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羌——蜀人的虎——鱼——蚕崇拜

一、虎崇拜 在今天西南汉藏语系的民间传说中,大抵都有一个虎神。如川西平原的《鳖灵与开明兽》中的开明兽,土家族的《白虎神与琶莓》中的白虎神,普米族的《老虎娶妻》中的巴丁剌木(母虎神)。这里顺便指出的是,在西南关于虎的神话传说中,多以白虎为祥瑞之物(象《华阳国志·巴志》里的“白虎为害”的说法是少见的),这与典籍所载是一致的。如《瑞应图》佚文:“白虎,仁兽也。一条驺虞。”《金石索》载汉武氏石室祥瑞图中白虎,亦注云:“王者不暴虐,则白虎至,仁不害人。”至今,在西南大多数少数民族中(如土家族、白族、怒     

也谈杨贵妃之死——与俞平伯先生商榷

俞平伯先生在最近出版的《论诗词曲杂著》一书中,谈到杨贵妃之死。俞先生认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贵妃马嵬之死闪闪烁烁”,因此,俞先生认定“贵妃根本未死于马嵬坡”,“则正史所载‘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人们不禁要问:杨贵妃不是正史所载“赐死”于马嵬坡,那么,在“马嵬事变”中杨贵妃究竟到何处去了呢?俞先生根据陈鸿的《长恨歌传》中“使牵之而去”的记载,断定:贵妃是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证据之一     

李白为什么要隐读于青城山

蒋志、丁稚鸿二君针对拙文《李白与青城山》(《唐代文学论丛》总第九辑)写了《李白未隐青城辨》一文,发表于《绵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三期,后又改题目为《<李白与青城山>一文质疑》,发表于《李白学刊》第二辑。文中所论各点,都值得商榷。一、“岷山之阳”只能是指青城山两位作者说:“岷山和青城山这两个概念不是同一关系,而是从属关系,青城山是岷山山     

太湖地区“石室墓葬”说质疑

太湖地区群山上的石室土墩,近年来引起了考古界和史学界的普遍关注,成为研究吴越文化中热烈争论的一个中心论题。所谓土墩石室,是指遍布于太湖地区群山之上人工构筑的一种土石建筑。这种墩常常构建在山颠或山脊的分水线上。外观似一馒首状长圆形的土墩。墩内均有结构大体相似的石室。石室都以大小不等的自然石块砌成,形似一窄弄,窄弄的底面作长方形,断面作梯形,顶部以大石块复盖,石室外再复以土石。这种墩大的占地千余平方米,小的占地数十平方米。发掘时,墩内常留有西周晚期至夏秋时代的陶器和原始瓷器。以往,这类墩多被称作:“烽燧墩”、“藏军洞”、“望越墩”、“演武墩”等等。七十年代以来,考古界有部分同志提出了这些土墩石室“是一种墓葬”的看法,打破了过去认为这些墩是“古代军事设     

文翁学宫在东汉的兴废——兼辨《周公礼殿记》的时代

蜀郡守文翁于西汉景帝时在成都立官学、建学宫,开启了地方政府兴办学校的先河。文翁学宫的建筑在东汉两百年间经焚毁、兴建、修葺、增扩,变化颇大。现将其演变情况试论于后。 至东汉前期,文翁学宫建筑可考者,有文学精舍、石室讲堂和文翁祠堂。《华阳国志》:“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汉书·文翁传》:“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然而,班固于汉章帝前后所盲之文翁祠堂此后不见记述,代之而来的却是“周公礼殿”。祀主更替,疑与东汉火延学宫有关。     

《晋语四》“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考辨

《国语·晋语四》所载一段“古说”自秦汉后颇受重视 ,近年来尤甚 ,在古史研究中影响甚巨。该篇乃纵横家之言 ,不具有“史”的成分 ,与《诗》、《左传》、《国语》其它各篇所载传说存在许多矛盾。“信”了这一说就否定了更古的说法。分清文献中古史传说的源流和简单“疑古”不是一回事 ,确定“古说”源流、判别其史料价值乃是古史研究的前提。     

玉华宫与玉华寺

唐时佛教寺院由帝王离宫别馆废立而成者，于秦中故地非仅见，玉华寺即其一。玉华寺者，本唐太宗之玉华宫，高宗时废而为寺。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卷三十六云：“在宜君县西四十里，即唐玉华宫也。其地本县人秦小龙宅，唐太宗因避暑至此，日：‘小龙出，大龙入’，遂建宫。高宗时废为寺。其西有驻銮崖，东有石室，外有水散漫流下，日‘水帘’。寺内有肃成殿，唐玄奘法师于此谭经。”考《大明一统志》记载之来源，当本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三·宜君县”下“玉华宫”条之所载。云：“玉华宫，在县北四里，贞观二十年奉敕营造…     

潘岳家世三考

潘岳父讳，《晋书》作“潘芘”,《水经注》作“潘茈”。据古人取名之习，《晋书》所载当是。潘岳母族，《晋书》未载，据潘岳所作《悲邢生辞》和后人所作《邢峦墓志》《邢伟墓志》可考为曹魏河间邢氏。潘岳与王堪的关系，学界多以为姨表亲，其实当为姑表亲，且王为兄、潘为弟。潘岳与阮赡的关系，学界多以为潘岳为阮赡妻兄，其实亦为姑表亲，且潘为兄、阮为弟。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你知道这几个第一吗?

