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

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利益的多元化和多元格局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各级政府决策所面临的新情况。政府政策就是在解决利益予盾和冲突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并发挥其应有功能。而公共政策必须采取公共利益取向才能对社会稳定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一、政府利益及利益团体对公共利益的影响 所谓利益,是指人们对于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处于稀缺状态的客观对象的占有程度。一般可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公共利益辩

公益概念的存在在于公共利益总是与一个社群的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社会价值密切相关,公共利益的法律功能在于立法价值的宣示性和权利(权力)范围的界定性。在价值多元化时代,惟有通过正当程序来确定公共利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方是正义的,公共利益的需要最终必须也只能通过个体权利去获得界定和评估。     

社会公共利益的滥用与保护

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价值基础,也是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的法律标准。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如何判断、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如何界定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公共利益范畴研究

无论是在规范性文件还是在法学理论中,“公共利益”都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之一。公共利益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表现为利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和内容的极端广泛性。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     

基于公共利益模糊性的法理诠释及其反思

私法语境中的公共利益条款赋予政府征收、征用集体土地、拆迁城市房屋的权限,但由于该条款高度抽象而易生歧义.结合我国实际,立法机构应当出台有关公共利益的专门立法,采用概括、列举、反面排除等方法来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     

公共利益的法学解读

在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学者视野中,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谈论中,都非常关注公共利益的问题.公共利益是人类群体生活的规范目标,但公共利益的特征决定了它的实现不是自发的,有赖有关机关的界定和运用.同时,公共利益又是一个使用频繁的法律概念,其作用和意义在不同的法律中不完全相同,其内涵的不确定性给人们在实践中准确把握其范围带来了困难.国内外学者对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讨论,揭示了公共利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这一基本含义和内容的不确定性这一基本特征,并为合理界定公共利益指明了方向.在当代中国,公共利益在法律中的形成和界定,更多地应发挥立法机关的作用.     

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均衡——以新冠肺炎防控的强制管理为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初集中爆发。由于疫情防控需要,我国以政府和医疗机构为主体行使的强制管理权对公民有关自由权和个人信息权等个人权利进行了限制。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强制管理权的扩张是必须和正当的。但强制管理权的扩张必然导致公民个人权利受侵害的风险加大,因此,疫情期间个人正当权利的保护不容忽视。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发生冲突时,要在公共利益优先的前提下注重个人正当权利的保护,这就需要通过要求强制管理依法灵活行使、以及加强救济的方式对强制管理行为予以规范与制衡。     

论教育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

公共政策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利益的分配形式,作为公共政策中的教育政策必然应保持其公共利益取向.由于政策内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教育需求的多样性和作为教育政策主体的政府的自利性,容易导致教育政策中公共利益的异化.为此必须完善涉及教育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建立和完善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公平的教育利益补偿救济机制,建立严格的政府责任机制.     

美国广播电视体制的反思与中国启示——基于公共利益与体制变迁的视角

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美国传媒业遭受重创,广播电视亦未能幸免。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金融危机以及新媒体的冲击都只是传媒业危机的外因,公共服务职能的削弱才是根源。对美国广播电视业而言,《1927年广播法》所奠定的广播频谱资源公有、委托私人运营的公众委托模式就埋下了危机的根源。在该模式下,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博弈始终伴随着整个美国广播电视业,因而适度、有效的政府规制就成为公共利益的生命线。一旦规制放松,公共利益不可避免为商业利益所侵蚀,这正是美国广播电视体制的困境之所在。从本质上讲,问题的根源在于广播电视频谱资源的所有权(公共所有)与使用权(私人运营)的分离。从公共利益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美国广播电视的困境进行反思,并重点探讨其可能给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带来的借鉴,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法理视野中公共利益之边界

公共利益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于没有明确的立法界定及其界定程序,在现实中引发了一系列带有普遍说明性的社会矛盾乃至冲突。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应该从受益主体和利益内容两方面人手进行分析,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非营利性、发展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共同利益有一定的区别。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公益诉讼保护路径优化

生物识别信息作为敏感的个人信息,深度体现个人的生理和行为特征。数字时代下,个人信息保护与经济价值产出之间产生对立,同时个人信息权益逐渐由个体私益向社会公益交织演变,构建优化多维的公益诉讼保护路径、维护个人基本权利符合发展要义。坚持行政公益诉讼为主,发挥行政机关守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第一顺位作用,民事公益诉讼为辅,拓宽多元主体参与守护公共利益通道,创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发挥传统检察优势力量与新时期救济手段相结合,完善公益诉讼救济内涵路径、增设惩罚性规则等体制机制,符合我国司法信息保护能动治理之路。     

城乡规划领域公共利益及其调适

公共利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具有概括性、历史性、不确定性、分层次性等特征。判定城乡规划领域的公共利益应遵循符合与城乡规划有关的法律确定的目的及原则、公共受益性原则、不违反上位公共利益的原则、符合实际需要等原则。在编制和实施城乡规划过程中,涉及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事项、涉及对生产要素的调配或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的事项、涉及国防建设或防洪抗灾设施的事项、涉及保护生态环境或保护与利用自然资源的事项、涉及城乡公共设施的事项、涉及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事项以及其他涉及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事项,应当认定为城乡规划领域的公共利益。     

实践理性：公共利益界定的方法论选择

公共利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法学范畴,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种哭涉人的行为的实践活动,是界定主体在一定原则下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而实践理性提供了检验正义的合理性标准。     

论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

我国现行的诉讼立法和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都将适格原告的范围限定于直接利害关系人,这种限定难以有效解决现实中不断涌现的新型群体性纠纷,需要对适格原告的范围进行必要的扩张.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的扩张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和强烈的现实需求,可以赋予检察机关、相关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在特定务件下作为适格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     

论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环境的公共性和检察权的公益性决定了检察机关有义务介入环境公益诉讼。关于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只以一种身份出现的观点是片面的,环境公益诉讼的多样性决定了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地位的多样性。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恰当角色是,根据案件的类型不同,分别以支持起诉人身份、准原告人身份、公益代表人身份出现,角色混乱将会造成事与愿违的效果。     

公司环境责任担当与公益诉讼

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问题是主张公司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现实依据。通过康菲事件,不难发现．传统的以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为宗旨的私益诉讼,只是使得污染公司承担了一部分外部性,这样不利于遏制其污染环境的行为。在对《公司法》第五条作扩大性解释的基础上,引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可以使公司对环境造成的外部性内化,使其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更好地督促公司履行环境责任。     

公益物品、私益物品的均衡及其影响

社会产品可以分为公益物品和私益物品。这两种物品的供给是互为条件的,只有均衡提供,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过分重视私益物品的生产而忽视公益物品的供给,不仅妨碍私益物品的生产,也将影响社会公正和社会团结。促进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的均衡发展,是整个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的保证。     

麦金泰尔的权利理论

以罗尔斯、诺齐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权利基础论,把个人权利作为政治哲学的唯一基础.社群主义者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认为权利基础论是错误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个人权利没有现实性;个人是社群的成员,个人权利不能自发地实现,只有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使个人权利得到充分实现.     

信访的困境与出路

信访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其所处的困境一直困扰着学界和实务界.信访是信访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具体制度的设置偏离了权利保障的轨道,模糊了信访行为的合法性,致使信访在实践中陷入困境.以权利保障为宗旨定位信访制度,是信访脱困的可能且可行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