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养狗业及狗在商代的用途

商代的养狗是商代家畜饲养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狗在商代称犬。1969年至1977年在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墓中、就有339座墓中有狗殉葬。据统计,卜辞中用狗进行各种祭祀活动的记载大约有二百余条。商代的方国中,有以犬为名的。狗在当时不仅有专门的“(宀犬)”,而且有“犬侯”、“犬中”、“多犬”,“犬”一类的官员负责其饲养、驯练活动。就是在殷正百辟中也有养狗戏狗之风。在商代,狗肉与马、牛、羊豕、等肉比较是属于上品。仅从甲骨文中的“献”字看,我国商代对狗肉的制作、除了烤作以外、起码还有蒸、煮等做法。     

我国古代的养马业

我国古代的养马业宋涛我国的养马业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就开始了，山东城子崖和大汶口等许多同时期的遗址中都发现有马的骨骼．根据遗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陶制家畜的比较，马在当时饲养的数量比较少．在记载夏代物候的《夏小正》中，有公马去势（称为“攻驹”），草场的分配（...     

贺兰山地名新释

释文诸说贺兰山地名释文,最早见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该书卷四“灵州·保静县”条载:“贺兰山,在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马交)马,北方呼(马交)为贺兰,故名。”即远眺峻山之色彩,犹如“(马交)马”,北方民族语称“(马交)”为“贺兰”,于是得名。自此许多史籍在解释贺兰山地名时,多采用此说。当今出版的一些辞书中仍沿用李吉甫之“(马交)马”说。如1931年商务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     

近体诗的词语锤炼及其艺术个性

能使人如视其状 ,如触其物 ,如临其境 ,取得最佳的绘景摹状的表达效果。例如王维《观猎》 :草枯鹰眼疾 ,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 ,还归细柳营。“枯”、“尽”用字准确、形象。正因为草枯、雪尽 ,所以才马蹄轻 ,鹰眼疾。“疾”、“轻”状猎骑迅速跟踪而至。又如杜甫的《登高》 ,诗人选取了六件有代表性的具体事物 :风、天、猿啸、渚、沙、鸟飞 ,每种景物用一形容词来形容 (末一字除外 ,是动词 ) :急、高、哀、清、白、回。秋季风劲 ,且站在高处 ,故觉风“急” ;秋季天高气爽 ,故显得格外高 ;夔州一带多猿 ,啼声凄切 ,所以诗人用一“哀”字写…     

明清时期安徽的雕版印刷工艺

安徽地区原是我国最早日雕版印刷中心之一。远在唐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冯宿奏禁版印历日的奏章中就有:“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准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全唐书》卷六二四)。《旧唐书》卷十七《文宗纪》里有类似的记载,这就证明冯宿的主张已为当时的行政部门所采纳而见诸实施。原来颁布历日是封建时代皇帝的特权。从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重新改换一次“正朔”,就可以知道这件事在当时的重要性了。冯宿为维护当时封建统治的威信起见,他到四川上任后第一件事就奏禁民间私印历日。冯宿奏章中指出当时民间用     

鄂尔多斯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考察

一 古老的黄河,是哺育中华民族的母亲。位于黄河中上游的鄂尔多斯地区,正处于黄河三面环绕的一曲之处。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众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早在商周时期,生活在鄂尔多斯和山西、陕西北部的游牧部落有土方、吉方,鬼方和(犭严)狁等。神话传说与考古资料都说明,这些北方民族的祖先,在当时就与中原华夏族有过接触和联系。到了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大小王朝与鄂尔多斯各游牧民族的联系更为密切。公元前636年,晋国的势力进入戎狄所居的“訚洛之间”,也就是鄂尔多斯东南无定河一带。诸侯列国间的兼并和扩张,却导致了华夏与戎狄的杂居融合。春秋至战国时,林胡及楼烦移至鄂尔多斯地区。匈奴在战国时代出现的时候,它的主要活动区域就是河套及阴山一带,其政治中心头曼城位于鄂尔多斯北部今五原县境内。直到汉未的漫长时间里,鄂尔多斯地区是古代匈奴族最早活动和栖息的摇篮地之一。     

光辉灿烂七千年——关于中华文明史的研究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世界历史最为悠久的伟大民族。约在300至500万年以前,人类的始祖(猿人)就生活栖息在我国西部北回归线23度至40度、东经75度至105度、即以昆仑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当时那里地势平坦、气候温润、动植物生长繁茂,是一片生意盎然、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乐土,即《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所描述的“沃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爱有甘华、甘(木且)、白柳、视肉、三骓、璇瑰、碧瑶、白水、琅(王干)、白丹、青丹,多银铁。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今日云贵高原的西北部地区,就是当年的“伊甸园”(“甸”是边缘,“伊”是最佳之意)。     

