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延寿任西域使职年代考——兼及冯嫽在册封乌孙两昆弥事件中的活动

本文运用《汉书·西域传》及目前所见悬泉汉简中的有关史料,对《汉书·甘延寿传》进行补充和考证,得出结论:甘延寿曾于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以副使的身份,协助使者冯嫽完成了册封乌孙大小昆弥的任务;又于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夏秋之际至竟宁元年(前33)初任西域都护,并与副校尉陈汤一起诛杀了郅支单于.     

西汉起始年代考辨——兼论楚汉分界问题并问师中国汉史

关于西汉的起始年代,古有定论,不成问题,但目前国内通行的教科书、工具书一般认为西汉元年即公元前206年。然而上述说法都属错误,汉元年并非西汉元年。楚汉分王是西楚立朝的客观证据。以秦接汉或以汉接秦的做法是错误的。     

试论西汉长沙国对湖南地区的开发

西汉长沙国建于高祖五年（前２０２年）,废于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９年）,其疆域主要在今湖南地区。 高祖五年,“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１］,始建长沙国。吴氏传五代,历４６年,至文帝后元七年（前１５７年）以无嗣国除。景帝二年（前１５５年）,封庶子发为长沙王,复置长沙国。刘氏七代八传,历１６４年（其中绝嗣２年）,至新莽始建国元年废。长沙国与西汉王朝同始终,是西汉历史上重要的诸侯国之一。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资料对长沙国的记载很少,因此,对长沙国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更多地依据考古资料。自１９５１年长沙发…     

西汉与匈奴和亲的三个阶段

如何认识西汉与匈奴的和亲?学术界看法不一。崔明德在《西汉与匈奴·乌孙的和亲》(刊子《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西汉与匈奴的全部和亲,认为汉匈和亲应分三个阶段:(1)西汉前期与匈奴的和亲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西汉出于主动,匈奴处于被动,而“白登之围”成了汉匈和亲的契机。这一时期的和亲是当时的必然趋势。(2)     

乌孙及其与西汉王朝的关系

乌孙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公元前2——1世纪兴起于我国的西北部。其事迹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及后《汉书·西域传》列有“乌孙国”专条。它原先游牧于祁连、敦煌之间(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一个以狼为图腾①的部落。《史记·大宛列传》载它的早期事迹说: “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生(而)弃于野,乌(鸦)衔肉飞其上,狼往乳之。”在难兜靡为首领时,因被邻近的(即与乌孙共同游牧于祁连、敦煌之间的)月氏族进攻,难兜靡被杀,牧地被侵占,部落四散,人民逃往匈奴,难兜靡之子猎骄靡(即昆莫)刚刚诞生,他的傅父布就翕侯(布就是名,翕侯是官号)抱他逃至匈奴,为单于所     

西汉时期三种不同性质的和亲

从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起,西汉王朝与外族或国内少数部族的首领联姻,从此“和亲”一词便出现于我国的史书。《汉书》云“和亲之论,发于刘敬”①,就是指此而言。对于西汉的和亲政策,历代的史家和文人议论纷纭,但对这一政策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却缺乏应有的中肯的分析。他们往往把西汉初年对匈奴的和亲与西汉中叶对乌孙的和亲以及西汉末叶对已经降汉的匈奴和亲等量齐观。我们认为这是不甚妥当的。当代的一些历史学家也把汉元帝时期的昭君出塞和汉初对匈奴的和亲不加区别。如翦伯赞先生在1961年     

敦煌藏经洞遗书的特点

梁粱在1986年第二期《敦煌研究》发表文章认为,作为敦煌学研究的主要材料之一的敦煌遗书,有如下特点: 一、数量大。据不完全统计,总数达四万五千多件流散在国内外的有相当一部分现今无法查清。其中佛教经典最多,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二、时间长。敦煌遗书纪年最早的是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公元256     

乌孙的西迁、扩散和消失

公元前179~前178年,乌孙国被月氏攻灭,其残部在匈奴的关照下得到恢复和发展。公元前138年左右,乌孙举族西迁至伊犁河谷周围重新建国,此后其余部又向南方的葱岭(帕米尔高原)内外扩散。公元5世纪初,乌孙又举族南迁至葱岭中,不久其国即告消失。哈萨克族的族源不是汉朝的乌孙。     

辽太祖尊号谥号考辨

《辽史》是在辽王朝灭亡二百多年之后撰写的。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散失,撰写时缺乏认真核对,因而成书后讹误甚多。明显者如国号更改失载,年号误记等等,比比皆是。本文试图根据近年出土的考古材料,对《辽史》中关于辽太祖尊号谥号的记载,进行一点订正。据《辽史》记载,太祖生前群臣所上尊号有二:一为公元九○七年的“天皇帝”,二为公元九一六年(神册元年)的“大圣大明天皇帝”。其死后谥号有三:一为公元九二六年(天显元年)所上的“升天皇帝”,二为公元一○○八年(统和二十六年)进谥的“大圣大明天皇帝”,三为公元一○五五年(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加谥的“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辽太祖生前于公元九一六年群臣所上     

