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思想图景

法国理性主义认识论始于笛卡尔。“笛卡尔我思”既是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出发点,又是哲学的第一原理;笛卡尔统合几何学与代数学、整合哲学与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这一使命将他及其继承者带往“普遍学”的领地,进而使现当代哲学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思想图景。巴什拉创立的理性主义认识论是对笛卡尔主义的超越,是一种非笛卡尔主义认识论或历史认识论;“我们思”联结理性主义的“我”与“你”并给予我们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存关系网,终将替代“我思”;想象与认识的融合意味着诗学与科学认识论共生融合。维耶曼的新笛卡尔主义认识论承袭笛卡尔、巴什拉等开创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传统,以跨学科思想为导向,使哲学与科学更加综合统一。哲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诸学科之间的筑桥活动,以达成哲学体系的普遍化图景。     

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的思维意义

思维在物质基础上的一无论笛卡尔说;“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这是笛卡匀的思维方法,而由此思维方式总结出真理来,就成为一个思维方式。笛卡匀在使用这种方式进行思维时,说道;“我们在怀疑这些事物的真实性时,我们却不能同样假设我们是不能存在的,因为要想象一种有思想的东西是不存在的,那是一种矛盾。因此,我思故我在的这知识,乃是一个有条有理进行推理的人所体会到的首先的、最确定的知识”。笛卡尔由此引出一个更重要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怀疑”在笛卡尔在那里不是思维的归宿,是为了达到不在怀疑的真理手段。笛卡尔指出,我在思维,就不能怀疑我存在,只要我“存在”,我必思维,并非说只有我存在后才思维,也不是说我思维后才存在,这就取消了就是第一性和就是第二性的矛盾争论了。     

超越笛卡尔──试论胡塞尔对意识之“共现”结构的揭示及其潜在作用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的一个重要前设就在于：内感知相对于外感知所具有的明见性，或者也可以说，我思相对于所思所具有的确然性。由此而导出的结论是我在相对于其他存在的自明性。这个开近代哲学之先河的立论虽然在近代哲学史上不断受到争议，但真正的挑战在本世纪之前还从未出现过。只是通过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分析，我们才可以发现这个立论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无论是内感知还是外感知，它们都具有“共现”的成分。因此，自我与他人、事物一样，都是意识活动“构造”的结果，在认识论上并不具有优先的地位。这里的研究将析出并再构胡塞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现象学分析，目的在于揭示这些感和类型所共有的本质结构。     

笛卡尔理性主义知识观探析——基于方法论的视角

从方法论上看,笛卡尔理性主义知识观是以普遍怀疑作为开端,以“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第一命题为起点,经由“直观”与“演绎”推演出整个知识论大厦体系。但笛卡尔身心二元平行的哲学观点存在自致性矛盾,并对后世唯理性主义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康德对“我思”的理解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但他的"我思"模糊不清,存在着理论上的困难。康德对笛卡尔的"我思"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自我理论。详细考察康德对笛卡尔"我思"的分析可以看出,康德的自我理论澄清了笛卡尔"我思"的模糊与含混,并解决了笛卡尔理论的一些困难,把人类对"自我"和知识的理解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发展的思考

一 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正面临着来自西方各种文艺思潮严峻的挑战,它们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地位问题上。我认为这确实是文艺学所应该研究和回答的重要课题,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之所在。所以,要回答这些挑战,就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从人的问题研究入手。 人的问题在西方历史上其实从古希腊起就已经开始关注,镌刻在德尔斐神庙墙壁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以及普罗泰戈拉提出的警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实际上就反映了人在当时思想家心目中的地位。但自从亚里斯多德把哲学研究的对象明确地规定为世界的“本原”和“基质”之后,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在哲学中也就渐渐地被淡化了,哲学也就成了一门只是关于知识的学问。到了近代,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开始从自发而走向自觉;反映在哲学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就一跃而成为认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口号,表明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人在认识中的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但是,由于受了古希腊以来哲学上的知识论传统的影响,加上笛卡尔本人又是一个数学家,这就使他对人的主体性问题不可能得出全面而完整的认识。人是什么?按照他的理解     

笛卡尔之梦幻人生与科学理性的辩证涵义

学界普遍将笛卡尔视为近代哲学关于“启蒙”、“现代”、“科学理性”思想的开启者。本文从分析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及“心物二元论”等观点出发,结合促进笛卡尔理论产生的“三个梦境”,揭示出笛卡尔思想中的“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根源。     