唐南海贡荔枝质疑

唐杨贵妃嗜食荔枝,乃置驿传驰,此人所皆知也。且人多以为南海所贡。李肇《唐国史补》云:“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杜甫《病橘》诗曰:“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乐史《杨妃外传》亦以贡自南海为言。然余常疑之。以为南海者,属岭南道,大言之,则谓今五岭南之两广地;小言之,即今广州市郊。其之于唐都长安,不啻数千里之遥。荔枝极易败坏,白居易有《荔枝图序》云:“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况南海之于唐都长安,犹有汉、湘、大江,以驿马之力,虽“飞驰以进”,亦已色香味尽去矣!《本草》有言:“荔枝生岭南及巴。”又云:“初惟出岭南,后出蜀中。”然以左思《蜀都赋》“旁挺龙目,侧生荔     

东胡之疆域及其与匈奴之关系

关于东胡的疆域四至,日人白鸟库吉曾作过探讨,他认为“东胡之北界毫无文献可征”,“其东南二面,盖自造阳(今河北怀来县)以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以长城与中国接境,西方则以兴安岭左右之地与匈奴相连。关于其东北方面……东胡强盛时代,此方面已与具有哈尔滨以南铁岭以北一带平原之貉相临矣”。这里关于东胡西境所至之论述,历来并无反对之意见,但笔者却认为东胡全盛时的疆域应包括锭个蒙古高原或蒙古高原的大部在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匈奴部落只是东胡部落联盟的一名成员,和东胡诸部具有同族或亲属关系,根据何在呢?据王沈《魏书》记载,乌桓(亦称乌丸)人的葬仪是这样的:“贵兵死,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肥养犬,以宋绳婴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     

敕勒歌和敕勒族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脍炙人口的《敕勒歌》千百年来,不知引起多少人对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不尽遐想。这首歌相传是北齐斛律金所作。敕勒族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敕勒叫作丁另。最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当时它居住在匈奴以北,游牧生息于北海(今苏联贝加尔湖一带)。汉代时,丁另人处在无君长、无阶级的原始部落社会。西汉时,他们生活的     

魯国建国前曲阜一帶的历史考查

<正> 鲁国约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在曲阜一带建国;建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高度发展,对当时各国更有很大影响。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鲁国建国前这一带文化的发达是分不开的。(一) 鲁国建都曲阜。曲阜一带就是指以曲阜为中心的、当年鲁国的辖区而言。东汉应邵在解释“曲阜”之名的来历时说:“城东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转引自乾隆版《曲阜县志》)。今之曲阜城东,还残留着一个委曲八、九里长的大阜。这一情况说明,今     

“配义与道”正解

孟子自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当弟子问:“何谓浩然之气”时,孟子回答中有“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一语。“配义与道”当作何解释?自汉代至今,注家均无例外把“浩然之气”同“义”与“道”相配,赵歧、朱熹、毛奇龄等甚至干脆把“义”与“道”合而为“道义”一词,以与“浩然之气”相应,这似乎已成千年定论。然而问题正出在这千年定论上。“道”虽是道家学派的核心范畴,但并非是道家的专利,儒有儒道,墨有墨道,诸子百家莫不如此,只不过含义不同于道家之“道”而已,在儒家学     

台湾《展望》杂志全文转载《阴山学刊》论文

《阴山学刊》1999年第 3期推出“港台文学研究”专栏不久 ,立即在台湾引起反响。在台湾岛内外久负影响的《展望》杂志于2 0 0 0年元月号全文转载了由吴素娥、金鹏善撰写的论文《何日共一曲尽诉故园情——郑向恒散文印象》。并特别加了“编者按”,称由大陆内蒙古包头师专中文系两位作者合撰之此文“曾于今年 (指 1999年 )九月刊登于《阴山学刊》第 12卷第 3期 ,本刊为了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特刊出 ,以飨读者。”郑向恒先生也两次来信 ,对作者和《阴山学刊》表示敬意台湾《展望》杂志全文转载《阴山学刊》论文@张福勋…     

