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中的合谋与监管:一个博弈分析

当前企业环境污染一定范围内蚕食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成果。中央政府逐步加强环境保护,但是部分地方政府仍然纵容企业污染,某种程度上这与企业、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上的合谋行为相关联。本文分析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的形成条件,构建企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模型,考察中央政府监管、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行为的影响因素,得到了有利于降低合谋行为发生率的关键政策变量,并为构建有效的环境监管机制提出了相关建议。     

论重金属污染损害赔偿中的政府环境质量担保责任

重金属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不仅涉及区域和影响范围十分广泛，而且非常容易诱发，危害极大。为了避免“企业污染政府买单”的不合理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现象，有效解决重金属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确保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应通过建立污染者负担与政府环境质量担保责任的衔接制度来完善重金属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争端解决机制。     

代工企业“血汗现象”存在逻辑与治理机制的政治学分析

代工企业“血汗现象”是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存在“血汗现象”的代工企业的劳工,生存权是没有保障的,健康权也受到了严重威胁,自由权被剥夺.代工企业“血汗现象”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压制工会和剥夺工人集体谈判权的产物,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方政府庇护和偏袒跨国资本以及司法系统劳工权利保护和救济不力的结果.治理代工企业“血汗现象”,要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保障劳工的集体谈判权,解决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为吸引外资的“逐底竞争”难题.     

面向农民的农村改革与治理逻辑——来自安顺市1951—2022年农村改革的考察

“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改革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有力见证。通过对安顺市1951—2022年农村治理变革的考察发现,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改革呈现出“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产生改革动力、以农民利益为根本制定改革目标、以农民参与为核心贯穿改革过程、以农民满意为宗旨形成改革评价”等四个特点。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改革之所以能有效进行,其治理逻辑在于政府往往以政治吸纳农民关注改革、以情感强化农民认同改革、以授权组织农民参与改革、以利益激励农民支持改革。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改革要站在农民的立场,使政府与农民、效率与公平、帮扶与内生的关系更贴合时代发展要求,也更突出农村改革的时代价值。     

流域环境保护中的中央地方关系

流域环境保护事关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调节的重要领域.中央有义务规定流域统一的环保标准及其地方实施义务,并通过司法诉讼等机制让地方义务落到实处.由于地方选民是流域环境污染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所以流域环境保护首先要依靠地方选举制度的力量,让地方行政执法直接对当地选民负责,从源头上遏制企业的污染行为.在此基础上,中央通过行政和司法监督纠正流域环境污染的外部效应,迫使地方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的环境执法负责.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遏制流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土地收益分配改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地价值不断显现,政府通过地租、税收、费等形式获取的大量的土地收益,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财源;土地收益分配管理体制不合理,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也是地方政府强烈的“圈地”、“批地”冲动的基本成因。改革和规范土地收益分配与管理机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农民的利益,遏制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冲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土地收益分配问题,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国家以及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土地收益的分配机制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     

低碳农村建设问题探讨——以江西为例

人类社会正在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困境,一场世界范围内的低碳经济发展如火如荼.低碳农村建设在我国正面临着农业化肥使用不合理、农村养殖业发展对环境的污染较大、农业生产过程中“高碳”中间资源消耗逐年增加、农民生活能源结构单一等问题;同时,还存在着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政府环保宣传有偏差、财政投入不足、农村“高碳”生态生活环境现状堪忧等制约因素.为此,必须从生产和生活两方面探讨低碳农村建设的对策.     

“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与政府职能定位

政府改革的关键是职能转换。但是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往往存在着“政府行为的经济化”现象,它造成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要充分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正确界定政府职能的边界,实现政府转型。     

乡贤能人带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效应分析与问题规避——基于乌兰察布市和兴安盟的田野调查

我国全面脱贫任务完成后,如何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接续推动长效减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为理论探究的焦点问题。通过对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和兴安盟依托乡贤能人带动农牧民生计提升案例的分析发现,面对惠农政策和资金下沉过程中的政府行政成本高、目标契合度低、村民自主能动性差、外来企业重利淡情等问题,实施乡贤能人带贫治村,释放能人效应成为乡土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适应性选择。但是,能人治村可能并行“精英俘获”现象,导致资源获得的“马太效应”,精英俘获与能人效应存在着二律背反困境。基于此,应通过夯实多元利益联结的治村格局,完善系统精准的监督评估体系,重塑公开公平的资源配置机制,激发有序参与的主体意识,提高国家自主性、再造地方公共性、激发农民主体性,破解能人治村治贫的实践困局,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为增长而控制——中国的地区竞争与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控制行为

在地方政府能够控制土地的条件下,地区竞争将导致两种结果:一方面导致地方政府放弃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也促使它转向控制土地.地方政府控制土地的原因,是为了降低其自身承担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成本,同时,也是为了提高其参与地区竞争的能力.因此,在中国,地区竞争没有导致地区经济体制演变成单纯的市场经济.而是演变出一种独特的“双层经营体制”——即地方政府对整个地区的统一经营与私人企业分散经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     

中国低碳农村建设探析

发展低碳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构建一个适宜人类永续生存的低碳社会.而低碳社会的建设不仅需要发展低碳生产,同时也要倡导低碳生活;不仅要建设低碳城市,更要建设低碳农村.目前,中国低碳农村建设面临着农业生产污染严重、乡村企业污染严重以及农民生活能源结构单一、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农业现代化水平低、政府环保宣传偏差、农村环保投入不够以及农村环保法制滞后等一系列制约我国低碳农村建设的因素.为此,应该从农村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来破解低碳农村建设的难题.     

