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培养问题研究述评及发展趋势探讨

以村、村干部及村干部培养的概念界定为着眼点,分别从村干部胜任能力培养、村干部职能意识培养、村干部激励约束机制、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村干部培养等四个方面对近年来村干部培养问题研究进行述评。研究认为,村干部培养是一项动态的系统工程,对村干部培养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长期多变、与时俱进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深入认识新时期村干部的新问题和新职能,系统研究村干部的培养机制和培养模式,逐步完善村干部的激励和保障约束机制,进一步加大调查研究和计量分析程度。     

欠发达地区干部驻村存在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省、市、县三级政府派出大批干部或抽调大学生下乡驻村。驻村干部总的来说工作成效显著,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究其原因:驻村干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乡镇政权控制性倾向导致乡镇驻村干部与村干部陷入两难境地、驻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不高。解决驻村干部工作的对策:培养好村干部,为村里自身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在上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同时要紧密团结驻地干部群众;驻村干部在把握好工作重点的同时要抓好全局工作;切实提高村干部的办事能力和责任水平等。     

村干部领导能力的观察与思考——以温州地区村干部为例

村干部领导能力直接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到党在农村执政地位的巩固。大多数村干部勇于开拓进取,能在农村建设中发挥领导核心和骨干作用,带领农民群众致富奔小康,得到群众拥护,但也有部分村干部求稳求和、碌碌无为,甚至蛮横无理、不务正业,不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干部的领导能力与学历、经验以及知识积累等自身素质紧密相关,同时也离不开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多数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会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递减。村财力、干部管理制度等环境影响村干部领导能力的发挥。需要畅通村干部选拔渠道,严把干部进口关,从起点上保证干部质量;设计有利于村干部持续有效发挥领导能力的松紧适度的制度,用制度管理村干部,为村干部营造良好的工作空间;贴近村干部需求加强后续培训,创新培训方式方法,提高村干部领导能力;健全劳有所获、退有所养的岗位保障机制,消除村干部后顾之忧,激发村干部努力工作的内在动力。     

论欠发达地区的村干部队伍建设

村干部是建设新农村各项事业的直接领导力量和带头人,高素质和高水平的村干部队伍就能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欠发达地区的村干部由于先天不足和后天管理不到位,致使村干部的素质、能力和水平不高.所以务必创新机制,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主要是创新村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村干部培训机制、村干部监督机制、村干部处罚机制、村干部激励机制.     

乡村治理进程中村干部腐败的成因及防治对策

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随着其权力资源的增加,部分村干部的腐败问题逐渐凸显。结合村干部腐败的主要特征,从职责发挥冲突、相关法律缺位、职位权力与监管机制匹配程度低、村民民主监督流于形式、村干部自身内部短板等方面对村干部腐败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提出应从完善村干部激励机制、加强村干部教育引导工作、健全相应的法律规范、完善上级监管机制、积极发挥村集体内部监督力量的作用等方面防治村干部腐败。     

政治引领: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力机制探析——基于陕西扶风X村村干部职业化实践的考察

既有研究难以对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实践背后的动力机制问题做出有效解释。基于陕西扶风X村村干部职业化实践的调研表明：“治理事务”和“治理资源”是内在决定基层组织形态和村干部角色的两大基础性变量。研究发现：以X村为代表的中西部留守型农村，村庄内生性治理事务有限，且村庄集体经济空壳化明显，不具备村干部职业化的内生需求和经济基础。近年来，随着治理任务密集下沉，村级治理事务密集且频发，对村干部职业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加之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多，部分地区具备了支付村干部职业化所产生的组织成本的经济能力，走向了村干部职业化道路。但当中“政治引领”特征突出，这与中西部绝大多数普通农村村庄基础并不匹配，因此村干部职业化并非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干部的胜任力模型构建与应用——来自广东、广西、云南三省423个样本的分析

根据胜任力相关理论,结合村干部的职位特征和调研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村干部鉴别性胜任力5大维度34个指标分别是:执行能力、一般能力、工作态度、个性特质和经历与经验,以及工作绩效3大维度19个指标分别是社会绩效、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基于423个样本数据测评现阶段村干部胜任力水平的实际差距,采用回归分析检验村干部鉴别性胜任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村干部的工作态度和个性品质每提高1%,社会绩效可分别提升0.210%和0.325%;经历经验与执行能力每提高1%,经济绩效可分别提升0.151%和0.131%;一般能力每提高1%,政治绩效提升0.180%,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拨款情况对村干部工作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从村干部的甄选、考核和培训等方面提出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创业承诺：村级民主管理的新机制——浙江省金华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浙江省金华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实践的调查,发现以“先定事、后选人、再践诺”为主要内容的村干部创业制度,把创业承诺贯穿于干部选拨、考核和管理的全过程,显现了重要的创新意义：1．初步构建了村干部创业的制度体系;2．推动了村民自治的民主创新;3．重构了村庄治理的组织结构;4．创新了村干部创业监督机制。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提出了完善村干部创业承诺制的一些对策建议。     

