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玉米经济新探--以文书资料为中心

现有关于徽州棚民的研究大多注意到棚民垦殖玉米对当地生态的破坏以及地方社会的禁止性措施,但难见对清代徽州玉米经济实态的系统考察,对文书资料利用也很少。资料显示,在清代徽州农村社会,玉米种植并没有做到令行禁止,玉米实物租大量出现,反映出民众对玉米这一粮食种类的认可。清代徽州玉米垦殖收益的分配方式颇为多样,一些山主通过出租山场可获得大量玉米实物收益。此外,清代徽州地区玉米种植虽然对山地生态有所破坏,但也有促进林木种植的一面,这在以往研究中未受到关注。     

论清代族规家法保护生态的意识

保护生态是清代族规家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主要表现在对林木、水源、动物和土壤的保护。禁止性事项和惩罚奖励性措施是族规家法保护生态的主要内容。它在客观上培养了人们保护生态的习惯，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和约束力量。这在大力提倡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现代社会里，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清代徽州家谱编修特色探究——以《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著作,有着自己的一套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索编修者在家谱编纂过程中对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可以看出清代徽州家谱在体例继承与创新、编修材料考证与甄选、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家谱功能宣扬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意义。     

设立“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意义初识

“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等十个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是国家保护中华文化安全,向世界精彩展示推介中华文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是对徽州全局进行通盘筹划的重要历史机遇,事关大徽州未来发展全局;“保护区”的设立标志着“保护”理念的升华和深化。做好“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意义重大。     

徽州宗谱家法资料中的植树护林行为

徽州宗谱家法是谱牒资料的重要内容 ,它是徽州宗族社会的民间法规行为 ,是宗族成员行动的规范 ,对宗族成员的行为起约束作用。提倡植树护林 ,是徽州宗谱家法资料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表现了徽州宗族追求林木绿化景观的景观生态思想 ,倡导植树绿化的行为和禁止毁林的护林行为 ,并在客观上培养了徽州人种植和保护林木的习惯 ,产生了巨大的植树护林效应和约束力量。该文认为产生徽州地区宗族植树护林行为的重要原因是 ,山林经济地位特殊、毁林严重、风水意识盛行及宗族经营山林。在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改善生态环境的现代社会里 ,徽州宗谱家法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百村千幢”保护工程刍议

＂百村千幢＂工程目的是保住徽州古村落、古民居的＂筋、骨、肉＂,守住徽州古村落、古民居的＂精、气、神＂,因此需要用好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牌子;需要充实＂活态徽州文化内涵＂里子;需要守住＂徽州文化生态整体空间＂底子,使之成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一个福祉工程,无憾工程。     

作为生态文明界标的徽州村镇人居环境建设

通过文献梳理与田野考察初步探讨了徽州生态文明与人居环境建设长期和谐发展的历程和经验,运用史料学、生态学、人居环境科学等相关理论,结合实例分析,认为:生态文明是徽州文化的基本内核,徽州村镇人居环境建设自觉遵从生态规律,保护生态环境,适应生态变迁,成效卓著,传承至今,在时代发展机遇、生态经验积淀与生态观念更新诸方面堪称生态文明的界标,具有独特的借鉴价值。     

试论徽州文化的文化地理外向扩散与有机保护

文章以徽商为着眼点,着重探讨了徽州文化发展与地域扩散间的相互关系。空间扩散表现为两种情形。从徽商文化外向扩散角度而言,汉民族于东晋南朝、唐末五代和两宋之交南下移民,与南方土著融合,共同开发徽州,使徽州得以崛起。明清时期徽商历经发展、买卖货物,逐渐演变成一个显著性的地域商人团体。为使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相结合、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文章最后提出了关于保护徽州文化有机保护的几点建议与讨论：第一,积极申报徽州相应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如何规避旅游过度商业化问题。第三,建立与实践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从大尺度上探索徽州文化有机保护问题。     

徽州:特色文化生态空间

徽州自然生态绝佳,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特色文化生态空间;应该克服目前的种种不足,搞好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建设,在保护特色文化生态空间的创新上作出示范。     

清代徽州民俗略论

徽州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处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区域。徽州文化的代表之一是其清代民俗文化,内容丰富且底蕴厚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民俗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至清代发展到鼎盛,其在保留古老徽州习俗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元素,内容更加丰富,特征愈为明显。众所周知,在历史的长河中,徽州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华大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在如何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徽州民俗文化,值得后人深思。     

生态保护产业及其集群发展战略研究——以张家界生态保护区为例

基于生态保护区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效益”难以统筹,首次提出“生态保护产业”概念,并在论述其内涵、特性和业态的基础上,以张家界生态保护区为例,阐明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产业集群构建,以及推进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的自然、经济、社会及人的生态化等“四化”支撑战略。     

生态与发展的人学思考

生态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生态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当代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危机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背景。就现阶段中国的情况而言,在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应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优先、兼顾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则,以经济社会发展带动生态环境保护,以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当代生态危机的解决,需要把生态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到人生存的高度来认识,需要以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观支撑,使自然环境真正成为“人的无机身体”。     

发展人类学视野中的渝东南生态保护与发展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是在总结发展经验和教训上提出的,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生态保护区是在当下急剧变迁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对一个特定地区发展的新型定位.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考虑人的存在和发展,这是生态保护区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发展人类学立足于生态区建设过程中因文化引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把发展视为一种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过程.运用发展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对于提高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建设效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生态政治探微

生态政治是人们为保护生态环境所作的政治努力,是政府围绕生态保护开展的所有活动。以政府行为、法律手段保护生态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研究生态政治有助于政府把因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到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内解决。     

西藏草场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西藏自治区被列为全国重要的草原生态保护地区,由此必然产生其提供草原生态保护服务的义务及取得相应草原生态保护补助的权利。分析西藏自治区草原生态补偿制度,发现相关生态补偿法律缺失、补偿主体限定过窄、补偿标准低、补偿形式单一、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提出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及制度体系、拓宽补偿主体范围、提高及明确补偿标准、完善生态补偿监管制度等措施。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体制机制，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领导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完善环境管理体制。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主要包含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体系、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生态环境保护能力保障体系和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五方面内容。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良性运转，需要建立和完善协同促进机制和反馈调节机制。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构建与研究

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关系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不断完善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体系,重视运用法律手段引导和规范,加强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才能使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得到切实的保护。     

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周边社区的和谐发展

在建设和完善自然保护区的构建过程中,如何辩证地处理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乃是当今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它是当今世界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主题在生态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具体化。立足于对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发展过程中诸多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以求更好地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边共赢。     

论生态文明与环境法治

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的共同目标和不懈追求,生态文明是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的人类文明,和谐社会必然要求生态文明。在资源环境问题比较严峻的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尤其要强调生态和谐,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生态和谐需要环境法治作保障,环境法治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生态民生建设之路

针对集体行动的困境而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为生态民生建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视角。社会资本与生态民生建设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社会资本是生态民生建设的必备资源,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由于社会资本的缺失使生态民生建设面临一系列困境。要突破这些困境,促进生态民生建设,必须通过充分发挥政府在生态民生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和带头作用、加强生态价值观教育、增强民众的生态意识和责任、加强环保立法、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促进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等途径,进行社会资本的创新和培育来完成。