论新莽时期的汉匈关系

王莽在篡位前后,对匈奴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害两族关系的政策和行为,严重地损坏了汉匈两族间的友好关系,下面本文将把这一时期的汉匈关系作为重点进行论述,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大方。 一、西汉末年,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西汉皇朝内部也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势态。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12年),王莽出任大司马之职,开始了篡夺皇位的准备活动。在此后的几年中,王莽通过杀子、献国、素食等手段沽名钓誉,收买人心,又通过诬陷贤良,排斥异己接近最高权力,取得了“权与人主侔矣”的地位。 在进行篡夺皇位的舆论工作中,王莽并未忘记利用汉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大作文章。在西汉王朝周边各民族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最能对西汉王朝构成威胁的当首推号称     

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

本文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论述了西汉时期汉人进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对屯戍士卒的 构成,吏卒更代制度,汉人留居情况,以及西域汉人的郡望,做了全面探察。     

宣帝弊政及对西汉后期政局的影响

汉宣帝是西汉中期颇有作为的君主,由于他治国有方,汉朝国力在其统治期间呈现持续恢复与发展势头。但受特殊身世及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在他统治期间,也出现了乞灵鬼神、任用宦官外戚、诛杀功臣贤臣、奢侈享乐等诸多弊政。这些弊政在经济上耗费了国家大量财富,在思想上使国家对舆论的主导权日渐丧失,在政治上导致官风由进取转向保守和外戚宦官专权,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汉代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     

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

西汉初年,儒家的总体趋势是为汉代大一统政权服务,也体现一定的抗争精神:发挥天下为公观念以批评皇位传子的事实,宣扬汤武革命的合理性以警告统治者。西汉中期,这一抗争精神有了新的发展:从哲学上对皇权作出限制和对统治者提出禅让的要求。西汉后期,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公观念为依据,发挥天命无常的思想,对皇权提出猛烈的批评和严重的警告。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汉代西域译长

张骞凿空使汉朝与西域诸国开始了正式的交往,鉴于西域复杂的语言环境以及双方日益频繁往来的需要,汉朝在西域各国设置了类似中央的翻译官职———译长。这一职官在西域都护所属的绝大多数西域城邦中都设有,职位虽不高,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考辨

《汉书》记载西汉中垒校尉拥有“外掌西域”职权,后世学者对此却提出了质疑,有学者指出“西域”当为“西城”或“四城(门)”之误。但详查史书,未能见到证明中垒校尉掌“西城”或“四城(门)”的确凿史料。随着近些年西汉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班固关于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记载得到了证实。     

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

本文探讨了两汉时期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问题。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始二年(2年)操作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导致以后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论证和复原了西汉曾经在西域实施过“去二名”措施以及东汉继续在西域推行汉式名字的史实;讨论了有关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或姓名的模式问题;探讨了来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在西域的植入和生根的轨迹。     

汉简所见西汉优抚措施

西汉的优抚措施建立在军功爵制基础上,面向全体官兵;在论功行赏的原则下,对现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抚,主要包括在给立功将士的赏赐中。政府礼葬死亡将士,抚恤其家属。戍边军人家属受到优待,有可靠充足的生活保障。西汉军功爵制有严格的等级界限,优抚措施也体现出显著的等级差别,反映了西汉社会的等级性特征。     

两汉经学、皇权与史学关系刍论

两汉儒学表现为经学。经学与两汉的专制皇权紧密结合，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其原因是由于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不断加深所致；其手段是皇权控制史学的外部条件，经学控制史家的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皇权与经学对史学的控制使史学日益成为经学的附庸。     

西汉时期西部开发述论

西汉时期基本上具备了开发地方经济的条件,成为历史上中国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西汉“弛山泽之禁”、“如粟拜爵”、屯田林垦等政策的引导下,促成了地方开发、诸侯开发、商人豪强开发等多种形式。开发的成效显著,培育出了经济中心、调整了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但也造成了西部自然资源的巨大耗费和导致灾害频繁等不利影响。     

贾谊和西汉政治、经济

贾谊提出众建诸侯的建议为文帝所采纳,并对后来晁错和主父偃很有启发。消除边患是贾谊治国方略之一。对于匈奴侵扰,文帝和景帝采取和、战结合,武帝则是先和后战,不同做法与贾谊方案是一致的。重视经济是贾谊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这样思想主张得到实行,文景之治带来经济的发展。武帝时币制改革,事实上也是贾谊思想在政策方面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