促进社区空间的多功能性以及社区空间生产与社会环境构成之间的互动,构建城市韧性空间及社区长效管理机制,实现对老旧社区从外部物理韧性到内部社群韧性的更新,进而形成应对社会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联合保障网。     

“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模式

"村转居"社区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独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它已成为承接各类新增城市人口的重要空间。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这类社区在居民特征、治理需求、治理资源、治理传统等方面,与原来的农村社区以及成熟的城市社区都有鲜明的差异,因此,其治理模式的选择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自治为主"、"管治为主"和"共治为主"都是可能的选项,其中治理传统的继承水平和社区重建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转居"社区的具体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