我国第一个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报刊是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月刊。在一八九九年二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一二一期月刊上所载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中国人蔡尔康撰文题为《大同学第一章》中即出现了马克思的名字,说他是“百工领袖著名者。”一八九九年四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一二三期所载《大同学第三章》中又出     

龟兹文化与犍陀罗文化

龟兹文化在我们多民族祖国中是久负盛名的。我国史籍中所反映的龟兹文化主要为佛教文化,如《晋书·四夷传》所载:“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旧唐书·西戎传》所载:龟兹“尤重佛法”。《唐书·西域传》所载:龟兹“贵浮图法。”其中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载最为详细,如“伽蓝百余人,僧徒五千余所,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玩,人以功竞。”如“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装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如“大城西门处路左右,各有立佛像,     

闻一多“《小弁》为弃妇诗”补证

《小雅·小弁》的作者是谁?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诗句该怎么理解?历来争议颇多。据《孟子》所载,远在战国中期,高子和孟子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高子说:“《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则认为:“《小弁》,亲之过大者也。”又说:“《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到了汉代,毛诗学派和三家诗学派对此诗的理解也不相同。《毛诗序》说:“《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三家诗则谓此诗为周宣王大臣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谓尹吉甫惑于后妻,伯奇无辜被逐,因怨叹而作此诗。到了宋代,朱熹对《毛诗序》的说法有所怀疑:“《序》     

孙籀廎校《山海经》错简例

蒙文通先生《略论“山海经”的写作及其产生地域》①一文,论及《山海经》“即有散失又有增补”事,他说:“《海外南经》篇首‘天(雪按:今本无天字,是。此未详所据)地之所载……唯圣人能通其道’一段文字,全同于《淮南》、《吕览》,也当是后人所增入者”。按:《海外南经》篇首“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经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十一句,与下“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文义不属,蒙氏以为“当是后人所增入者”,自为有见,然尚有未安。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于“地之所载,六     

《战国策》记事年限与作者考析

刘向《书录》所载《战国策》记事起讫年代,可考订为前455年～前203年。全面考查史籍,可推测出唐以前的《战国策》纪事下限止于汉初,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中所说的《战国策》载有蒯通说韩信之辞,必非讹谈。《战国策》的编定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蒯通是一个重要中介人,既不是“作始者”,也不是局外人。     

论《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和写作背景

《孔雀东南飞》并非一向所说的乐府民歌,曹植应为其主要作者,《艺文类聚》和《玉台新咏》的两个不同版本,正应该是曹植分别写作于建安时期以刘勋休妻为原型的抒情诗和黄初后期以甄后之死为原型的叙事诗.两个版本不同的序所载的时间说法不同,前者为“后汉”,后者为“汉末建安中”,留下了不同时间写作的时代痕迹.两作从序到诗作正文,无不吻合于两个不同的题材背景.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日本上代歌谣命名法初探

通过对日本上代歌谣(记纪歌谣和《琴歌谱》所载歌谣为主)中“振”与“歌”等命名法的分析,探讨其与中国古代文学中“行”、“歌”以及“变歌”等的关系,从而说明由于汉文化的传入,日本上代歌谣在由口传到笔录的过程中,吸收了类似于中国乐府诗歌的分类法,对部分歌谣进行了分类和命名。     

暂借郎肩作画楼——花鼓灯史料钩沉

<正>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安徽花鼓灯歌舞剧《玩灯人的婚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剧中有一段十分动人的表演——八个俊扮后生(花鼓灯称之为“鼓架子”)各自肩托一俊扮女子(花鼓灯称之为“兰花”),摇彩扇,舞绣帕,翩翩而出。这段传统表演,在花鼓灯中叫做“上盘鼓”,也叫“上路鼓”。这种技艺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又有广泛的影响。远在汉代,随着“百戏”技艺的繁荣,我国歌舞表演中出现了一些难度很大的动作。如《白孔六帖》“杂舞”条所载,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体态轻盈,能作“掌上舞”。又如《南史·羊侃传》所载,梁武帝时羊侃的舞人张净琬也能掌上舞。那大概就是相当于芭蕾舞之托举一类的动作吧?在民间,为适应广场演出需要,出现“舞肩”的技艺自非难事。     

也谈孔臧其人及其赋——与龚克昌先生商榷

龚克昌先生《汉赋研究》(1990年新版)收有《孔臧其人及其赋》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龚先生批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汉书·艺文志》的儒家孔臧与诗赋家孔臧”误作两人.同时论证《孔丛子·连丛》所载《谏格虎赋》、《杨柳赋》、《鹦赋》、《蓼虫赋》“孔臧所作”。对于这两个说法.笔者觉得似可商榷。草为此文.以就教于龚先生及读者。     

《广陵妖乱志》作者考

《广陵妖乱志》(或作《妖乱志》)是记述唐僖宗时,淮南节度使高骄为吕用之等人的“神仙之说”所迷惑的故事.此书的作者是谁?历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雍文华同志校辑的《罗隐集》,将它收入其中,并在“校辑说明”中断定为罗隐所作.他说:“诸书所载撰者各异,然后蜀何光远所撰《鉴戒录》明载为罗隐讥高骈所作,又以《甲乙集》中《淮南高骈所造迎仙楼》及《后土庙》等验之,当为罗作无疑.”雍文华同     

从《晋书》的编纂看《兰亭序》的真伪

本文考察了唐修《晋书·王羲之传》与《世说新语》及注所载的有关王羲之事迹和《兰亭序》的异同之后，指出唐修《晋书·王羲之传》是唐初修史馆臣为了迎合李世民偏好王氏书法的心意的产物，《传》中对《世说》所记有关的故事作了从塑造“书圣”形象为目的的修改，而《兰亭序》的后部分文字也是经“摹学”王氏书法的高手伪造后传入宫廷为太宗所得由褚遂良鉴定而入正史的。因此，《兰亭序》是伪作而非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