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与影响——兼评中美关系中的媒体因素

媒体是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各因素中较为显著的一个。在美国国内 ,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或合作。媒体既有监督、揭露的一面 ,又有被利用、控制的一面。在外交决策中 ,媒体通常扮演的是设定议题、议程 ,影响舆论和政策推行工具的角色。在中美关系中 ,由于种种原因 ,媒体的消极作用较为显著 ,需采取一定措施加以改变     

现代化战争中的媒体角色——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媒体给我们的启示

有人说战争是媒体的狂欢节,而美国媒体向来是擅长同战争“共舞”的。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媒体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今,媒体对现代化战争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何在战争中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美国媒体在伊拉克战争中,扮演着一个全新的角色,这为如何在现代战争中运用媒体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带给我们重要启示。     

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决策的互动关系——以伊拉克战争为例

研究美国国内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的互动,不仅可以看出公众舆论是如何发挥影响的,影响程度如何;更重要的是可以发现政府如何利用媒体优势影响和操控公众舆论,从而为自己的对外政策服务。本文主要论述伊拉克战争前后公众舆论与美国政府决策间的互动关系,解析在对伊政策问题上,政府对民意的重视和引导,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决策的约束和调节。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媒体角色

民主的良好运转离不开民众对信息的掌握,而新闻媒体则是民众获得当前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以及政府行为的重要途径。由于内政与外交决策的不同,新闻媒体在信息沟通过程中分别扮演相异的角色。美国国内问题与外交问题的决策是两种不同的机制,国内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到各个行为体的利益,媒体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坚持与政府不同的立场,而外交政策的关注点是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政府和公众容易达成共识,不同立场的媒体也容易达成共识。美国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时注重轰动效应,比较简单化与片面化,且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相符,媒体对国际新闻报道的特性就是与国家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美国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倾向于展现一个两极分明的世界,对国外所发生的灾难、矛盾冲突和流血战争的关注,其实是对国内政权的一种肯定和宣传,人们对来自骚乱的国外世界的恐惧更加坚定了人们对承诺稳定和秩序的国内政权的支持和期望。美国外交政策中,政府主导而非控制信息沟通过程,总统在外交决策中拥有绝对权力,政府是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媒体追求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媒体是非决定性的重要的决策参与者、公众舆论作用有限但是必不可少的支持者。     

从英国有关伊拉克战争的"口水战"透视英国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延伸 ,对于民主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伊拉克战争期间 ,一向标榜“新闻自由”及“独立、客观报道”的英美各大主流媒体却纷纷充当政府“喉舌” ,制造战争舆论。英国煤体的所作所为以及以“伊拉克情报”为导火线所爆发的英政府与BBC之间的“口水战”日益激化 ,从中也不难看出英国新闻自由是有局限性的。相比之下 ,我国的新闻自由尽管还存有缺陷 ,但其前景必将是美好的     

俄罗斯在伊拉克石油利益分析

伊拉克战争使“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陡然升温的俄美关系面临考验。俄罗斯能源资源使其在中美俄新型“能源三角关系”中处于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 ,能源外交成为振兴俄罗斯的重要手段。俄罗斯在加强与美国能源合作的同时 ,出于维护自己在“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石油利益与美国展开外交斡旋。     

试论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中地位的演变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理念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中走上复兴之路。“9·11”为新保守派把其思想化为实际政策提供了一个契机,从而确立了新保守主义在布什政府外交中的强势地位。当其影响在伊拉克战争前后达到顶峰时,战争的非预期性后果使新保守主义陷入困顿与衰落。     

从“虐囚”看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美国虐囚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一些人认为美国媒体真正体现了新闻自由原则，敢于揭黑，是政府行为的有力监督；而一些人则认为美国媒体在战争开始时一边倒，是政府的附庸。本试图浅析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并从世界格局和西方化优越论处着手给以解释。     

美国中东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二战以来,美国对中东政策历经冷战、海湾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三个分水岭。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因素除了基本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利益外,还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政党外交理念、国内利益集团以及美国与大国的关系、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都有着紧密联系,是一个合力的结果。     

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机构

本文运用“漏斗”这一直观方法梳理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各种角色 ,分析它们各自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 ,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外交决策     

伊拉克战争中的媒体异化现象透析

伊拉克战争是第一场被全面直播的战争 ,这场战争为全世界所关注。在这场被称为“信息战”的战争中 ,处于不同地位的各方媒体对战争的报道 ,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与事实的偏离 ,连一向标榜真实客观的西方媒体 ,其报道内容也有大量片面乃至虚假的成分 ,乃至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硝烟的媒体战场。本文试图透析新闻媒体在战争报道中的异化现象 ,并揭示其深层次的原因。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上）

