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野中的实践理性

哲学实践理性讲的是价值问题。人类学的实践理性具有解释文化起源的意义,把文化当作是从实践活动以及实践活动背后的实用利益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手段或工具,是人类学实践理性的观点。人类学家萨林斯认为实践理性无法解释文化的法则,只有象征理性或文化理性才能达到目的,正如亲属制度是部落社会的象征符号一样,商品经济生产是西方社会的象征符号。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实践理性则具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重置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人类 解放思想的逻辑主线

围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转变及其所凸显的社会危机,哈贝马斯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层面入手,全面地分析和反思了现代社会的“多重隐忧”,建构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涵,奠定了自身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后通过倒置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对“交往理性”的重置结合起来,提炼了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最终则以针对时代困境所设计的“世界公民社会”为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终点,探索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另一种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行为理性与公共政策合理性的实现

行为理性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观念建构的理性形式,它以观念形态显现人的行为目的、行为过程和行为方式,是理性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最高形态.它在更高层次上整合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使理性成为一个整体.认知理性追求的是"真"、价值理性追求的是"善"、行为理性追求的是"美".真、善、美的统一是合理性的最高境界.公共政策是行为理性创造出来,对人与客观世界未来关系观念建构的主要形式.从行为理性的视角审视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它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规范性的统一.三者统一的承载体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一致的,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同人类社会发展沉淀的社会规范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要实现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必须无差别地赋予人民群众中不同阶层和群体公共政策的初始话语权,使他们在公共政策议程建立、公共政策方案设计与选择和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真正发挥决定的作用.     

经济主体“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历史纷争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主体是具有"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的争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理性"概念的理解深受"哲学理性"的渗透和影响。古典经济学受西方唯理论认识论的影响,强调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在主体上都是具有完全的认知理性的、对经济现象的掌握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现代经济学在对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学说不断的质疑与批评过程中,创立了"新理性经济人"学说,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了现代西方经济认识论中关于经济人认知理性的主导性观点。     

生存与理性的张力

生存论转向是从单向度的逻辑理论转向人的存在的丰富性 ,而不是从理性转向非理性。理性的原本含义是存在论的而不是技术论的 ,犹如“逻格斯”和“理念”的原初含义是存在论的而不仅仅是认识论的概念一样 ,理性的概念大于推理的概念而基本等同于人性概念。理性既包含了人性中追求确定性的知识论维度 ,又包含了直观体悟和超越创生的生存论维度 ,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进程就是知识的建构与生存论的破解与创新相交替的过程。生存与理性相互包容而不是相互排斥 ,这对于处理现实的理性霸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两难问题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意义。     

回归理性:生态危机下的理性自觉与现实建构

生态危机下的生存困境正是人类行为失范的后果.人类应坚持辩证思考和理性分析,对失范根源进行全面深入的反思.人的认识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是辩证统一的.同时,人类也未能真正把全人类的利益作为行为的指针.人类行为必须回归理性并进行生态文明的艰难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均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建构,既离不开民众生态意识的觉醒,也离不开政府和企业时生态社会责任的担当.     

循环经济的价值回归——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

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对人性和社会价值关怀的缺失使得"理性经济人"预设因然而生,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仍然存在理念上的不足.理性经济人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日益破坏着愈发严重的自然生态关系.生态危机便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后果.克服当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困境.必须以"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点.循环经济作为本质上的生态经济是"生态理性经济人"的活动."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的逻辑起点.     

经济理性的限度及其扬弃

经济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经济理性虽然使人类克服了愚昧,摆脱了贫穷,但其并不能无限制的膨胀和使用。经济理性在本体论和存在论上都存在着限度。生态理性是将大自然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融为一体,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和谐的理性。经济理性超出了其合理性限度就会转化为非理性,带来负面效应。当代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的非理性逻辑正大盛其行,因此必须扬弃经济理性,发展并实施生态理性,从而避免导致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出现。     

“经济人”理性假设的误区及其修正

“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前提是理性假设.这一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理性观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片面性与极端化,因为它割裂了真正人类理性的完整性与辩证法因素,强调个体理性,忽视与之相关的社会理性;钟情于自利理性,迷信通过对自利的追求,能促进公共利益、自动实现社会理性;只关注经济理性,忘记了人的终极目标——价值理性的追求;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笼罩下,强化人与自然的分离,造成人类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对立.中国传统的辩证理性观,如“天人合一”、“社会和合”、“义利合一”等,可以为深陷困境的“经济人”假设解套,使之从片面的理性困惑中解脱出来.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探析

在哲学史上有关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论述,以知识和价值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现实层面现代主流西方哲学界对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进行了误读,把西方现代化以来的社会问题都归咎于科技理性,并试图用文化的批判来取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实施的政治批判.从学理层面看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的两翼,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相互作用.     