解蔽与超越:笛卡尔形而上学的现代转换

笛卡尔在"我思"中洞见到的自我存在或"我是"是其形而上学大厦的基石.笛卡尔的"我思"哲学把普遍理性的观点和自我的独立思考的原则统一起来,恰恰是这种统一而不是割裂深刻地代表了科学的现代精神.如果我们把笛卡儿关于自我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证明转换成形而上学的实践证明,那么笛卡尔提出的哲学问题以及他所提供的解决哲学问题的基本方案就是成功的,并且是富有启发性的.     

从三个原初概念看笛卡尔哲学

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挖掘笛卡尔的三个原初概念——灵魂与身体的紧密统一体、思维、广延——来重新更好地理解笛卡尔的整个哲学思想:他的第一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中的“我思”实际上应该对应于灵魂与身体的紧密统一体这个原初概念;他的形而上学是围绕思维这个原初概念展开的;他的物理学完全依赖于广延这个原初概念;他的认识论则更是以他的原初概念思想为基础的,原初概念应该是认识的先天形式,这就凸显了笛卡尔认识论的一种批判性维度;他的伦理学中人的概念也直接对应于他的灵魂与身体的紧密统一体这个原初概念。我们不能过于强调笛卡尔的二元区分的思想,而忘记了他另一个同样原初的灵魂和身体的统一体概念。     

从身体存在论证看笛卡尔的身体观

笛卡尔对身体的讨论是理解近代以来身体的认识论地位的关键。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首先提出身体的本质和存在是不能确定的,怀疑由身体向整个外部物质世界展开。“我思”的确定性建立之后．他始终坚持从已经获得确定性的纯粹思维活动本身展开讨论,最后扩展到身体及世界存在的论证。思维能确定认识身体的广延本性,但身体存在的确定性则是来自身心结合产生的感觉。在获得身体存在的确定性时,笛卡尔对身体的认识已经脱离了进行普遍怀疑时看待身体的方式,身体已由认识对象转变为认识主体,由持续同一的实体转变为感知的行动。这种转变颇有深义,揭示了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哲学主体性转向的另一个维度,同时也使身体的认识论地位得到了提升。     

“主体中心困境”的超越—海德格尔的思考及其启示

“主体中心困境”是近代哲学遗留下来的最为重大的课题之一.对此课题的思考,构成现当代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这方面,海德格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认为,这一困境的症结在于漏过了认识主体的存在方式问题.通过“此在生存论分析”,海德格尔揭示了“此在”的“在世”结构,进而将纯粹理论认识活动理解为“此在”在世的派生方式,从而超越了“主体中心困境”.海德格尔的观点极具启发性,将我们引向广阔的实践哲学视阈,一旦我们承认实践活动之于纯粹理论认识活动的本源地位,承认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对于认识关系的优先性,“主体中心困境”便将不复存在.     

笛卡尔哲学中“我思”的确定性

"我思"是笛卡尔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笛卡尔总是毫不迟疑地宣称"我思"的确定性,但是,"我思"确定性的根据何在,始终是一个问题。最为直接的回答是,笛卡尔持有意识透明性的主张:我能够确定地知道我的心灵状态。通过梳理和辨析对意识透明性的诸种解释,可以看出笛卡尔"我思"的确定性并不依赖于意识的透明性。另外一种回答则可追溯至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等所认为的"我思考"的作出即是其为真的条件的说法。文章将着重考察威廉姆斯将言语活动和思想活动进行类比的论证,并试图指出在这个类比论证中存在的错误和疏漏。结合笛卡尔对内含的意识(internalawareness)和反省的意识(reflective awareness)的论述,笔者将论证,"我思"知识的确定性是在思想的必然的自身关系中获得说明的。     

