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区分假借和通假的必要性

假借和通假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第一 ,假借是汉字发展的重要阶段 ,通假则是一种不规范的用字现象 ;第二 ,假借字和通假字产生的原因不同 ;第三 ,假借字的本字和通假字的本字不是同一范畴 ;第四 ,假借字与本字和通假字与本字的关系不同 ;第五 ,阅读古籍过程中 ,假借字不会造成障碍 ,通假字则会造成极大障碍。因此 ,我们必须明确假借和通假所指的内涵和外延 ,区分二者     

本字的标准:评刘又辛先生的"制字之本意"说

假借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本字标准:本形本义标准以本义之字为本字,古通用标准以常见通用之字为本字.本字标准与假借考释的目的密切相关,前者以疏理文字形义关系为己任,后者注重古书的字词训诂.本形本义标准的提出,冲破了传统训诂学的束缚,确立了假借研究在现代科学中的应有地位,是假借研究的一大进步.     

汉字考释必须兼顾字的本体认知和字用规律——从"臧"字说起

"臧"有奴隶、褒奖、隐匿三个字义系统,三个字义系统各有本字,分别为臧、■、匨,因同音而互相假借。其中,臧字最有生命力:既是臧获本字,又借作臧否字,还借作匨匿字。借字借义行,而■否、匨匿本字废。通过对"臧"系字的观察,我们可以认识到:考释一个汉字,既要进行本体认知,又要注意字用规律,否则就不能全面认识这个字。     

试论《诗毛氏传疏》之通假

陈氏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研究《毛传》,全面发明了《毛传》中的通假。有以下两种情况:其一,陈奂总结出毛氏解释通假字的两种方式:用正字解释假借字和直接用正字之义解释假借字。笔者又将第二种情况详细分为三类:《毛诗》中本字借字共存且同训;《毛诗》中本字借字共存但不同训;《毛诗》中只有借字没有用正字者。其二,笔者将《诗毛氏传疏》中其他通假内容概括为:发明《毛传》用假借字解释字义;补充发明《毛传》未注明的通假;发明《毛诗》中二字互通和一字数通的现象。     

汉字字际关系论略

从理论模型建构的角度来看,记录一个词的不同汉字可分为本字和借字两类。字际关系可能产生于本字范畴内、借字范畴内以及两个范畴相交叉的汉字。同构形系统内的字际关系主要有异体字、同音借用字、分化字三种类型,而同一组字可以归入不同的字际关系类型中。     

朱珔《说文假借义证》假借研究

清代学者朱珔所撰《说文假借义证》是探讨假借问题的文字学专书,在清代六书学研究中有重要地位。以《义证》为研究对象,结合朱之垿所补充《凡例》,对书中假借术语如“通借”“省借”“转借”“异体假借”“形近假借”“不定谁借”“互借”“通用”“两借、连借”等进行分析,以此推断朱氏所用术语的内涵。在假借观上,朱氏确立“以义正字”的假借原则,强调“义证”的作用;认为假借是用字之法,必有本字;从理论上提出了“非必假借”的分析,匡定假借字的范围;但在某些假借问题上,将假借与引申混为一谈。     

假借和通假研究综论

许慎的假借指"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一种文字借用现象;后来,文献中文字分化、书写时同音替代等现象都用假借来称说;到清代后期,小学家将假借分为有本字的假借和无本字的假借两类,为了区别将后一类称为通假。事实上,假借和通假是本质不同的两种语言现象,假借指借用一个字去记录与其本用没有任何联系的另一个词,通过形体的借用扩大了原字的功能,是字用范畴的概念;通假指读音相同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互相借用的一种现象,是字际关系范畴的概念。早期人们将文字所记录的意义从结构上划分为本义、假借义,后来逐渐从假借义中区分出引申义,从而构成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三分的格局。     

通假问题之我见

△通假,假者,借也。通假,是古代汉语中常见的现象,假借一同音(或音近)之字,表示与之本无甚并联之另一字之义。换句话说,由字音作媒介,使两个字在原义上沟通起来,由借音而借义,通假字是本字的“代用品”。△既有“本有其字”的通假,又有“本无其字”的通假。前者是正体,后者是变格。不用本字而用通假字,事情发生在同一历史平面上。“本无其字”的通假,是先假借古字,后造其表本义之本     

通假探微

有本字的假借一般统称为通假,但是若深入到通假字的内部研究,所谓的借字与被借字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试图探讨这个问题。 先秦经典通假很多,本文一般以汉代毛亨所传之《诗》中的通假字为例来说明问题。由于汉代以前人们习惯于通假字的使用,所以毛亨传诗还无破字之例,其训释条例一般是“某,某也”,其中被训字与训字的关系比较复杂,有一部分是以本字(或通行字)为训,但汉代以后,特别是许慎《说文解字》问世以后,人们逐渐有了正字的观念,使用通假字的现象逐     