宋代私人养马业探研

宋代私人养马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民间私人养马和官员私人养马。由于受自然条件、传统养马的习惯和社会需求的影响,私人养马业呈现如下特点:地区发展不平衡。私人养马一般集中在河东、河北、陕西、京东、京西和西南的巴蜀地区,无论马匹数量还是质量,北方和北宋都占绝对优势;品种众多,宋代私人养马达十几个品种;私人养马还受战争、国家政策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私人牧马业比较兴盛。论文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并吸收了现代畜牧学、家畜生态学、气候学、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以期深入、系统地对宋代私人养马业进行探讨,为全面研究宋代牧马业及其军事尽绵薄之力。     

简议“人无完人”——读《朱德早年读史批语选》札记

黄埔军校大门两侧有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传说是蒋介石撰写的,至少也说明他对这副对联十分欣赏。所谓“正气”,指刚正的气节、正派的作风,而“完人”则必须在为人道德,亦即气节、作风上完满无缺。天地之间,古往今来,果真有至善尽美、毫无缺点的“完人”么?笔者对此是大有疑问的,因为它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过,很多人还是相信有“完人”。诸葛亮(公元181—234)就是一个“完满无缺”的     

张国常和他的《重修皋兰县志》

张国常,字敦五。甘肃皋兰人。同治癸酉(1873)举人,光绪丁丑(1877)进士。授刑部主事,因“亲老告养”还家。从此不再出仕,开始了舌耕笔耘,讲学宣道生涯。他任兰山书院山长二十余年,言传身教,造就了不少人才。当时甘肃“发科成名”之士,大都是他的“门生”。其中声誉特著者,有刘尔忻,王烜等人,他     

古代榆中考

秦以前的榆中 榆中之名,史籍早见,地在今何处,其说不一。《辞海·榆中》条说: 榆中 古地区名。战国时赵武灵王西略地至榆中。《史记·秦始皇本纪》:“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故地所在自来说法不一,三国魏苏林说在上郡,指今陕西省的东北角。唐张守节说在胜州北河北岸,即今内蒙古河套东北岸。二说都认为榆中即榆溪塞所在。晋徐广、北魏郦道元说在金城,即今甘肃兰州市榆中县一带,与榆溪塞不在一处。     

朔方道建置初探

一些有关宁夏川区(今银川市、石嘴山市、银南地区一带地方)行政建置沿革的书刊,对宁夏川区在公元1913年至公元1929年约16年左右行政称谓的收录互有异同,使人有莫衷一是之憾。现谨就宁夏川区在民国初年,道名是否命为“朔方”;如曾命名“朔方道”,嗣后,是否又易名为“宁夏道”;民国初年是“裁府存道”,还是“改府为道”;“朔方道”是由“宁夏府”改置,还是由“宁夏分巡道”改置等问题进行探讨。为探讨方便起见,先录所阅书刊的有关     

鲁迅在西安“暑期学校”讲学——《鲁迅西安之行》节选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日上午十时,陕西省“暑期学校”开学典礼在西北大学礼堂隆重地举行了。 其隆重的表现:一是到会的都是陕西军阀当局的重要有关人物,在主席台上有省长代表郭涵、督军代表范滋泽、教育厅长马凌甫、实业厅长刘宝濂,还有鲁迅称之曰“捏枪阶级”的警察厅长马浩也登上学府的主席台,这实在令人大不舒服;此外,当然是“刘记”西北大学第一任校长,即“轮化论”发明家傅铜等,以及其他军政界要人,并“听讲员”二百余人。二是宣布典礼开始之前,在照像事业于西安并不发达的当时,还事先举行了全体照像仪式,然后列队步入礼堂的,很有召开国会议员大会的气势。     

太平军北伐之进攻天津问题

太平军北伐的最终目标自然是北京,但它的前一个目标却是天津。咸丰三年(1853年)七月末,太平军从怀庆西行,八月初二日入山西境,连克垣曲、绛县、曲沃,初十日攻下晋南重镇平阳府(临汾)。此时山西清方的原有兵力被巡抚哈芬“扫数带出”,逼留阳城一带,已落在太平军的侧后方。自“平阳以北至省城一路平坦,各州县存城之兵,多者七八名,少者一二名,……城守无兵,势必望风瓦解,旬日之间即可直抵省城。”①十二日,太平军克洪洞。“至洪洞时,赵城各村镇先……送赢马米粮,霍州城门大开,……备粮石以待。”②但太平军并没有乘此有利形势继续北进。固然后路林凤祥尚在平阳,清方榆林镇总兵郝光甲插在平阳、洪洞之间拦阻,但郝部只不过二百人,③是挡不住太平军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