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的藏族

还在唐朝时期,吐蕃向甘陇、西蜀和云南西北部一带发展势力之时,藏族人口即以今西藏为中心,散及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一些地方。而元、明、清时期藏族的分布状况,基本上沿袭唐朝时期未变。 元朝时期,藏族的汉文书面记录名称仍作“吐蕃”。明朝时期作“西蕃”,称藏族主要聚居区的西藏为“乌思藏”。而云南西北部的藏族却被称为“古宗”。清朝时期称西藏的藏族为“藏番”,又因其地在祖国之西,故称“西藏”。而《卫藏通志》卷十五则说:“唐古忒,旧为图伯特国,在工布江达之西,又称为康、卫、藏。康即今之察木多(今昌都);卫即今之前藏(以拉萨为中心);藏即今之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也。”     

也谈民国时期西藏的历史地位

文章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对民国时期西藏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进行了阐述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自元王朝西藏地方正式归入祖国版图后 ,历代中央王朝都对其进行了有效的管辖 ,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藏方略 ,并对范普拉赫所谓的自 1911年至 195 0年以来西藏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和夏格巴在《西藏政治史》中一再鼓吹的“西藏是独立的国家”的谬论予以了有力的驳斥。     

中央政府与历代达赖喇嘛关系述论

13世纪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均对西藏行使有效的主权管辖。自清朝起至1959年达赖喇嘛出逃止,中央政府是通过扶植与支持西藏宗教与行政领袖达赖喇嘛(还有班禅喇嘛)来管辖西藏地方的。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各任达赖喇嘛的基本立场都是拥护祖国统一,服从中央的统治。只是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的挟持与支持下,才走上了与中央政府相背离的流亡道路。     

三论社会心理是文艺反映现实的中介

一、“直接反映说”(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经济基础)必然导致理论的混乱。当前国内外在意识形态及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问题上各种不正确观点,都是以“直接反映说”为主要依据。二、文艺通过社会心理间接反映经济基础与其他现实,意识形态学说上的直接反映与间接反映的含义。三、文艺直接反映现实(以个人心理为中介)的弊端。社会生活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因素。“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本身就包含文艺的直接源泉与文艺的间接(最终)源泉。     

高祖至睿宗时期奚族与唐朝的关系述论

唐代是奚族发展、壮大、较为活跃的历史时期。奚族与唐朝的关系复杂,不容忽视。高祖时期,奚族与新建的唐朝为敌,奚唐关系以战争为主;太宗时期,奚族归附于唐,唐在奚境设立饶乐都督府,对奚族进行间接的管辖,奚唐之间呈现相对和平友好的状态。高宗至睿宗时期,奚族时有侵犯之举,奚唐关系颇为紧张。     

论英国侵藏新阶段的开启--以贝尔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笼络为例

英国人贝尔边境工作经验丰富,很早就对西藏兴趣浓厚。1908年接管西藏事务后,即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西藏的联系,特别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期间,二者建立相互间的“信任”与“友谊”。作为英印边境骨干官员,贝尔通过对西藏所谓的援助和“现代化”,成功地实施了英国的一些殖民政策,形成了英国渗透西藏的新模式。因此,有必要对英国侵略西藏过程中的实施者予以详细研究,希望可以管窥此一历史时期英国对外殖民方式,以期拓宽英国侵华史的研究。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数据跨境传输共享治理场景建构