俘获视角下的地方政绩工程建设解析--基于三个建设领域及其典型案例的分析

对俘获行为的分析，是深入理解政绩工程的一个视角。从近几年的地方大剧院建设、高速公路建设和城市绿化建设及其典型腐败案例来看，政绩工程的出现与相关建设产业集团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俘获行为有密切的相关性。首先，建设承包商通过贿赂竞争获得建设资格；其次，在项目建设中，出于对租金的追求，建设承包商往往利用信息不对称，提高工程价格和增加工程量，造成预算扩张的倾向，也表现为工程的造价高昂和规模宏大。因此，俘获行为塑造了地方政府建设政绩工程的内在动力。从制度因素来看，首先是在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分离下的公共预算的零碎化特征，造成对于部门预算的硬约束缺失，而普遍采取的公共物品供应与生产相分离的制度变革也加剧了俘获行为的发生。而从结果上看，俘获行为使得公共财政资金不合理地流向了边际效用较低的建设领域，造成效率的损失，也影响了公共财政的公平性。     

论农村资金短缺问题

农村在哪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资金短缺当前农村资金短缺现象主要存在于以下六个方面: 1.农付产品收购资金短缺。1988年的“白条”风波,震惊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各界。据江苏、河北、安徽几个省统计,在收购的前三个月,仅粮、棉、烤烟三项,商业部门打白条达10亿元,湖南打的白条在1亿元以上,全国共打出几十亿元白条,到年底仍有20—30亿白条在农民手中。1989年,虽然在中央的严厉督促下,地方政府、金融、商业部门通力     

也谈转型期的“三农”问题

一、现实中的差距在社会转型中,我国的“三农”问题是明显的表现为: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尤其是过度的税收、地方政府机构臃肿,基层政府财政赤字,无力为农民家庭提供足够的服务等问题表现的较为突出。虽然这样的危机以前也曾有过,但现在的规模和强度都是空前的。据调查显示,有73%的调查者把“三农(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列为中国面临的     

嘉兴与苏锡常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因探析

本文指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嘉兴与苏锡常经济发展的主要差距,认为基础相对薄弱、粮食任务重、资本积累率低、没有很好把握机遇等是导致嘉兴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直接原因。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两地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历史、文化、观念、体制等原因,认为苏锡常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程度大于嘉兴,其开放程度也高于嘉兴;苏锡常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其特有制度安排下受到充分激励的地方政府能充分利用吴文化有利的一面,把农民动员到“工业化运动”中去,而嘉兴地方政府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缺位”现象比较突出,两地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制度创新的预期成本与收益上的差距导致了两地在制度创新的差异。     

"精英俘获"与"全过程民主": 乡村振兴政策"基层空转"的归因及其反转策略

乡村全面振兴得益于政策的推动,但政策落实的关键在基层.目前,乡村振兴政策基层执行过程中存在选择性、表面化、敷衍式等"基层空转"现象.透过"精英俘获"理论视角,发现乡镇政府被动俘获、农村精英主动俘获与普通村民认同俘获是造成政策"空转"的内在原因.为此,应采取加强乡镇政府政策服务公信力、重塑农村精英的村级服务环境以及培育普...     

我国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的博弈分析

目前,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围绕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进行利益博弈,其结果是农民很难公平分享农地非农化收益。在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本届地方政府与下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农村集体组织、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等,它们围绕收益分配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利益博弈。从根本上讲,应更加重视和提高农民在其中的分享份额,使我国新型城镇化之路更加和谐。     

加大教育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近几年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我国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正因如此,"三农"问题得到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近来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为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出台了一系列的支农政策、法规,旨在加紧解决"三农"问题.     

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行为偏差研究

文章认为利益和制度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主要因素,并试图从利益和制度两方面入手,寻找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环境污染中行为偏差的原因。首先,论文借助于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归纳出影响地方政府治污行为的关键变量,其次,把这些变量置于中国现实制度的语境下,解释地方政府行为偏差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以及不断扩张的自主性,使其具备了保护污染企业进而与之合谋的可能,压力型体制下的绩效考核观、财税分权导致的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以及第三方监督的弱化最终促成了政府在治理城市污染中的行为偏差。最后论文从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来纠正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行为偏差。     

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制度的变迁及绩效分析

将我国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制度变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客观分析这三个阶段制度的基本情况,分别从经济发展绩效、社会分配绩效、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绩效、农民政治参与和农村社会稳定绩效等四个维度综合分析这三个阶段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制度的绩效,深刻把握影响和制约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制度绩效的四个路径依赖,为我国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制度创新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