知识主体的突进与退隐:从笛卡尔到福柯

在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中,哲学家们倾向于把主体和客体理解为他们各自规范的知识观念所要求的必要功能。在古代哲学家们的思想中,自然和客体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受到主要讨论,但没有明确地思考主体问题。近现代主体观的兴起所依赖的个体观念只是在后来的基督教思想中才进入哲学传统。以个体观念为先决条件的个体责任的观念已然现身于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奥古斯丁对自我的直接诉求,天才般地开启了笛卡尔的"我思"观念的源头。由此形成的笛卡尔的知识主体,是一个抽象的认识论的假定,一个消极的旁观者。康德有限度地追随了笛卡尔的主体观念,但把笛卡尔的作为消极的旁观者的主体改造成了积极的行动者。康德在知识观上的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构成了随后德国唯心主义主体观的基础。整体上看,康德之后的主体观存在着一种越来越向笛卡尔的主体观和古希腊的主体观隐退的明显倾向,及至海德格尔后期和后结构主义,这种倾向最终导致了向古希腊知识主体的全面回归。     

论笛卡尔的意志理论

长期以来,人们一提起笛卡尔,想到的只是他的普遍怀疑、我思的论证、身心平行等这些几乎成为哲学史常识的东西,而对笛卡尔的意志理论置若罔闻;正是这种遗忘造成了对笛卡尔哲学的某种片面理解。本文就笛卡尔在意志和出错,意志和理智,意志与思维、观念及判断,意志和自由关系上的探讨,全面论述了笛卡尔的意志观,充分展示了笛卡尔意志学说的成败得失,深入剖析了他的认识论方法给他的意志理论带来的局限和困境,阐明了笛卡尔的这一理论对近代哲学的深远影响。     

占有性个人主体性的超越与类主体的凸现

个人主体性和自我中心主义在２０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已不再是指示性的理论路标。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都在探讨一种“缩小的、非占有性”的人的概念,这种走向就是多尔迈在《主体性黄昏》一书中使用的副标题“走向后个体主义的理论”。胡塞尔在晚年出版的《笛卡尔式的反思》（１９３１年）和《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１９３６年）中,一直致力于用主体间性改造。发展主体性学说。他认为,笛卡尔的“我思”确立了主体性原则,但这种主体是“原子式的”、“单子”、“自我”,始终无法突破“自我”框架而将此自我与彼自我相…     

康德的客观有效性概念

:在康德哲学中 ,“客观有效性”是一个极具关键性的概念。遗憾的是 ,国内康德专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阐释 ,多半不尽确切。本文试图澄清这些误区。另外 ,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康德究竟在哪个意义上以及怎样回答休谟提出的因果问题 ,重新做一简要的回顾     

我思故我在与确定性的诞生

本文关注近代西方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刻,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使得哲学重新又找到了坚硬的地基.然而,仍然使我们困惑的问题是:一种整体性的怀疑是如何可能的?在这个决断性的时刻中,什么因素使得决断最终成为可能?宗教感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帮助?这些问题最终指向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思想之思的原处纯粹感是否就已经先天地杂糅了他者的因素.     

交往理性观照下的翻译主体间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哲学体系基础上建立起的西方主体性哲学稍有衰退,主体间性思想随之逐渐兴起。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主体间的相互尊重、双向交往和理解,使交往行为者与世界建立起联系,以此来解决翻译研究单主体范式的困惑,使翻译活动中各主体之间能在理想的语境下通过交流,达成有效理解,清楚认识,和谐共存。     

先秦“仁义内外”说再辨析

“仁义内外”之辩是先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界对孟告之争与子思学派“仁内义外”的观点关注较多,大多以对内外之层次进行划分的方式加以解读。事实上,先秦诸子主要讨论并有所分歧的“内外”,是仁义之德究竟产生于内还是产生于外,而对此的不同判断,根源在于诸子对仁义的不同定义。诸子在“仁义内外”上的不同观点,其背后所反映的始终是各自的核心理念,其目的是在“仁”“义”观念已经影响广泛的前提下,主导对“仁”“义”概念的理解向度。     

道德主体的基本特征与类分

道德主体问题在近年来成为伦理学界论争的热点之一。有关道德主体的论争,大略都集中在道德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及主体作用这两个方面。然而人们若不能真正了解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体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主体,即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道德主体的基本特征和类分,也就不可能真正弄明白主体在道德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本文侧重道德主体的基本特征及类分的论述,或许还能有益于澄清在道德主体问题论争中的某些是是非非。 一 道德主体是人,关于这一点对大多数的伦理思想家及工作者而言,应该说已经是一个无须赘言的共识。然而,作为一个道德主体的“人”,究竟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还是现实的主体,以及人作为道德主体的特殊内涵应该是什么?对于这一更深层的问题的认识,则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