为平衡“数据保护”与“数据价值挖掘”的关系,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实现其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应对,比较梳理“一带一路”及欧美既有数据传输机制图谱,分析现行治理机制运行差异,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1)构建中国主导的“数字世贸组织”体系。提升各国数字经济操作性,培育建成“一带一路”数据交易国际贸易中心,建立司法联防协作机制,提高沿线数据跨境传输的透明度,支持数字自由贸易、反对数字保护主义,设计沿线双向数据传输治理机制,引领制定各国参与沿线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则。(2)拓宽“数字世贸组织”体系管辖范围。增加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属地管辖国家和地区数量,确定数据传输合理连接点,扩充数据管辖类型范围,合理确认数据管辖种类。(3)设计“数字世贸组织”数据安全传输合理化分类限制标准。细化属地数据分级管理,增加“一带一路”国家数据安全管理准则,设计综合性“充分保护”评估标准,紧密关注数字经济技术发展趋势。(4)营造“一带一路”统一多元的“数字世贸组织”数据安全执法机制。加强沿线国家内部数据保护机构组织建设,形成数据跨境传输多边合作共享的执法机构。     

试论19世纪领土原则下日本钓鱼岛“无主地先占”

作为日本主张钓鱼岛主权的重要起点和依据,“先占”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明清时期发现等象征性行为已足以获得无主地主权,但在19世纪则包括无主地、占领宣告和国家有效管辖条件。然而,日本为实现“先占”目的,无视明清的有效管辖,否认了钓鱼岛有主的事实,捏造了“无主地”谎言。而且它当时所谓的宣告均不具备法律效力,所主张的对钓鱼岛的管辖,也是建立在否定中国的立场上开展的,本身即为非法。根据非法行为不产生权利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日方提出其对钓鱼岛的权利源自19世纪后半期的发现、有效管辖等难以成立。对中国而言,上述历史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是,争取钓鱼岛主权需要积极提升和维持我国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管辖,增强管辖有效性。     

唐宋时期西藏同内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历史考察

(一) 劳动、生息、繁衍在西藏高原上的以藏族为主体的西藏各民族的先民,从远古时代起就和内地有过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迄至唐宋时期,这种联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其契机是唐蕃联姻。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于唐贞观8年(公元634年)首次向唐王朝派遣使臣入朝和求婚,后又于贞观14年再次向唐求婚,并派遣大论薛禄东赞“献黄金五千两,它宝称是,以为聘”。鉴于松赞干布的一片真诚,这次唐太宗答应了将文成公主嫁与之。这不仅是一般     

《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一书获奖

由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樊保良与甘肃省文史馆副馆长水天长主编、并由樊保良主要撰稿的《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一书，是一本论述蒙藏关系和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一个重大事件的学术专著。蒙古汗国皇子阔端与西藏政教势力代表萨班，１２４７年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举行了一次历史性会谈，成功地解决了西藏归属问题，其后元朝政府对西藏行使了有效的行政管辖。从而西藏划入中国版图，以法律的形式正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书深入详细地反映了“凉州会谈”是西藏与祖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记，是关系史上的一大转折。西藏地…     

康雍乾三帝在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他者”形象

康雍乾三朝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清代统治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正值世界舞台上欧洲诸强开始崛起的时代。即便当时的清朝采取"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中西文明依然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交流和碰撞,而当时西方人眼中的康雍乾三帝形象,则是考察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关键。     

宗教空间与世俗政治的交汇:圆明园正觉寺考述

文章将清代档案材料和民国时期的地方志《成府村志》进行参校推证,考察了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内的藏传佛教寺院——正觉寺的陈设、布局和装饰,阐释其宗教内涵,驻庙喇嘛及其佛事活动,并揭示出这座寺庙在处理清廷与蒙藏关系和巩固统一的多族群国家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教坊、南府到升平署--清代宫廷戏曲管理的三个时期

清代戏曲管理分三个时期,即教坊司、南府和升平署。其中教坊司时期在清初,戏曲演出活动不多,戏曲管理极为简单;南府时期则从康熙年间初创至道光七年改制,时间长,又适逢清代戏曲从初步兴旺到极度繁荣的阶段,机构成员众多且来源复杂,声势浩大,为戏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壮大理顺了思路;而升平署时期则始于道光七年改制直至清末,这一时期国家发展呈现颓势,宫廷戏曲发展也呈下滑趋势。从总体上看,南府和升平署这两个机构在清代宫廷戏曲的管理中肩负着宫廷文化内外交流的使命,对清代戏曲的发展起过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田同之诗论与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