论实践理性的观念运作

实践理性问题是当代人类实践活动中凸现出来的重大课题,实践理性的观念运作是实践理性的本质内容。实践理性的观念运作包括三个决定性的环节:选择“是什么”的知识、求解“应如何”的问题、制定“怎么做”的方案。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是在分析沟通行为与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在语言行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不同于传统理性观的沟通理性。他以沟通理性为核心概念剖析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补充和拓展了以往理性观的内涵,他的理性观也为西方理性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可供选择的途径。     

经济学的理性传统

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理性假设,从其提出到如今的发展,经历了从人性抽象到工具意义的演变。斯密眼中的理性经济人是合乎道德的,是受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约束的,法律、习俗惯例、社会地位及别人的评价等构成对极端自利行为的强有力制约。随着数学的大量应用,经济学理性由最初的人性假定逐渐演变为工具性概念:理性被膨胀为追求最大效用的工具,经济人被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概念,市场被视为一种计算手段和机械结构。因为在逻辑自恰性、形式化与精确性等方面具有无与匹敌的优势,工具理性主义的分析范式还将居于主流地位。     

论行为理性对"何然"的建构

行为理性是人类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理性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的统一.行为理性对"何然"的建构,是以工具理性对"实然"的把握和价值理性对"应然"的确立为基础的.以行为理性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三个层面上展现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实现了作为完整形态的理性对真、善、美的追求,使理性达到了在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范性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及人类社会自身和谐发展的最高境界.     

经济思想史上对价值理性的工具性解释

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理性分为两种,一是工具理性,一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指人类在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下,借助科学、技术、知识等工具以达到预期效果最大化目的的本能和意识。价值理性则不同,它是指人类行为中与功利目的相关性不那么紧密的观念崇尚和价值标准,强调动机的纯正、手段的恰当以及敬畏和自律等,难以完全用现有的知识系统加以实证的、有逻辑性的表述。试图对价值理性作工具性解释不成功,且不可能也无必要,甚至还会产生负面作用。不同的价值理性能引导人们运用分析工具对同一种经济现象作出不同的判断,形成不同的对策,进而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理性非效率行为发生的动因分析

影响理性非效率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人性基础、环境因素及一体化自身的逻辑是必须重视的几个方面。     

论哲学形上学的"理性"

本文批评了哲学界对作为哲学形上学概念的"理性"理解的偏失,对理性与知性、理性与理智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理性不仅是人对宇宙总体存在的认知,而且是人的实践的意志和审美情感在哲学形上学中的对象化;理性本质上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是人类生活和实践的合理性依据在哲学形上学上的投射,哲学家如何理解人,如何处理社会规范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也就决定了他如何理解理性.立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求,现代理性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对象,因而必须以马克思的理性自由主义取代黑格尔的理性专制主义,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理性的嬗变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理性经历了从逻辑理性到历史理性的嬗变。逻辑理性把科学看作是由某种普遍的规范性方法论原则所决定的东西,并以牺牲科学的历史性为代价,用逻辑分析的方式去追问科学命题的意义。历史理性以“历史”的方式去再现科学的动态的现实发展过程,但历史理性具有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历史的逻辑理性则将二者统一起来,在历史的发展中寻找逻辑的确定性和规范性。     

“世界中国化”与“中国世界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博弈——观念史视野下“中国道路”的新历史理性反思

"中国道路"是对正在生成中的人类文明新秩序的承载,对新历史理性精神的承诺。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与实践变革进程,始终受制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思想逻辑。作为对此种文化宿命的超越性努力,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改革实践,一代中国人秉承新"中华性"的文化期望和观念预设,基于权利政治、公益政治以及人本政治的治理与善治理念,循着合法性论证与主体认同之"道德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的自主轨迹,始终致力于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之内在公共性特质,旨在实现普适意义上的国民普遍福祉,表现出力图超越狭隘的"发展主义"模式,重建新历史理性,自主探寻能够引领中华民族朝向公正、民主、和谐、共享之自由公义社会前行的文明进步新路的恢弘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