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构架设计及其演进

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构架主要由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治理结构制度以及责任制度等构成.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呈现为农村经济合作联社-农民协会-专业合作组织-股份合作组织四个阶段,传统制度阴影、现有制度缺陷以及制度变迁成本较高成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障碍.促进农村合作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措施有：加大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供给力度、走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道路、营造制度环境并提供政府援助、构建农村＂2＋1＂新模式等.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构架设计与演进

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构架主要由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治理结构制度以及责任制度等构成.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呈现农村经济合作联社-农民协会-专业合作-股份合作四个阶段,传统制度阴影、现有制度缺陷以及制度变迁成本较高成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障碍.促进农村合作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措施有:加大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供给的力度;走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道路;营造制度环境并提供政府援助;以及通过体制创新,构建农村"2+1"新模式;等等.     

乡村精英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

乡村精英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的多元参与主体之一,对组织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主导特征,可以说乡村精英领导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乡村精英的领导能力尤其是信息处理能力、市场经营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资源协调能力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探析

从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内在关系角度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可以发现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制度仍然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供给制度的延续,其特征包括以制度外供给为主、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以及供给主体与收益主体二者利益相分离等。这些特征表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与当前乡村治理模式不能实现有效统一,从而导致了农民负担加重、乡村政府债务危机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失衡等问题。因此,必须积极探讨对乡村治理模式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的对策建议。     

关系资本: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研究的新视阈

贫困乡村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问题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基于现实环境和资源条件,关系资本作为推动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的第五种力量或新的理论范畴被提出.关系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子集,只是当这种个人性资源成为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或工具时,就具有了准公共性特征.一个村庄关系资本的效能激发离不开精英的作用和亲缘关系的桥梁.通过对欠发达地区4省6县20自然村的实证调研发现,关系资本在贫困乡村的义务教育硬件建设和自然性村庄的基本公共物品生产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特殊政策项目支持或融资渠道是关系资本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活动,乡村关系资本就能在被规则限定的范围内体现其价值和张力,以化解贫困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窘境.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乡村治理

社会资本是一个指向社会关系的结构范畴,其镶嵌与自主关系的不同维度、层次的组合产生不同含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跨越国家和市民社会,而国家与市民社会又存在于其中的第三领域。把它作为一种解释范式运用到乡村治理研究中,根据农村自身社会资本镶嵌与自主关系的实际状况,发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农村组织网络,是创建和维护农村社会资本,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殊财产制度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农村出现的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新兴的市场主体,有许多特殊的制度特征。本文主要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资本制度、资产经营管理、分配制度以及财产责任制度等财产制度的特点,在中国农村的现实表现,及其对农村经济问题的价值和意义。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逻辑

社会资本已成为农村扶贫的战略资源,而我国贫困农村却正处于传统社会资本流失、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的中间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利于修复与拓展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扩大农村贫民的人际信任半径,并强化公共治理的制度性和规范性,对农村现代社会资本转型具有推动作用.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功能,基层政府应当在其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滚动式发展等阶段提供扶持,规避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引导其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组织绩效和社会效益.     

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若干思考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组织为何发育不良?本文以农村社会、经济自治组织为例做了探讨.研究表明,经济类和社会类的资源在农村组织中具有相互补充、相互借重的性质,非经营性的社会活动可以凝聚人心,获得社区团结和社会组织成长的社会资本;提升组织的能力,是组织成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由于当下农合组织缺乏权能分开的制度,导致决策和执行缺乏监督.为此,农村合作组织发展政策需做相应调整.     

乡村精英隐退何之故——有关社会学的场域、资本、惯习解释

本文围绕乡村精英和利益间的关系,以20世纪初期乡村社会场域为研究范围,以乡村精英为研究对象,运用场域、资本、惯习来说明乡村精英隐退的原因,即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改变了乡村场域的结构,弱化了场域中原有的资本,使以往乡村精英所获得的惯习在新的场域中再也无法获取利益,致使乡村精英纷纷隐退。     

改革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研究的反思与整合

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指那些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对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农村非正式民间组织”研究、“第三部门”研究四种路径.从理论视角上看,主要有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三种角度.新形势下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复杂性要求学者整合相关的学科视野与理论范式,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有必要尝试从综合性视角来构建一种新的研究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框架.     

中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的经济解释

中国农民目前面临着经营规模过小、社区成员异质性加大和人均人力资源存量少的现实约束,这导致他们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过大,同时由于政府相应的制度供给缺位,使得制度创新缺乏必要的外部支持。这些是中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就是要加大政府有效的制度供给,减少农民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     

社会资本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由于多种原因,使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陷入了困境,如何走出这一困境,使农村发展突破这一瓶颈,成为各方关注的一个热点.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属性又造成了其在公共物品供给上的缺陷.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是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的努力方向.     

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以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建设为中心

改善农村金融和给予农民特别支持,是政府能够确保农民因信贷而进一步依赖和支持政府,而且也是"获得农民长期支持的一种有效手段".20世纪前半期,国民政府为其统治赢得更多合法性和扭转城乡之间资金的非对称性流动,实施了农村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促进了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建设;有效地解决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金融发展中的"拓荒成本"和外部性.但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主体",同时也造成了合作金融制度的"异化".所以,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政府作为不仅体现在要提高"供给引导型"制度变迁的效率,而且还要发挥"需求追随型"进入模式优势;更要注重做好激活、改善农民社会资本的存量,培育和创造农民社会增量,拓展他们发展机会和行动能力.避免跌入所谓的"制度供给陷阱".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动力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振兴具有相互促进、互助共赢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三新”实践中,常出现因缺乏对“三新”思想理解从而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效益不高、发展方向与方式不明确;资本逐利性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出现偏离与异化;经营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合理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致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助力乡村振兴时陷入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系统性引导乡村发展综合性产业,并将产业发展嵌入本地生态与乡土文化,创新经济增长点,倒逼乡村生态、文化价值观念重塑;以“三变”改革促进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成为利益共同体,建立内部化收益、成本、风险保障、考核、监督、激励发展机制,结合乡村非正式制度,有益于乡村产业顺利发展,生产生活有序进行,农民权益得到保障,更稳定、更多地分享收益;搭建与其他组织协作发展平台,实现城乡融合、要素互通,促进产业发展、乡村有效治理。     

社会组织供给农村公共服务:现状评价与政策取向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和谐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日益受到学界和政府关注.但是.农村社会组织受到体制或制度约束.还存在资金匮乏、人才短缺和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农村社会组织服务的层次低、规模小和范围小,农民对农村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满意度不高.为此,需要通过完善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优化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营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与环境和拓展农村社会组织资金来源等政策选择,来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发展,提升农村社会管理与服务.     

社会资本与当今农村社会信任--基于一项调查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资本缺失,社会信任水平下降。为了整合农村社会,促进农民合作,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必须加强农村社区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增加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提高人际信任水平,发展农村社会关系。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乡、村组织变革与创新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谐与繁荣是当前的工作重心。而长期以来,乡村组织在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环节上作用不明显,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一度成为乡村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因此,后税费时期发挥乡村组织在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成为今后乡村发展的根本任务。本文从乡村公共产品的角度,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分析了乡村组织在不同时期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认为须打破传统上我国乡村组织在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监督失衡等方面的弊端,重视乡村组织特别是民间组织的建设,通过构建对乡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够有效制衡的乡村组织,促进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创新。     

社会资本与村庄经济精英地位的获得--湖南大新村的个案研究

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关注一个农村社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精英获得的过程,分析经济精英在地位的获得中所采用的策略、所依赖的资源以及与村庄权力结构变迁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