正如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所言，伊拉克战争总是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他的论断是颇为贴切的。许多人认定美国的少数新保守主义者以2001年的“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为借口，将美国引向了战争的无底深渊。换言之，假如新保守主义没有影响美国的对外决策，美国原本是可以避免卷入这场战争的。     

利益集团的教训

美国在伊拉克的处境每况愈下，就连福克斯新闻频道支持美国对伊宣战的人士都不免感到疑惑：“为什么美国会在伊拉克举步维艰？”关注伊拉克战争研究的人提出了更为尖锐的问题：“久经考验的美国官员怎么会做出如此错误的决策？”至于关注俄罗斯与原苏联政党的人士可能会提出另一个疑问：“难道美国官员没有从冷战终结以及冷战后的事件中汲取教训吗？”（其实，布什政府的高层官员中不乏原苏联和东欧国家问题专家。）由于美国人对美国外交事务的评判往往存有多种标准，因此深入分析华沙条约组织崩溃的原因，有助于进一步验证美国对伊拉克实施了错误的外交政策。     

“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与对华政策

作为美国政治体系中继立法、行政、司法及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美国的思想库一直在政府内政外交决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本文从历史视角分析了美国思想库在对华决策中的角色及其不同流派的对华政策立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开展对美国思想库的公共外交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     

伊拉克战争中国媒体报道效果分析

伊拉克战争期间四大媒体在时效上的竞争在现代社会已然白热化,中国媒体的表现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并 在国际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报道形式多样化,尤其以广播和网络的突然崛起为标志。本论文从电视、报纸、广播、网络 四个方面分析了它们各自的报道策略,以及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发展方向;还有战争后媒体的反思等等。伊拉克战争对 中国媒体来说是一次考验,危急时刻的紧急应对报道策略是反映一国媒体成熟性的标志。虽然在报道的过程中也存在 一些缺憾,但是通过这样一个事件表明了我国的媒体也在迅速走向成熟。     

关于进攻伊拉克的再思考

随着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偃旗息鼓,伊拉克是否应该成为反对全球恐怖主义战争的“第二阶段”?主张对伊拉克采取强硬路线的鹰派人士警告说,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库以及他对美国的狂热仇恨使他成为首要威胁。其他人建议继续采取外交手段,让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返回伊拉克,他们认为,进攻伊拉克将使阿拉伯世界发生动荡。     

试析当前美国在中东、中亚的存在对中国军事、能源与外交的影响

中东、中亚是中国“大周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利益攸关的大后方”。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中东“坐大”,在中亚军事“驻足”,使我国在传统军事安全领域受到了新的地缘军事战略压力,并恶化了中国能源安全环境;但同时鉴于两地区特殊的政治、民族和宗教等地缘特征,美国的存在及其强权行径已引起当地许多国家的不满,开展多边外交成为后者的共识,这为我国外交的拓展带来了机遇。     

冷战后美国两任政府对朝政策比较

接触与遏制并举是冷战后的美国两任政府对朝政策的重要特征。克林顿政府时期，“接触”占主导地位，是在接触的基础上寻求外交解决，实质上是一种“妥协性”的政策；小布什政府采取的是“鹰派接触政策”，遏制占主导地位，其实质是“对抗性”的。导致两任政府对朝政策产生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任政府在全球战略应对的政策手段上及战略指导思想不同。在朝鲜核问题上，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使小布什政府更倾向干实力解决问题，可以预期的是，在实现其核问题、导弹问题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之前，小布什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强硬立场，将继续坚持“国际化”方针，并进一步加强美、日、韩在对朝政策上的协调立场。     

制衡还是外交摩擦?——法、德、俄等欧洲国家反对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形式及动因浅析

法、德、俄等欧洲国家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此现象引起了国际政治学界和政策界的关注。美国部分学者依据所谓的“软”制衡理论,从反对形式和动因两个方面来阐释、分析这一现象,并得出这种反对具有“制衡”性质的结论。本文针对这一结论,仍从反对形式和动因两个方面来考察欧洲有关国家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一现象,但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反对不是制衡,而是传统的外交摩擦。     

灾害报道中的媒体角色定位——以“5·12”汶川特大地震报道为例

在非常时期媒体的监督功能可能被弱化,原有的权力制约与制衡功能会逐步向政府与社会的协调和均衡方面转化。因为政府在诸如“5.12”地震自然灾害面前的行为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和媒体。在灾害发生时,政府与媒体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有什么新的变化？在政府积极救助灾难的过程中媒体的角色如何定位？或者说政府如何才能引导媒体行为以促进政府公共管理目标的实现？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