“蚤”是本有其字的假借吗

传统的观点认为,“蚤”是本有其字的假借,它的本字“早”产生于“蚤”之前。近十几年提出的观点认为,“早”产生于“蚤”之后,“蚤”是本无其字的假借。作者经过研究认为,“蚤”仅仅是个有本字的假借字,至于它的本字产生先后并不能确切地断定。     

东巴文假借现象初探

假借是文字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它处于文字由以形表义到以音表义的过渡阶段。文章以纳西东巴文假借字为例,对其数量、特点及发展趋势作出了具体研究,认为东巴文中假借字与被借字的关系已经逐步稳定下来,出现了固定地借用某字的倾向。东巴文假借字大致沿着两个发展方向,一是成为形声字,二是发展成为表音文字。     

简帛文献中异文别字的同源相通研究

简帛文献中的异文别字除异体字外,学术界一般通称“通假字”或“古音通假”。这些“通假字”里有一些异文别字是同源词(字)。这些异文别字是因同源而相通。同源词可以是同义词,但更多的是近义词。这样的异文别字相通(同源相通)才有分别词义的意义。     

《说文解字》人体义域形声字本义与源义关系举隅

文章选取《说文》中6个表示人体名称的形声字,从该字的源义素是声符字的本义和源义、引申义和假借义三个方面,通过声符系联,得出各个字本义与源义之间的关系,力图为科学汉语字源学的建立提供经过系统整理的文献材料和论证阐释的途径。     

《说文解字》头部名称形声字本义与源义关系举隅

文章选取《说文》中6个表示头部名称的形声字,从该字的源义素是声符字的本义和源义、引申义和假借义三个方面,通过声符系联,得出各个字本义与源义之间的关系,力图为科学汉语字源学的建立提供经过系统整理的文献材料和论证阐释的途径。     

湘西苗族民间苗文造字体系

1956年,政府为湘西苗族创制出了一套通用的拉丁字母苗文。这之前,湘西苗族没有一套通用的苗文,但在民间,曾经创制过汉字苗文、古丈苗文、板塘苗文、老寨苗文和速写苗文共5种用于书写湘西苗语的民间文字。其中汉字苗文、古丈苗文、板塘苗文和老寨苗文四种属于汉字式文字,速写苗文属于汉字式字母文字,它们各在一定的地域和范围内运用。构形上4种汉字式文字以方块汉字为基本构形,互相之间有同有异;速写苗文属仿汉语拼音注音符号创造的一套符号,而非方块汉字。造字方法主要有假借、形声、会意、类推和注音法。     

形声字孳乳演变进程中的转注因素

结合六书之间的相互联系,对照汉字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深入考察形声字孳乳演变进程中的转注因 素。推断转注和假借现象的大量出现,是为解决表意造字法局限所作的尝试,进一步促进了汉字的规范化。     

汉字两书论

将传统“六书”的构造方式进一步概括为“表意”和“假借”两种功能性手段。根据符号学的观点,文字的表达语言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动机性方式,如表意的汉字,其形体含有对汉语单位的解释理据;二是拼音文字,其形体和语言单位之间是任意结合的关系。而就动机性汉字系统内部而言,又包含了这两种表达方式:“表意”代表动机性方式,“假借”代表任意性方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汉字的“两书”。两书论是对传统汉字“六书”理论的进一步概括,其主要目的是要解释汉字深层结构中的二元表达机制及其普遍的符号学价值,以实现汉字符号学与世界符号学的通约和平等交流。     

汉字发展过程中的调整与完善

汉字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与完善,汉字的分化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调整手段。一方面有同形字的分化,另一方面也有因词义引申和汉字假借等引起的分化。这种分化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的,发现并研究这种规律,对于我们认识汉字历史、指导汉字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     

论徐锴对词义引申的贡献

徐锴对词义引申所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理性认识方面,承继许慎“六书”说,依据本义和借义的关系对假借造字进行分类,启发清代小学家进一步界定假借和引申概念,理顺二者关系;训诂实践方面,在《说文解字系传》“通释”篇中,有意识地申明大量字词的引申义,并对引申的基本途径有所认识,从而启迪后世学者深入探索,最终使引申成为词义运动的重要理论。     

刘又辛文字训诂研究

刘又辛在文字训诂研究中,对汉字发展、汉字假借、同源词、异体字等方面提出了新见解,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