村干部权力竞争解释模型之比较——兼述村干部权力的成就型竞争

村干部权力竞争是学术界关心的重要议题。以往对村干部的权力竞争有三种解释模型:家族模型将村干部的权力竞争视为家族间利益冲突的反映;政治模型认为它是政治运动推动的结果;个人模型认为其起源于村干部的利己行为。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资料指出,村干部的成就动机和某些县乡干部的不负责任的政绩追求是造成村干部间冲突的重要原因。本文还对几种解释模型进行了比较。     

以情动人：干部驻村制度有效落地的全过程透视

干部驻村是一种具有鲜明情感属性的制度安排,其有效性最终指向于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基于华北L村的田野调查,并尝试搭建“以情动人”的分析框架,可以将干部驻村制度有效落地的全过程分成缘情入里和情感动员两个前后相承的阶段。缘情入里沿着差序性的村治权力格局逐步推展,其以驻村干部获得村支书的情感支持为开端,而后依次与村庄骨干、普通村民建立起情感关联,调和了外来制度与内生情感秩序的差异。情感动员则指向于破解村庄遭遇的治理难题,其从驻村干部、村支书、村庄骨干达成情感共识起步,再调动普通村民的主体性与参与感,重新把村庄凝聚为具有浓厚情感气息的有机体。以情动人凸显出情感之于乡村治理实践和干部驻村制度的关键意义,对于乡村振兴中加强乡村治理及提升驻村干部治理能力也有启示价值。     

对山西省平遥县宁固镇芦村治安状况的剖析

山西省平遥县宁固镇芦村主要存在鸽子丢失和村集体树木被砍伐等治安问题。建议采取如下对策;加强对村民的集体主义教育,强化乡村两级干部的责任心,促进农村民主和法制建设,加速农村经济发展。     

新型村官培育问题的思考——基于对陕西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村官培训问卷调查的分析

以陕西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村官（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调查数据为基础,对现阶段村官素质以及对其培训后的效果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并提出培育新型村官的有效措施：更新观念,提高认识,促进农村工作健康有序发展;调整和优化村级干部结构,促进农村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健全和完善培训机制,增强培训效果;实行村官任期制,适时调整和交流,增强领导班子的整体功能。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干部角色冲突与调适

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会出现冲突的情况,如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与角色外冲突。角色内冲突基于村民社会分化以及村干部理想与现实角色的差异,角色间冲突基于村干部的多种代理人身份的张力、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的分歧,角色外冲突基于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界定以及村庄政治的竞争性格局等。经过对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角色冲突类型及冲突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从三个层面来缓解角色冲突的调适策略：即要在社会与政策层面、村庄层面和村干部层面开展具体的行动,采取具体的措施,如此才能让土地流转规范有序,乡村治理有序转型。     

大学生“村官”计划：农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战略举措

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优化了村级干部队伍结构，提高了村干部的整体素质；促进了所在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推进了新农村建设步伐；开辟了选拔培养干部的新途径；储备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所需要的管理人才。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保证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长效机制。     

抓基层 打基础 切实加强村级班子建设

地处北仑区、开发区、保税区中心的新矸镇，注重村级班子建设。几年来，坚持选苗子、育尖子、抓班子、建机制的工作方针，为农村奔小康闯出了新路。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村庄社会发展导向日益强烈,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村治主体发生了新一轮的精英更替,能人治村广泛兴起。调研发现,能人治村是基层政权在强发展导向和发展诉求与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后税费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治村和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同的是,能人治村具有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定位村庄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和规范村治主体的行为。     

改进“大学生村官”管理制度的调查

选聘高等学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对于改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培养新农村建设骨干力量,推进新形势下农村的改革发展,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具有重大意义。针对“大学生村官”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存在的问题,完善“大学生村官”能够“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长效机制,是推进这项工作的关键。要在坚持现有政策措施的基础上,重点从新农村建设和高素质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培养的角度,完善重心在基层的人才培养、人才流动和创业机制,形成有利于“大学生村官”成长成才的制度环境。     

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变迁实证分析

本文在村干部职务行为分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农村调查，实证分析了村干部在免税前后的职务行为变迁，认为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在免税后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后税费时代，村干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为村民服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