清代康熙至乾隆初期,山左诗歌空前繁荣,诗学思想亦相当活跃。田同之于康乾之际神韵说风流云散之时,“笃信谨守,乃在新城王公”,极力维护和鼓吹神韵说。同时,他又受到家学传统的影响和德州乡邦诗风的浸染,十分推重杜甫。各种因素的合力,使他立于沉实与清远两种诗学旨趣的交汇之处。透过他的诗论及其与诗界的前后钩联,可以寻觅到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痕迹。     

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

继两宋以后的词坛再盛始于明万历后期,止于清康熙二十年前后。在此期间,就词的“体格性分”的演进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约自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诗余图谱》《啸余谱·诗余谱》以及其他词谱盛行于词坛,改变了入明后词失“法度”之弊而词学复明,词体体制意识趋向自觉,为词的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约自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词坛开始突破以往唯《草堂》《花间》是从、唯婉约“正声”是尊的单一逼仄的局面,“变调”始行其道,给词坛吹入了一阵清健之风,初步构建了“正”“变”兼尊并举和众体兼备的多元格局;约自顺治末年至康熙二十年前后,这一多元格局得到了充分发展,尤其是各类“变调”得到了发扬光大,形成了强劲的态势,与各类风雅“正声”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呈现出“正”“变”交相辉映的鼎盛景象。     

论纳兰词的兴亡之叹

满族词人纳兰性德的父亲是康熙朝权重一时的宰相 ,他本人是康熙皇帝的一等侍卫 ,可谓生长华阀 ,官居高位 ;而他在词中却流露出浓厚的兴亡之叹。这与他先祖所属叶赫族的兴衰胜败密切相关 ,也和清初词坛怀念旧朝、慨叹兴亡风气影响有关 ,还与李煜词思念故国、感伤兴亡的影响有关。     

试论明末清初中国回回民族文化继承的一个侧面——以《清真教考》为例

明末崇祯年间王岱舆所著《正教真诠》卷首所附《群书集考》的资料系袭自《清真教考》；清康熙年间成书的马注《清真指南》一书抄录了作为《清真教考》序跋的詹应鹏《群书汇辑释疑跋》与张忻《清真教考序》的部分文字；清雍正年间成书的刘智所纂《天方至圣实录》卷十九、二十部分不仅在资料方面有明显承袭《清真教考》之处，其资料编纂的举动本身也受到《清真教考》的影响。明末清初中国回回民族文化继承中一个虽然不甚重要却未受到应有重视的侧面，即在伊斯兰教教外产生的有关伊斯兰教的汉文文献在回族宗教学者中的传承是有其影响和积极意义的，为当时中国回族的文化创新提供资源，这一继承的过程是民族文化自觉与创造的反映，符合一个民族形成之初的上升时期的表现。     

全球视野下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回顾

康乾盛世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也是清代最辉煌的时期,既是研究清史的一把钥匙,也对我们今天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把康乾盛世放在全球视野下进行研究,用世界的眼光看待并研究康乾盛世,这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课题。     

《宋诗钞选》刊刻年代考

《宋诗钞》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选本，其版本现存尚可考知的共有七种。其中清康熙十年（1671年）三余堂藏板的《宋诗钞选》，迄今学界尚无人提及，其刊刻年代，据考证大致应在乾隆以后。     

安代之乡——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喇嘛旗历史变迁

"政教合一"的喇嘛旗是清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畸形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相关文献和蒙古文原始档案,从社会与历史变迁视角阐述了清代蒙古地区设立的七个喇嘛旗之一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喇嘛旗的来源及其"政教合一"的行政体制,尤其是有清一代该旗财政收入和清末民国年间出现的"政教分治"所带来的近代化或世俗社会化进程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